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改革開放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的一場偉大社會革命，1978剛剛改革開放的那年，我才20多歲，正當風華正茂，出任一家省屬國營企業廠長，可能我缺少經商細胞，30出頭時我毅然辭職廠長，走進公務員行列。記得我剛到省發改委部門報到時，時任發改委研究所所長吳敏一告訴我：“改革是發改委這塊土地上生長得最好的莊稼。“

這句很有詩意的話，對當時很憤青的我，真的以為一下進了天堂。沒幾年，這時時任溫州市副市長的吳敏一也辭職下海，成為轟動全國的一次事件。如今20來年下來，可能他這個人只懂得機關工作一套，換了10多個崗位，都不如意。去年發改所成立35周年，我碰上已經60開外，滿頭白發，但始終剪著小平頭的吳敏一，仍堅守著公務員那一形象。

在這里，我把吳敏一幾十年前送給我的話，加了一句還給他：“改革是發改委這塊土地上生長得最好的莊稼，我們不是收獲者，我們僅是這塊土地上的莊稼漢。“這些年來，對發展改革工作，讓我體會最深的是，改革真的重要，改革真的太難，改革真的沒有完成時。

01

改革開放的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立近30年，我們的國家在共產黨領導下，既取得了諸多成就，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的干擾。但總的看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應是水到渠成，大勢所趨、國情所迫、國運所系、民情所需。

拿我來說，我出生在杭州蕭山，父母都是南下干部，與無數農村孩子比較，我投胎在一個能吃商品糧家庭。但我是在蘇北爺爺奶奶身邊，因為小學初中高中都在家門口，這使得我們成為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中國有句俗語：“寧死當官的爹，不死討飯的娘”，這就是說有媽的孩子是個寶，沒媽的孩子是個草。加之，那時改革開放前，蘇北經濟還是比較落后的，社會上稱那里的人，叫“蘇北佬”，意味著蘇北落后貧窮，帶有明顯的歧視。

我是五歲上小學的，又是外地人，當地人稱我們是“江南蠻子”，這也是一種歧視性稱呼。有一次，那是我上一年級的時候，與同學為“江南蠻子”發生爭執，開始動口，接著動手，后來動武，對方要磚頭把我的頭打破，我滿頭是血，沒有去醫院，回家奶奶找了一塊長毛巾簡單包扎了一下。同學是我的鄰居，他媽知道打傷我后，忙用油煎了一個荷包蛋送來，說是為我流血，補下身子。當時，我一大口就將荷包蛋吃光，又用嘴把碗里油添得干干凈凈。

這是我到蘇北第一次吃到這個東西，待同學家長離開后，我問奶奶，剛才我吃的叫什么？還十分好奇說：“世上怎么有這么好吃的東西？如果頭打破了才能吃到，我天天愿以讓人將頭打開花！”奶奶聽到這里，抱住我放聲大哭，感到虧對了孫子。同志們，這就是改革開放前，我的真實生活狀況。可以說毛主席解放了全中國，但他無法讓全囯人民富起來……說起改革開放之前的事兒，可能每個人都有自己窘事。可見中國不能再等待了，必須要進行一場改革，這絕非空穴來風。

說到這里，不得不說一個人。此人是香港張五常，一個頗有爭議的經濟學家，許多人罵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但面對中國改革開放，他還是熬不住說了一句良心話：“我可以在一個星期內寫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那么多的系列條件的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么久，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經濟奇跡。”

02

改革開放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怎么開放，怎么改革，從哪開放，從哪改革，既需要高屋建瓴的設計師發號施令，正確指導，更需要有各方的精密組織和行動。

1995至1998年，我作為全國首批援藏干部，在無人區我遇見兩件事：第一件事，浙江對口的藏北無人區的申扎縣，要建一個小型水電站，那是我到藏北的第二個月，這時從河南省副省長轉崗到武警水電總部任政委的劉源少將（劉少奇之子）想要爭取這個項目來施工，就讓我帶他到項目現場踏看。因為這個項目現場在無人區，我也沒去過。加之，往縣里沒有公路，人能走的地方就叫路。所以匆匆讓申扎尼扎縣長趕到那曲鎮為我們帶路，我與縣長一輛車，劉源一輛武警車，早晨五點上路，晚上11點左右縣長的車突然瞎燈熄火，我只見劉源的車擦肩而過。后來車修好，我與縣長趕到申扎縣城已是凌晨，因縣城沒有招待所，縣長把我帶到他家，從床上趕走她的媳婦，讓我睡在他們的床上。而這時劉源車還沒有到，尼扎縣長知道情況不妙，馬上帶領全縣在家的二三部車，到無人區去找劉源。大家知道，藏北那片無人區有40多個萬平方米，找一個人可謂是大海撈針。直到第六天，劉源在無人區碰見一個會講藏文的牧民，結果請他把車帶出了無人區。人們可能欲問，這幾天劉源是如何挺過來的，我也不知道？高原出差，通常隨車會帶一些干糧汽油，如果糧油耗盡，在那個信號盲區，你的官再大，也許誰也保護不了你。

第二件事，是我到藏北牧區走訪牧民，那次，在無人區方圓幾十里地，僅見到草場上惟一有一頂帳篷，我們走了過去。見去一看家徒四壁，主人躺在牛糞堆上病入膏肓。家中有5個小孩因沒有衣服好穿，只能躺在幾張羊皮下，見狀我馬上從口袋掏出幾百塊錢，主人老婆對我用藏語說：“兔節節！”不肯收錢。漢語就是“謝謝”的意思。我以為她嫌鈔票少，忙讓司機上車取來我的公文包，將里面一千多塊錢全掏給了她。這女人還是說：“兔節節！”不肯收錢。這下我蒙住了，隨行翻譯告訴我，在一往無邊的無人區中，找不到一家商店，這時錢再多也只是草紙一刀。

