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作者簡介：丁帆，學者。現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1979年以來在《文學評論》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四百余篇，有《中國鄉土小說史》等著作三十余種。

正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人民文學出版社《新文學史料》主編郭娟女士電告：人民文學出版社原社長，魯迅、馮雪峰研究專家陳早春先生今晨逝世了。噩耗傳來，不勝悲痛，也不勝感慨。身邊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一個個離世，我在思索一個時代的叩問：他們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呢？

他們都是帶著一段非同尋常的歷史和故事離開了我們，想起上個世紀80年代我追隨葉子銘先生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編纂《茅盾全集》的時候，與社里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王仰晨先生、陳早春先生和張伯海先生了。他們對待工作的認真態度和嚴謹作風，讓我一輩子感動和受用，同時他們具有獨特個性的行事風格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心中樹起了一個做人為文的標桿。像陳早春那樣不畏強權、堅持真理的學者讓我崇敬有加。

在北京，有兩個讓我終生忘不了的單位：一個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另一個就是人民文學出版社。那里面先生們的人品和學問深深地影響了我26歲以后的學術生涯。在唏噓不已的悲痛中，我想為他們寫下一點文字，不僅僅是寄托我的哀思，更重要的是，我要讓我的學生們也了解到先輩學者在做人為文時的價值觀念和始終如一的定力，千萬不能讓知識分子的人格在這個詭異的消費文化時代里消失殆盡。

何西來

因為許志英和徐兆淮的關系（他倆都是1978年前后從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調回南京工作的），我與何西來先生認識得很早。那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一天，何西來風塵仆仆地從北京坐火車來到了南京，先到許志英先生家里落腳，許先生讓兆淮和我一起到他家會合，口中嚷道：“何老別來了，何老別來了！”一臉興奮的樣子，可見他們之間的友情是多么深厚了。我從平日許志英與徐兆淮的言談之中獲知，文學所但凡經歷了那場轟轟烈烈運動的中青年人都有綽號，我尋思，這個人的綽號怎么會叫“何老別”呢？后來才知道這個外號的來歷，這在杜書瀛先生的悼念文章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張炯曾寫過一篇批判你們的大字報，里面說的那個‘個別別有用心的人’就是指你。憨厚的蒙古族同事仁欽·道爾吉漢語水平差點勁兒，總是念成‘個別別’而迷惑不解，大家當成笑話，從此你就有了‘何老別’的外號。”

還沒有進許老師的家門，就聽見屋里有朗朗的笑聲，進門一看，只見一位大漢端坐在小桌前吃著面條，其海碗如小臉盆般大，筷子挑起長長的面條，大口吞食，吸溜有聲，連蠕動的喉結里發出的聲響仿佛都擲地有聲，煞是豪氣。仔細端詳，但見大漢濃眉大眼，二目炯炯有神，眼光咄咄逼人，眉間那道川字型皺紋，透出的是凜凜威風，初一見面讓人頓生畏懼，我立馬想到了一個電影演員的模樣——中叔皇，英氣之中的威嚴，讓人肅然起敬。

用高大威猛、聲如洪鐘來形容一個儒雅的知識分子似乎不太合適，但是，當我歷經四十年的人生滄桑以后，我頓悟到的是：我們的知識分子不正是缺少了何西來那樣可以肩起閘門的身板骨嗎？

其實何先生是一個十分和睦可親的人，談吐詼諧幽默，性情隨和，但是遇上大事卻自有主張，是關中大漢中的標準偶像。常常聽許志英和徐兆淮先生在聊天中談及他們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離奇詭譎的故事，也是第一次知道了文學所“狄遐水”這個筆名的來歷，知道了文學所那時候林林總總的許多趣聞逸事背后的人品表現，尤其是后期在“五七干校”發生的事情，在他們的眼中，那是一段不可磨滅的輝煌苦難歲月。作為那時沖鋒陷陣的領軍人物，“何老別”同志的故事也是大家口中念念不忘的談資，而與之交往并不深的人，似乎只能看到他嚴謹治學的一面，而看不到他那種剛勇堅毅的強大內心。

