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只變成了一片黃葉，風一吹，就從亂石間飄落下去。我好累地爬上山頭，卻給風一下子掃落到古驛道上，一路上拍打著驛道往回掃去。我撫摸著一步步走過的驛道，一路上都是離情……”

這是楊絳先生在《我們仨》中的一段話，那時女兒錢媛、丈夫錢鐘書先后去世，只留下她一個人孤獨地守著自己寂寞無聲的世界。這位老人整整在這世間守候了近18年，現在她終于可以回家了，回到丈夫、女兒、父母的身邊，她將不再孤獨。

2016年5月25日凌晨1點10分，我國著名作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楊絳先生辭世，享年105歲。當我得知此消息時，還以為同事跟我開玩笑。我跟她說：

“前兩天就傳出楊絳先生病重，不是當天就辟謠了嗎？怎么可能？現在的媒體太不負責任了。”

看著我如此堅決的辟謠，同事帶著疑惑走了。因為在單位，大家都知道我跟楊絳先生家一直有聯系。

同事走后，我心里其實很是打鼓，畢竟是105歲的老人了，我上次見她，還是去年她的生日。本來今年春節我打算去看楊先生，可先生家中電話一直沒人接聽。我想先生肯定又是到協和醫院“躲年”去了。

想想已有大半年沒見楊先生了，我趕緊給先生家打電話，但電話一直沒人接聽。我又趕緊上網去查消息，新浪、搜狐各大網站都在第一時間在顯著位置登出了楊絳先生去世的消息，看來這是真的。我沒想到，楊先生真的走了。我原打算今年她的生日再去家中親自給老人家祝壽，但我卻再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南沙溝那個唯一沒有封陽臺的屋子，我再也沒機會去了；那個總是微笑的老人，我再也見不到了。

從去年到現在，我認識的老作家和作家家屬走了近十位，丁寧-江波夫婦（91歲、89歲），葉君健的夫人苑茵（96歲），蔡儀的夫人喬象鐘（95歲）、朱子奇的夫人陸璀（101歲）、李健吾的愛人尤淑芬（104歲）、賈芝（103歲）、陳忠實（74歲）、張笑天（77歲）、馬士弘（104歲）、白刃（98歲）、直到現在的楊絳先生。每一次得到這樣的消息，我都會沉寂好久。我知道：人有生，就有死。這世間的人都有這樣的一天，只是或早或晚。尤其是那些老人，90多歲、100多歲已是人間的高壽，多少人羨慕都羨慕不來，可今年也許是走的人太多了，多的我心里實在有些受不了了。

因為工作關系，我認識了許多老作家和作家家屬，在這其中，歲數最大的是已經110歲的周有光先生，其次就是馬識途先生的三哥馬士弘老人，他也是105歲，再往下就是李健吾的夫人尤淑芬女士、楊絳先生，其后便是賈芝、馬識途、徐中玉、錢谷融這些老人。這些老人真的都是老神仙，我每次去看他們，都愿意在他們身邊坐一坐，聊一聊。在我眼中，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一部百年史，都值得我這位后學細細的品味。在他們之中，楊絳先生是最為安靜的一位，她從不會主動跟你說話，很多時候，都是我說她聽，遇到她感興趣的話題，她也會偶爾與你交流幾句，很有意思。

登門致歉

我認識楊絳先生已有十幾年了，第一次見面，我還是一個剛剛進入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畢業生，一個十足的毛頭小伙。當時我是陪室里的一位大姐一起去看望楊絳先生，其實那次拜訪是有些負荊請罪的意味。