我說這兩個故事，就是想說明一個問題，一個共產黨人只有為人民服務思想是不行的，還得有與人民需要相配區服務的本領和水平。這個水平，對劉源少將來說，至少讓無人區不要是盲區，可以通信聯絡或定位；對牧民來說，有錢可以買到東西。這從另一個方面是不是呼喚我們必須加快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讓老百姓從改革中有獲得感。

這也許回答了中國的改革為什么從農村突破？實際上中國改革就是從農村首先開始的，1978年前實行20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農民牢牢的拴在了土地上，大鍋飯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后的1978年12月24日晚，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聚在一盞煤油燈下，在分田到戶實行包干的協議上按下了紅色手印。這份存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承包契約，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農村改革突破的另一方面，就是鄉鎮企業在農村的崛起。江蘇華西村、天津大邱莊、河南的劉莊、南街村和竹林，他們都是農村改革的先鋒和發展鄉鎮企業的典范。

美麗中國建設，也是從農村開始的，正當改革開放高速發展，環境保護問題凸顯，這個時候，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在安吉縣余村提出了著名的“兩山“理論。他們不搞住宅的集中連片和建設高樓，不破壞傳統的農村文化，而是在原先村落的基礎上，進行改造和美化，爛水溝變成了清澈的溪流，臭水坑變成了綠樹圍繞的荷花塘，房頂美化了，墻壁刷新了，村上設置了就業指導服務聯絡站，設置了圖書館、活動廣場和醫院。云白天藍，百姓有了十分滿意改革獲得感。毋庸置疑，改革開放引領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飛躍，這里我還想要增加一句話，這是中華民族初心的發現：孫中山讓我們醒過來（睡獅），毛澤東讓我們站起來（建國），鄧小平讓我們富起來（富國），習近平讓我們強起來（強國）。

03

習總書記明確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已經進入高峰期，必須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多推有利于增添發展動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調動廣大干部積極性的改革。這四個有利于實際上是40年改革積累的寶貴經驗。

記得那是1999年底，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剛結束，時任國家發改委主任曾培炎，被我當時執筆的一個《浙江民間投資問題研究》課題吸引到浙江調究。這里我為什么說是吸引呢？因為那時誰都不敢說搞民營經濟，只能以民間投資來含沙射影，即便這樣也是要冒風險的。既然浙江搶先全國提出這個問題，國家發改委主任怎么不敏感呢？我見到曾培炎時就說：“主任你來遲了！”我為什么這樣說，因為全國經濟工作會議已召開，全年工作這個時候已經全部作了部署，所以我說這事遲了。曾培炎得知我的意思，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小張，我一下子還沒看透？”我知道主任苦衷，所以努力為他在浙江調研選好點。

那天是在臺州地區調研民間投資問題，請來了吉利集團老總李書福、泰隆銀行董事長等企業家。在座談會上說到要造汽車，曾培炎知道李書福是汽車狂人：“什么兩張沙發加四個輪子”時，就不客氣地說：“李書福你從現在起別造什么汽車，你還是做你的老本行。我是學機械出身的，汽車是要講規模經濟的。”大主任這么一講，頓時會場鴉雀無聲，大家沉默許久后，李書福從座位上站起來，說了一句十分經典的話：“曾主任，你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吧！”這時會場又僵局許久。

說到泰隆銀行，因為作為純民資組建的銀行，資金周轉不多，這時曾培炎提出來：“國家再注入一筆資金給你民間銀行，行不行？”泰隆董事長馬上站起身，斬釘截鐵地說：“國家的錢，我一分都不要！”這時大家都很納悶，接著泰隆銀行董事長解釋說：“一是我的放貸沒有國家銀行那么多手續，平時對這些企業誠信了如指掌，貸與不貸心里早已有譜。二是我的銀行沒有休息天，企業半夜三更來銀行要錢，我仍得為他服務，而國有銀行就不允許這么干了。三是最關鍵的是，拿了國家的錢，我的銀行就要受國家監管，我這個董事長就可能失去了話語權。”這么一說大家釋然。

這次調研不久，沒記錯的話，在2000年1月8日曾培炎代表中央政府，首次向社會表態，要大力支持民間投資，發揮民間投資在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作用……這事向我們提出了改革開放必須允許大膽探索和創新，同時，要學會漸進式改革，其關鍵就是最大限度調動地方、企業和群眾的積極性，尊重和保護改革的首創精神，支持和保護廣大干部群眾滿腔熱情地投身到改革事業，鼓勵和保護理論工作者對改革理論和實踐的總結，也支持和保護企業家等新的社會階層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的作用。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的確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到2010年，我們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人們都在猜測，什么時候中國經濟的總量會超過美國？今天我不想回答人們這一問題。

但我這里還有一條微笑曲線，這是英國經濟學家麥迪遜對中國占世界GDP總量的分析：1800年占32.9%，1840年占29%，1945年占4%，1978年占4.9%，2016年占15%。這條曲線至少說明中國目前一頭強一頭弱。怎樣讓這條曲線兩頭一樣強大起來，成為一條真正的微笑曲線。可見新時代我們改革任重道遠，改革任務紛紜復雜，包括方方面面，要處理好全面深化改革和突出改革重點的關系，必須以重點改革突破帶動面上改革。

最后我還要送大家一句話：對改革開放工作，既要埋頭干活，還要登高望遠；既要政治過硬，還要本領高強；既要改革社會，還要改革自己。相信只有這樣，我們就會大膽改革勇于改革，就像一首詩給我們所描繪的：走著走著，花就開了。不必討好所有的人，正如不必銘記所有的昨天。時光如雨，我們都是雨中行走的人，找到屬于自己的那把傘，大膽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