何西來的口才甚好，如果說聲若洪鐘、激情四射是其天生的基因條件所致，那么他那過目不忘的驚人記憶，恐怕是后天讀書訓練所致吧。1985年，首期文學研究所和《文學評論》編輯部舉辦的進修班（俗稱“黃埔一期”）上，何西來先生口若懸河的演講迷倒了許多學員，讓許多人成了他的粉絲。說實話，今天看來，他當時的文學觀念并不是很新，但其讓人念念不忘的是他那大段大段背誦古詩詞和偉人名言語錄的功夫和本領，可謂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絕。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強調的就是童年記憶的重要性，而何西來五歲就入村塾發蒙，記憶功能從小就受到了訓練，其“童子功”讓他在后來的讀書生涯中受益匪淺。亦如老舍先生所云：“只有‘入口成章’，才能‘開口成章’。”顯然，他的出口成章是從小到大入口成章訓練而得，可惜吾輩只能望其項背，因為我們從小受到的文學教育更多的是那種教化式的理念灌輸，大有吾生晚矣之憾。作家馬步升這樣描述他的授課：“先生博聞強識，授詩詞鑒賞課從不看講稿，從《詩經》《楚辭》到毛澤東詩詞，僅記在我課堂筆記上的就多達六百多首。”是的，后來有許多人都聽過他的課，讓人牢牢記住的是他背誦的本領，卻忽略了他文章的犀利與老辣。

何西來1958年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留校任助教一年。1959-1963年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文藝理論研究生班，師從何其芳。1963年研究生畢業即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生院文學系主任、《文學評論》主編。著有《新時期文學思潮論》《文藝大趨勢》《論藝術風格》《文學的理性與良知》《文格與人格》《探尋者的心蹤》《新時期文學與道德》《橫坑思縷》《藝文六品》《絕活的魅力》等專著。我不敢說何西來的文學理論和文學評論是中國20世紀至21世紀初不可或缺的著述，但是，我可以這樣斷言：他在某一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文學評論著述是引領著中國文學朝著正確方向前行的航標燈，是撥亂反正的先鋒，是倡揚改革的號角。僅一部《新時期文學思潮論》就影響了當時的許多理論家、評論家和作家的思想觀念，這是可以入史的著述，雖然它并不臻善至美，但是，它帶著歷史的年輪，成為文學思潮史上的一部典范之作，連作家王蒙也認為：“他的熱情、才華、學問永在人間。”

記得1986年為紀念新時期文學走過了十年，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在北京國誼賓館召開了“新時期文學十年研討會”，原定80多人的規模，哪知道后來竟涌來了400多人。那是一次文學評論、文學理論、文學思潮、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研討的盛會，作為文學所的副所長和《文學評論》的副主編，何西來天天釘在會議上，主管一切會務，正是由于他和所長劉再復先生的寬容，那次會議才開得生動活潑，各種各樣的觀點都釋放出來，各路“黑馬”都奔騰呼嘯而來，才使得那次會議載入史冊，成為新時期以來許許多多思潮、現象和作品的濫觴。“劉何搭檔”一時成為文壇的佳話，他們包容開放的胸懷和對文學的責任與擔當亦讓今人久久懷念。

何西來去世后，劉再復先生撰寫的挽聯令人深思，其聯除足以證明這對“黃金搭檔”在當時文壇上舉足輕重的影響外，更說明了再復先生對何西來先生的倚重：“華夏赤子，明之極，正之極。品學兼隆。滿身俠骨頂天立。往矣往矣，痛哭西來兄竟永別遠走。 人文清光，誠亦最，真亦最。慧善雙就。一腔熱血照我行。惜哉惜哉，淘盡東流水猶難洗傷悲。”我認為，這幅挽聯雖然不是很工整，但是作者的心境卻表達得十分到位。

“光明正大”是對何西來先生人品的最高褒獎，文壇口碑極好的何西來先生一生之中給許多學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剛直不阿的人品，許多人將其歸于先生的性格特征，我卻認為，這種性格是在知識分子經歷了許多次大風大浪的考驗后才得以大徹大悟的一種品性與良知，有了這樣的人文底色，何愁不能唱出一曲士子鐵板銅琶大江東去的壯歌呢。可惜吾輩之中，能有多少像他這樣守護自身人文道德的潔癖者呢？當年文學所還有中國現代文學的大儒樊駿在，還有“狄遐水”在，我們還是能夠從陰霾的天空中窺見一片云霓的。