我記得我們進去時，楊絳先生并不是很高興。原因是我們單位在2000年開展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展上將楊先生和某位女作家的照片放在了一起。那位女作家也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女作家，她的作品在1942年到1945年的華北淪陷區影響廣泛，其中一本書還獲得了當時由日本侵略者舉辦的第二屆大東亞文學獎。但也就是因為得過大東亞文學獎，這位女作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受關注度并不高。楊絳先生不愿意將自己的照片與這位女作家放在一起，其實是可以理解的。2000年我館展覽開展后，楊先生得知此事，專門寫信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文學館領導收到此信后，很重視此事。不久，便讓一位館里工作人員寫信給楊絳先生答復此事，據說當時答復信中的措辭和語氣讓楊絳先生很不滿意，楊先生隨后托人轉達希望將自己的照片資料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展覽上撤下，并表示自己沒有資格進入該展覽。當時我們征集室主任得知此事后，對館里那位同事的處理方式非常生氣。無論怎樣，他都不能這樣魯莽地處理這樣一位德高望重老作家的要求，這樣處理后果將會是很不理想。而且楊絳先生的要求也并不過分，只是要求照片換個地方，這有什么難的。可惜，后來此事館里處理地并不及時，楊先生很不高興。后來，我們負責征集的同事再打電話跟楊先生溝通此事，一聽說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楊先生基本就不再接聽。

那時的我還只是一個新人，聽說過楊絳先生的大名，知道是《圍城》的作者錢鐘書的夫人，那時她的《我們仨》、《洗澡》很是有名。照片的事情就這樣僵持著，一直到2000年楊先生生日前幾天，領導還是派我跟室里的一位女同事親自登門祝壽，因為當時這位同事跟楊先生一直有聯系，而且楊先生也很喜歡她，再加上我這個新人，也許這樣的組合楊絳先生可能會見我們。就這樣我們帶著負荊請罪之感，心里忐忑不安的前去登門祝壽。楊先生的保姆吳阿姨看是我們那位女同事來了，還是讓我們進了門，但是等我們入座之后，楊先生很嚴肅地說：“我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作家，沒有資格進入您們單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展》，我還是希望你們能把我的照片和資料取下來。”我們那位女同事趕緊不安地說道：“您都沒資格，那就沒幾個人有資格上展覽了。您在信中所說之事我們知道了，我們也跟館里領導反映了此事，我們覺得您的要求沒有任何問題，我們回去會跟展覽部的同事們說，讓他們盡快把您的照片放在一個合適的位置。我們館里那位回信的同事說話實在不妥，還請您多包涵。”

楊絳先生個子不高，眉清目秀，清清靜靜，典型的江南女性。她說話聲音很輕，她講的是無錫普通話，語速不快。那時的我，作為初來者只能在一旁安靜地坐著，聽著同事和楊絳先生交談。先生的客廳很有特點，擺設也非常簡樸。客廳的地是水泥的，客廳中間安放著一張大寫字臺，寫字臺對面，緊靠西墻安放著兩張沙發，西墻上還掛著兩幅字和一幅畫。客廳東、北兩面，靠墻整齊地擺放著書柜，北面書柜上方，擺放著錢鐘書先生和錢瑗女士的照片。南面是一溜明亮的玻璃窗，房間給人感覺就是，整潔、簡單。沒想到這樣一位文壇大人物卻住得這樣簡單。

第一次見面時間并不很長，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她干干凈凈、簡簡單單的家。

因為我們的登門拜訪，和對照片位置的調整向楊絳先生先生做出了保證，并就回信之事表達了歉意，楊先生也就不再表示撤出展覽的想法。

這次見面后，有時間、有機會我就會和那位同事一起去給她祝壽、拜年。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漸漸成為楊絳先生家的小常客。

一次匆忙的祝壽

從那次登門之后，我每年都會去給楊絳先生祝壽，讓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六年前的那一次。2010年8月的一個晚上，我當時正在位于北京東三環的《人民文學》雜志社加班整理《人民文學》捐贈我館的手稿、書信等資料。因為時間緊，人手少，我一直工作到晚上7點半左右，不知為什么？我突然想到：今天是不是楊絳先生的生日？我趕快打開我的記事本，一查還真是。我趕忙結束了手頭的工作，飛奔下樓，到門口打上車直奔南沙溝小區。因為時間太晚，而且我沒任何準備，也不知這附近哪里有地方能買鮮花。楊先生喜歡養花，每年去看她的時候，我們都會買鮮花。這次是來不及了，到了南沙溝小區門口，我趕緊在小賣部買了一些營養品。提著禮品，我就往楊絳老師家跑去。剛跑進大院門口，我迎面就碰見楊絳先生的保姆吳阿姨，她當時是要出小區辦事。因為天黑，吳阿姨當時并沒有認出我，我跑上去喊住了吳阿姨，并表達了來意，我跟吳阿姨說：

