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今年 91歲，仍然堅持每天伏案寫文、翻譯；她的兒女都不在身邊，但堅決不請保姆，生活起居一概自己料理——她就是蕭乾先生的夫人：文潔若先生。

沒有見過文潔若先生的人，很難想象她的精氣神有多足。我有幸聆聽文先生的教誨，與她相處的每個瞬間，都能感受到文先生十足的精神氣質。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容文潔若先生的精神品格，我想應該是“真”。

真誠

那是一個陽光朗照的春天，我第一次拜訪文潔若先生，帶著淘來的《我與蕭乾》《倆老頭兒》請她簽名留念。文先生見是兩本舊書，就對我說：“你有淘舊書的本領，能不能幫我找一找《風雨憶故人》，因為我手頭沒有了，還想找一本來留存。”能幫助文先生做點事，我自然欣喜萬分。

幾天后，文先生見我再次登門時帶來了《風雨憶故人》，開心得笑出了聲，簡直像個小姑娘。她邊欣賞書邊要拿錢給我，我趕忙說了好幾遍“不行不行，這可使不得”。先生見我堅決不肯收錢才罷手，然后對我說：“那我送你幾本書吧。”

就這樣我得到了文先生的贈書，并且成了文先生家的常客。

以后每次登門拜訪，我都會先打電話問文先生需要什么我一并帶去。文先生也從不把我當外人，真誠地說出自己的需求，有時讓我帶兩個面包，有時讓我帶幾個梨，有時讓我帶一盒印泥。我常想，以文先生的身份，找一本書，置辦點生活起居的東西還不容易？何以那么爽直地讓一位原本并不熟悉的晚輩幫忙？除了文先生骨子里的真性情和待人真誠的品格，我想不出別的解釋。

有位愛書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先生多有往來，請我帶他一起去拜訪文先生，我征求文先生是否同意，她立刻答應了我的請求。

拜訪先生的那天，是一個午后。一開門，文先生就面帶著燦爛的笑容迎接我們。文先生說：“我記錯時間了，開始以為你們是上午來，沒想到是下午來。我等了一上午呢。”說完又是一陣笑聲。我趕緊向文先生道歉：“是我想得不周到。如果早上我再給您打個電話來就好了。”文先生說：“不不，你之前已經告訴過我，是我自己記錯了嘛。不能怪你們。”聽到文先生不介意，友人才松了口氣。說完文先生請友人坐下，然后拿出一本書來要送給友人。友人當時臉龐就開始發燙，激動地說，咱們打擾文老師，文老師還送書給我，我著實受了一次很大的驚嚇。

友人請求合影留念，文先生高興地答應了，并且說：“那我得換一條裙子，穿裙子拍照好看。”一會兒工夫，91歲的文潔若先生穿著裙子出現在我們面前，她端莊、大方、美麗。我覺得，那一刻她的氣質展現了青春的風采，我也意識到“青春”并不僅僅是一個年齡的代名詞。

送書給初次來訪的客人，穿上裙子和來客合影留念，我想文先生既是注重自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對來客真誠的歡迎與尊重。

率真

一天下午，和文先生聊天很盡興。眼看著就到了晚飯時間，我肚子餓得咕咕直叫，就對文先生說：“文老師，您看都到晚飯時間了，我請您到樓下吃飯吧。”

聽到我的話，文先生的眼睛里閃爍著清亮的光芒，她想了幾秒鐘后大聲地對我說：“別請我吃飯了，我吃得很少，你省下錢來買書多好啊！”說完文先生又笑了。

那一刻，我覺得她的臉龐就像太陽，溫暖了我的心。文先生愛書，我每次去看她，她不是在寫作就是在讀書。記得她的同學宗璞先生曾回憶說，除了上課、吃飯、睡覺，文潔若幾乎都在圖書館里，好像那才是她的家。有點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味道。可見，從那時起讀書就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她也希望更多的青年人與書結緣。文先生對人從不批評，從不說教，一句爽直的話語 “省下錢來買書多好啊”，春風化雨一般教育了我，滋養了我。

文先生又是如此的率真。一次，我去看望文先生，她正打電話給一位老友，哪知僅隔幾年，對方說話已是支支吾吾含混不清，只會說“你是誰？大點聲啊！”直到最后，對方也不知道是文潔若先生給他打電話。放下電話，文先生一臉無奈地看著我，我問對方多大年齡了，文先生說比自己小幾歲吧。我趕緊對文先生說：老先生今年也已80多歲啦，可能耳朵不好使了。

文先生看我一眼，想都沒想就用她那一貫清脆的聲音說：“才80歲就這德行了！”聽到文先生如此坦誠率真而又幽默的回答，我不由得笑出了聲。文先生見狀，也笑得前仰后合。她的笑是爽朗的笑，是不加掩飾的笑。

認真

文先生的“真”除了體現在待人真誠、率真上，還體現在做事情的認真上。

年逾九旬的文潔若思維清晰縝密，做事極其認真。那次，文先生贈我一本她二姐文樹新女士的遺著 《一個民國少女的日記》，簽好名后，又在人物表那頁逐一把書中主要人物標注好。她邊寫邊解釋：“書中的‘五妹’就是我。我原來不叫文潔若，而是叫文桐新。后來把這個‘桐’字給了我兒子，我兒子就叫蕭桐。”邊說邊寫，一不小心把“文桐新”寫成了“文桐若”。一看寫錯了，文先生“哎呀”一聲，趕緊要找膠水和剪刀。文先生說：“我在其他紙上再寫一個‘新’字，把‘若’字蓋上就行了。”我忙勸說：“文老師，不用不用，那樣太麻煩了。劃了在旁邊寫上就行。”文先生眉頭一揚說道：“那樣不好看，還是把它蓋上更好。”拗不過她，我說：“文老師，那我自己來吧。”文先生卻說：“我來吧，你貼不好。”一問一答的工夫，文先生已把“若”改成“新”。我捧書仔細端詳，果然很美觀。先生做事如此認真，讓人感動不已。