“品學兼隆”是說，只有具備一流人品的學者，才能擁有治學的本錢，才能獲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學問境界，否則，知識積累再多也枉然，只能做一個書蠹而已，因為他不能產生思想，沒有思想的學者，如同行尸走肉。

“俠骨柔情”是說，在治學的大節上，先生明志致遠，對文壇的種種事件保持著自己獨立的看法，尊崇一個知識分子的法則和底線，敢于對非理性的文學和批評堅持批判的態度，敢于仗義執言，有俠義風骨；在生活的小節上，對待他人和親屬，這個關中大漢，卻有著鮮為人知的柔情的一面：何西來先生在外樂觀開朗，家中卻有不幸的生活，因為女兒的病，這個關中大漢暗自神傷了大半輩子。我親眼見過他和許志英先生談及家累時說的那句話：我走了無所謂，就是放心不下女兒。說到這里，他的眼圈紅了，晶瑩的淚珠在眼眶里滾動……我們曾一道去過句容寶華寺，他靜默在佛像前，雙手合十，我想，他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一個無神論者，而當內心的痛苦無法排解的時候，他也無奈地求助于菩薩了。

“真誠率直”是說，作為一個在京的“陜西幫”的文學批評圈內人，他的真誠和率直感動過許許多多的陜西作家，在“陜軍東征”中，他和雷達先生一直扮演著中堅人物的角色，對陜西作家作品的進步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除了自己動手寫評論文章外，還在各種場合為之鼓與呼。

1986年的新時期十年研討會結束之后，一幫陜西的評論家在一起喝酒，當然也是祝賀何西來主持的這次會議圓滿成功，那個時任《小說評論》主編、酷似魯迅先生樣貌的小老頭王愚興奮不已，一下就喝高了，不小心摔在地下，把腦袋磕碰破了，去醫院縫了好幾針，可把何西來先生嚇得不輕，關中大漢與西安小老頭都是性情中人，后者其父是大名鼎鼎的武昌起義的領袖人物王一山。我想，王愚父輩的事跡和故事在文學作品中已經被寫過很多了，我們在《白鹿原》那樣的作品中似乎也能找到王一山的身影。其子也是一個真誠率直的漢子，雖然個頭不像何西來先生那樣高大威猛，卻也是個內心十分強大的真好漢。與何西來先生對我的教誨和幫助一樣，王愚也是一直扶持我學術成長的前輩批評家。我時常想，陜西的作家為什么如此被我另眼相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秦人重氣節，率直耿介，秦人的風骨就在于茲！

“慧善雙就”，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去行善積德。何西來先生晚年受邀加入了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作為資深會員，為保護野生動物吶喊助威，曾親臨自然保護區，考察野生動物保護，撰寫保護野生動物、關注生態環境的文章。我有一個親戚L君是北京化工大學的老師，也是一個環境保護主義者，他得知我與何西來先生熟絡，就讓我介紹他們相識，后來我每次去北京，L君都對何西來先生的為人為文贊譽有加，他們一起為環境保護做了許多公益活動，用智慧和善良去面對世界，這也許就是何西來先生晚境的人生追求吧。

也許，我們的前輩知識分子永遠活在他們過去的世界之中，他們縱有千千萬萬種不同的迂腐和執拗性格，也有少數的政治投機分子以出賣靈魂活著，但這畢竟是少數人，而在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身上，我們都能夠看到這樣一種品格：光明正大做人，認認真真辦事。這就是作為后輩知識分子的我們應該汲取的人格養分。

我沒有趕去北京參加何西來的追悼會，只因這些年來經受了太多前輩的離世，總是不能忍受去火葬場的那種精神痛苦的煎熬。我以為用文字來為他們送行應該是一個好的方式，這就是我為什么只為逝者撰文的緣由。

魯迅在《為了忘卻的紀念》中說：“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來，湊成了這樣的幾句……‘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我又能寫下什么來呢？

“何老別”，我們總是向你揮手告別，但是我們卻永遠告別不了你！

2018年7月2日

匆匆于南京仙林依云溪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