“我也不知道楊先生是不是已經休息了？不敢貿然打擾，今天是楊先生的生日，本來應該白天聯系過來的，但最近遇上一件比較趕時間的征集工作，我給忙忘了，實在不好意思。我很想當面跟楊絳先生說聲生日快樂！如果方便，我就耽誤幾分鐘；如果不方便，我就幫您把禮品提到家門口，我不進去，就請您轉達我們文學館人對楊先生的問候。”

吳阿姨看著我大晚上從東三環打車過來，還提著那么重的禮物，跑得滿頭大汗，她很感動，她并沒有埋怨我這樣的不期而至和“強行拜訪”。吳阿姨帶著我來到楊先生家中，楊先生當時穿著一件白色的短袖襯衣正坐在沙發上，吳阿姨走近她大聲地介紹著我的來意，楊先生微笑著沖我招招手。我趕忙跑上去，拉著楊先生的手。

看著我大汗淋漓，楊先生微笑著對我說：

“謝謝！謝謝你，這么熱的天，還特意跑過來給我過生日。實在過意不去。”

我說：

“能來給您過生日，是我的福氣。握著您的手，我也沾沾您這位老神仙的仙氣。我代表中國現代文學館全體同事祝您生日快樂！福如東海，壽比南山！現在天熱，您多注意身體。今天時間太晚了，我不敢耽誤您的休息。今天我的不請自來給您添麻煩了，還請您多包涵。”

楊先生笑著說：

“我很高興，謝謝你。”

我知道楊先生生活極為規律，老人是最不喜歡別人打亂他們的生物鐘的。我趕忙起身，向楊絳先生揮手告別。

遺憾沒有簽名

我和楊絳先生認識那么多年，我從來沒想過買本書請楊先生給簽個名或題個字。我總是怕給這位老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現在想來，實在是件憾事。我手中只有與楊先生的幾張合影。但這幾張合影現在看來也是彌足珍貴了。我記得有一次，2013年1月春節前我陪館里的領導和室里的兩位主任去看望楊絳先生，領導希望我跟楊先生說一下，能否給我們文學館建館三十周年題句話。我說我跟吳阿姨說一下吧。我提前跟吳阿姨約好時間，我們先到了，就在樓下等著。不一會兒看見一位不知是哪里的領導坐著奧迪A6也來到樓下，手里提著冬蟲夏草，當時那一大盒很貴的，而我們手里只有一大捧玫瑰花，但我相信楊先生更喜歡我們的玫瑰花。約定時間到，我們上樓了，正好這位客人出門離開，我們坐下來之后，館長因是江蘇人，而且在蘇州大學攻讀的博士，當館長講起蘇州的風土人情時，楊先生很高，她回憶起自己在蘇州的一些往事。談話中，她總是看著我們副主任計蕾，問她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計蕾主任一一做答，楊絳先生笑著拉著她的手說：

“你跟我年輕的時候長得很像，你知道嗎？我很高興你能來，雖然我不認識你，歡迎你以后常來我家坐坐。”

這時計蕾拿出自己帶來的幾本書（《洗澡》、《我們仨》、《五七干校》），想請楊先生簽個名，留作紀念。楊先生那天興致很高，可能也是跟我們領導有緣，很高興地答應了，她拿起筆在每本書上簽了自己的名字。館長這時也想請楊先生給中國現代文學館建館三十周年紀念薄上寫一句自己最喜歡的話。楊先生很高興地答應了，她想了想，很快就工工整整地寫了一句：

