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京電視劇中心出品了一批中國電視劇史上的經典之作，1985年的《四世同堂》、1990年的《渴望》、1991年的《編輯部的故事》、1993年的《北京人在紐約》、1995年的《無悔追蹤》、1998年的《一年又一年》、《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這些作品在題材上銳意創新，勇于突破，絕不重復，幕后功臣是至今仍奮斗在電視劇創作一線的導演鄭曉龍。

如今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鄭曉龍的新作《北京人與紐約客》正在籌備中，這是一個全新的故事，前半部分講中國人在美國的奮斗；后半部分是美國人到中國來的故事。雖然故事、人物和25年前的《北京人在紐約》有續有新，但主題一脈相承，同樣是東西方文化差異下，兩國人之間的故事。鄭曉龍說：“拍《北京人在紐約》時，我們對美國是仰視，在仰視的同時又帶有很強的愛國情懷，但是現在中國人對美國的心態變得平和很多，是平視，大家會比較平等地來看東西方差異，變得幽默了，變得敢于開玩笑了。還是那句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真實地反映咱們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變化吧。”

為什么非要考大學

1977年恢復的全國高考改變了當時很多人的命運，鄭曉龍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與大多數人不同的是，他沒有志在必得的目標使命，只是帶著好奇心和新鮮勁兒嘗試一把，參加了1978年的高考。

1977年的高考，鄭曉龍并沒有參加，那時他是就職于北京人民廣播電臺農村部的記者，被派往海南農村采訪一個月，跑了十幾個縣。那時候對很多人而言，高考是人生中的頭等大事，改變命運的重要機會，但鄭曉龍已經有了一份別人夢寐以求的體面工作，就連父親也不理解，為什么好好的非要去考大學。“當時我才25歲，如果就那么混著也沒問題。但我想給自己點壓力，原來上大學之前就看過好多書，在部隊的圖書館有大量的文學名著。我就想考考大學，檢驗自己到底是個什么水平，最后五門功課，總共330分，考上了北大分校，沒上成本校，因為數學我沒分，根本沒去考，完全不會呀。”

1982年，29歲的鄭曉龍大學畢業，重回電臺工作。孰料，四年后的電臺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北京人民廣播電臺變成了北京廣播電視局，里面增加了一個電視臺，還增加了一個電視藝術中心，臺長問他的工作意愿，他選擇了電視臺。“我大學學的是中文，其間還發表過小說和電影劇本。于是，我就想電視藝術中心是搞電視劇的，搞文藝創作的，至少它和我的專業接得比較緊，于是就在1982年底的時候到了北京電視藝術中心。”

那時候，電視劇到底是什么人們還都不明所以，沒有很明確的概念，北京電視藝術中心拍過《礦長》、《頭發的故事》，形式上更接近電影。鄭曉龍說：“那會兒中心的工作人員像林汝為（《四世同堂》導演）等都是來自長影、西影以及各個電影廠，他們都有拍電影的能力，想回北京，但北影廠又進不去，就都集中到了我們這兒。”所以，電視劇到底是什么，大家是在有點迷茫的狀態下不斷學習，并無成功先例可以借鑒，完全是憑感覺去摸索。

工作半年后，鄭曉龍很快升任編輯部主任，主管劇本創作。其間，他寫了《空中小姐》和《邁克父子》兩個劇本，每一部都有嶄新的嘗試，自然也招來很多意見。鄭曉龍回憶說：“當時的創作主流強調的都是政治性，比如題材方面，就得是革命英雄主義、先進人物、好人好事，而我特別強調故事好看，想拍講普通人的生活，講普通人情感的電視劇。”《空中小姐》創作之初就爭議很大，那是一個純愛情故事，有領導質疑意義何在，能代表什么？鄭曉龍回答人類美好愛情難道不是意義嗎？難道不應該歌頌嗎？“我們中心的領導有時候不認可，我就越級找上面的領導，那個時候整個社會的氛圍都在講解放思想，努力向外看，文藝作品大量百花齊放地涌現出來，年輕的創作者總想要跟時代接軌，也總是想掙脫一些什么。”

忐忑的《編輯部的故事》

1990年，鄭曉龍擔任總策劃的《渴望》掀起了席卷全國的風潮，這是中國第一部長篇室內劇，因為播出時降低了全國的犯罪率，還得到公安部表彰。鄭曉龍也升任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副主任，他沒有固守榮譽因循舊路，他主抓的另一部后來成為經典的《編輯部的故事》在當時無疑是一個大膽的挑戰，從創作到播出前，他承認一路忐忑不安。

“《編輯部的故事》這樣的片子怎么能夠放呢？插科打諢，實在對生活不嚴肅，你搞了個馬列主義老太太，諷刺馬列主義，是嚴肅的政治問題。還有劉書友這樣的也能當主角？還有余德利這種，說：‘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些人怎么能成為現實生活當中的主要人物？”鄭曉龍回想起當年的反對意見，那些場景仿佛還歷歷在目，一點也不好笑。鄭曉龍思想比較開放，北京廣電總局的老局長張永經做藝術顧問。有人勸張永經，“別晚節不保”，但張永經力排眾議，讓《編輯部的故事》得以立項開拍。“張永經主要覺得這作品首先是無害，在笑聲當中諷刺社會的一些問題。當時整個社會解放思想，各種各樣想法的人都有，本質上這些人都是好人，遇到大災害人人都獻愛心”，鄭曉龍說。