提起文先生做事一絲不茍，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她的譯稿。

她的譯稿全部手寫在方格紙上，一個個楷體字在方格紙上清晰可鑒，看她的譯稿簡直就是一種藝術的享受。個別有錯誤的地方，文先生也會用剛才提到的辦法加以修改。文先生的譯稿絕不會出現大段的刪改和涂抹之處，如果出現大段的改動，她寧可重寫，也不會破壞稿件整體的美觀。我覺得文先生如此認真，一定是在為編輯著想，不想增加他們的工作量。我真為文先生的編輯們感到慶幸，拿到這樣的稿件，不僅效率提高了很多，而且這個過程也應該是賞心悅目的。

真情

文先生的“真”，也是對愛情的“真”，對祖國的“真”。這在她多次為我題寫的贈語中可見一斑。

《北京城雜憶》是蕭乾先生回憶老北京風俗文化的雜文集。冰心先生對文先生編的這本集子有極高的贊譽：“讀了蕭乾的 《北京城雜憶》，他那流利而俏皮的京白，使得七十年前的北京城的色、香、味頓時縈繞而充滿了我的感官，引起我長時間的含淚的微笑。”

我珍藏著兩本《北京城雜憶》，文先生為此分別題贈了兩句“蕭乾語”：

其一：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一座城市也該有它的市格。

其二：我想用禿筆喚回北京市民的榮譽感，喚回東方人的尊嚴。

看著文先生的題詞，我又一次陷入沉思。蕭乾先生的文章立足于城市精神建設和當代市民生活，是在呼喚城市的靈魂和品格。如他對于隨地吐痰的批評，對于亂丟垃圾的痛斥，對于人與人之間相互體貼謙讓消失殆盡的惋惜等，都體現了蕭乾先生對于新時代北京城和北京人的思考與關切。文先生的題詞，則言簡意賅地把《北京城雜憶》的精髓寫了出來。

蕭乾和文潔若兩位先生是夫妻中的典范，他們的愛情讓人羨慕不已。文先生的《我和蕭乾》講述了他們相知相愛、相濡以沫的經歷，《一生的情緣》則是她專為紀念蕭乾百年誕辰而著。蕭乾先生已去世20年，文先生的客廳仍擺放著蕭乾先生不同時期的照片以及他倆的合影。

文先生以“蕭乾語”題詞，更是體現出他們身為知識分子對國家、對文化的一片赤誠和真意。

在《書評·書緣·書話》（蕭乾、文潔若著）中，文先生題詞：

書評家須是一個關心、護衛、促進文化的人。

蕭乾先生早年一直被英國劍橋大學聘用，卻執意回國。回國后，劍橋大學又專門派人來請，幾次三番，蕭先生絲毫沒有動搖的心思。讀文潔若著 《我與蕭乾》得知，回國后，夫婦倆在那個特殊年代曾蒙受冤屈，備受折磨。但即便如此，蕭乾先生從未后悔留在國內。一次，蕭乾先生以極端方式進行抗議，文潔若先生脫口而出：“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劍橋，這17年，你起碼也是個著作等身的教授了。絕不會落到這步田地。”聽到這樣的話，蕭乾先生帶著凄厲神色，加重語氣說：“想那些干嗎！我是中國人，就應該接受中國人的命運。”蕭乾先生是從骨子里深深地愛著他的老北京，愛著中國，愛著中華文化。正是這樣的信念，才支撐他后來寫出 《北京城雜憶》《老北京的小胡同》等經典篇章。

蕭乾先生去世后，文先生也有機會定居國外，但她執意不肯。她要在曾與蕭乾先生生活過的老屋不停寫作，直到寫不動的那一天。文先生從未說過什么豪言壯語，但她以堅持翻譯寫作在身體力行地表達著對祖國、對祖國文化的熱愛。在蕭乾先生、文潔若先生合作翻譯的《尤利西斯》中，文先生為我題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八個字，應該是大有深意的。

在《蕭乾散文》一書中，文先生題寫道：“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蕭乾語，文潔若錄。”蕭乾先生的這句名言和巴金的“講真話”，不知滋養了多少后來人。蕭乾夫婦當年因為講真話而飽嘗辛酸，近年已年邁（當然她決不承認）的文先生又因真誠而幾次被人蒙騙，比如有的出版社出版她的譯作不僅不給稿費，連樣書也不寄。可是文先生也未予計較，很多時候只是一笑了之，因為文先生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沒有心思考慮這些瑣事。文先生如此鄭重地題寫這句話，可見“真”在她心目中的分量之重。

文先生就像陽光可以驅散黑暗和寒冷，如清風可以吹走塵埃和骯臟，似清泉可以洗滌污垢和泥淖。和文先生的交往，欣賞文先生的每句題詞，都是一種滋養和熏陶。作為后學，我敬佩前輩的學識，也仰望他們的性情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