“珍藏文學記憶 楊絳 2013年1月”

寫完之后，楊先生謙虛地說：“寫的不好，寫的不好。”其實老人寫得很好。

我坐在吳阿姨旁邊，笑著跟她說：

“我認識楊先生那么多年，怎么沒想起拿本書讓楊先生給簽個名呢？下次來，到時請楊先生給簽個名。”

吳阿姨高興的答應了。可惜，之后幾次去楊絳老師家，我都忘記了帶書去，沒想到我再也沒這樣的機會了。

照相

跟楊絳先生照相并不容易，楊先生不喜歡照相，她總說自己太老了、太丑了。如果未經她許可，有客人照相，楊先生會很不高興。我記得有一年春節我們去看楊先生，拜訪快結束了，我們想跟楊先生合影，我本能地拿出照相機就要照，楊先生倒沒有生氣，只是坐在沙發上像個孩子似的害羞的捂住了臉，“太丑了，就不要照了吧！”我趕緊說：“楊先生，今天陽光很好，您氣色也很好，我們很想跟您合個影，留作紀念。您看好嗎？”這時候，吳阿姨也上去幫我們說話。楊先生最后提出她要進屋換一身干凈、得體的衣服再照，她身上這衣服不太好。沒想到楊先生照相也如此認真，既然要照，就要給合影人留下最美好的樣子。直到現在，我還留著這張照片。

兩位世紀老人的相遇

在我認識的百歲人中，周有光先生和楊絳先生，是我印象極為深刻的兩位老人。他們一位是我國的“漢語拼音之父”，一位是我國著名女作家、翻譯家；一個110歲，一個105歲。我一直以為他們早就認識，畢竟他們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而且他們那樣長壽，想不見面都應該很難。但我今年年初才知道，兩位百歲老人真的在2015年以前從未見過面。我每年去給兩位老人祝壽的時候，都會提到對方。我記得每次去給周老過生日，周老總會說：

“上帝一定是把我給遺忘了。”

周老很喜歡跟人聊聊天，我則會把我認識的老作家跟他談談，我也常常在他面前談起楊絳。

每次去看楊絳先生時，楊絳先生則會對我說：“我太老了，耳朵也不靈，記憶力也不行了。”

我則跟楊絳老師說過，“您可不老，您知道嗎？在北京城還有比您歲數更大的，周有光先生可是大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生人，您可比他年輕5歲，周老每天像個年輕人上推特呢。”

聽到這里，楊絳先生笑著說：“我知道他。”

2015年5月22日，兩位老人終于在協和醫院完成了“歷史性的會面”。二老當時都在協和醫院住院，周有光老先生得知楊絳先生也住在同一個醫院，而且是同一座樓，便提出想去探望。一開始楊絳先生拒絕，她覺得自己生病，精神狀態并不好，不想見人。她覺得等她有更好的狀態再去見周老。周老卻覺得：

“錯過今天，我們也許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了。”

在周老的堅持下，保姆將周老推到楊絳先生的病房，楊絳先生見周老坐著輪椅過來看她，一臉羞澀，彼此說的第一句話便是：“久聞大名”。2016年，我曾當面求證過周老，周老笑著默認了此事。

現在，楊絳先生走了，遵照先生遺囑，喪事從簡：“不設靈堂，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

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5月27日發出訃告稱：錢鐘書、楊絳先生家中所藏存珍貴文物字畫，已于生前全部無償捐贈中國國家博物館。書籍、手稿以及其他財產等，亦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贈國家有關單位，并指定了遺囑執行人。

楊先生真可謂一奇女子，一切都看得那么淡，赤條條來，赤條條去。

看著桌子上那張與楊先生合影的照片，楊先生笑得那樣淡然，那樣風輕云淡。

“我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這么輕易地失散了。‘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還在尋找歸途。”

現在，楊先生找到了歸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