《編輯部的故事》中有很多人物類型，即便現在的電視劇都鮮有涉及，比如張國立飾演的同性戀，還有歌星雙雙，還有一些無比荒誕的故事夸大地反映現實，如今再看也依舊映射人心，比如飛來的星星和欺凌雇主的小保姆。所以，當時能拍是過了第一關，播出時又遇到困難。1992年春節，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李瑞環到北視中心視察，他曾在中南海接見過《渴望》劇組，很喜歡北視中心的這幫年輕人。“來北視中心這個會上我就問他，《編輯部的故事》給您送去了帶子，您看沒看？他說我沒看，但是我請我們辦公廳的年輕人看了，我在中間休息的時候跟他們打籃球，問他們看了以后怎么樣，他們說非常好，又很逗。我想辦公廳的年輕人水平夠高吧，他們都覺得很好，我覺得應該沒問題。”鄭曉龍說。由此，《編輯部的故事》順利在全國播出，成為了中國電視劇史上的又一部經典。據說，姜文后來和鄭曉龍合作《北京人在紐約》，就是因為看了《編輯部的故事》，他沒想到電視劇能拍得這么有意思。

沒錢，膽大，敢去美國

《編輯部的故事》實踐了一個在當時大開腦洞的籌資方法，首開先例在電視劇中植入廣告。那個年代拍電視劇最難的不是找演員、寫劇本，而是籌資。北京電視藝術中心是國家事業單位，有一部分政府撥款，除此之外用于拍攝的大部分費用需要到社會上四處籌資，金主都是餐館和做服裝生意的私營老板。鄭曉龍便想到找大企業做贊助，產品植入劇情中，《編輯部的故事》里植入了百龍礦泉壺和潔廁靈。“那會兒對金主還有劇情都要負責，我們不光編臺詞、還編情節，還要看起來合情合理，又讓對方滿意。臺詞里‘少抽兩包萬寶路，一年不用刷廁所’，說的就是潔廁靈。”鄭曉龍回憶，當時百龍礦泉壺產品推出不久，幾乎談不上什么知名度，老板來的時候帶了六七個人從一輛黃色小面包車里下來，等到電視劇播出后，礦泉壺老板是坐著奔馳車來感謝劇組的。

有了《編輯部的故事》的籌資先例，鄭曉龍的想法更大膽了，他想去美國拍一部電視劇，就是后來的《北京人在紐約》。1991年鄭曉龍曾赴美從事電視發行業務，在紐約工作了三個月，由此初識美國。上世紀90年代初“出國熱”，人們將國外想象成理想天堂，卻與曹桂林小說《北京人在紐約》里寫到的中國人在美國真實生活有巨大反差，這燃起了鄭曉龍的創作沖動。從美國回國后，他開始策劃創作劇本，而且設想必須在美國拍，在此之前，還從未有一部電視劇走出國門拍攝。

沒錢，是最現實的難題。有人提出不去紐約，就在國內搭景的折中方案，鄭曉龍覺得根本不可能。“我看到了美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是外景上的不一樣，內景也很不一樣，你在中國哪找Supermarket，（上世紀）90年代初那會兒還沒超市呢，街上還都是打醬油的小鋪呢，是拿大木勺舀的那種……那會兒國外的物質條件和國內差距太大了，車輛、街道和人的富裕程度都完全不一樣。”鄭曉龍說。全程去美國拍一部電視劇的想法在當時何止是大膽，簡直是天方夜譚。創作劇本時，編劇們還都覺得是白日做夢，李曉明（《渴望》編劇）給大家打氣說，“曉龍這家伙算是福將，每次都成，咱們再看這次紅旗到底能扛多久。”結果，鄭曉龍真的就辦成了，先從三九胃泰藥廠拉來50萬贊助，又經上級領導安排，從銀行貸款，勉強湊夠了拍攝資金。

“第一是沒有錢，第二對國外的了解特別少，但就是膽兒特別大。我們那個劇組40多個人，21集的戲整個在美國拍了差不多一百天吧。”鄭曉龍回憶說，“我們去跟紐約負責這塊的辦公室報備了一下，取得了拍攝許可證，那個不花錢。事實上，他們要求你每到一個地方還要再提前報備，他要派警察來給你維持秩序，還要給人家小費，這個小費我們都不樂意給，因為沒錢。經常是說好在哪個飯店拍，就開車到飯店附近一停，下來一車人扛著機器，支上就拍。那會兒我們很窮，美國人對我們這些窮人也網開一面的，在大街上拍他也不管你。”

最后離開美國時，劇組攢了一堆停車罰單，由律師處理統一交了罰款。用“無知者無畏”形容《北京人在紐約》劇組毫不為過。有一次劇組司機超速，被警察攔下，拿出中國護照，且一句英文不會說，美國警察只能干瞪眼。后來在法庭上，代表律師還討價還價，不認無照駕駛的罰，理由是中國是世界駕駛協會的成員，所以說我們在美國能有三個月的開車期限。但事實上，當時中國大陸從來沒有加入過世界駕駛協會，是臺灣加入的，但律師提出，中美聯合公報上認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法官認為辯護有理，于是這張罰單就作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