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夫妻）兩個是在1956年認識的，主要是通過沈從文先生。

當時我畢業以后，留在學校（中央美術學院）當研究生。我當時一方面是研究生，一方面在籌建工藝美術學院的辦公室當秘書，一邊上課，一邊當秘書。學校有東歐的留學生，跟我同班的，畢業以后他們應該回去了，但是大使館不讓，說“中國是絲綢之國，你們應該學一點中國絲綢方面的歷史回去”。這樣，學校當時沒有老師，就請沈從文先生來教。因為沈先生是湖南湘西人，口音很重，留學生聽不懂，所以學校叫我一方面去和留學生一起聽課，一方面做記錄。這樣就跟沈先生幾乎天天在一起了。

當時故宮招實習館員，陳娟娟高中畢業以后，就去考了，第二天就叫她上班去了。當時沈先生編制在歷史博物館，但主要在故宮上班。現在知道故宮保存著織繡品將近20萬件，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裝博物館跟絲綢博物館。但是，1949年后，這些都要重新清點、登記注冊，一件件排架，擺到第幾號架第幾層，都要編號的。陳娟娟她們到故宮，一開始就叫她們做這樣的工作，事務性的工作。人家一般就是打開來隨便編個號就放回去了，她是看到好的就做記錄，記下來，記在心里。這樣沈從文先生和一些專家有時候要查絲綢文物，因為數量很多很多的，一般人都記不清楚的，專家要什么文物，哪個朝代的，專家都找不到的，她跑去一下就找到了。所以那些專家對她很喜歡，很重視她，尤其是沈從文先生特別喜歡她。沈先生很多時間到故宮去做研究工作，沈先生老要靠陳娟娟幫忙，不讓她離開身邊。

1984年，黃能馥夫人陳娟娟與恩師沈從文先生一起鑒賞南京云錦研究所復制定陵出土的明萬歷皇帝織金孔雀羽妝花紗龍袍料

當時北京前門外，珠市口、鮮魚口那些大街小巷，全是古董店，掛的都是古代的，特別是清朝的服裝、龍袍、刺繡品，還有一些繡花的、過去小腳的鞋，一摞摞掛在那很多，都很便宜，沈先生去，都帶著她去。同時，因為沈先生在中央美術學院教留學生，有時候帶著留學生去珠市口看古董，沈先生每次去，也都打電話叫我去，這樣我跟陳娟娟就經常在一起。

主要因為工作上的聯系，陳娟娟她也經常到沈先生家里。那時候我們一個月伙食費才七塊錢，東安市場有吉士林，吃西餐我們根本沒有這個可能。沈先生跟師母禮拜六去吃西餐，就打電話叫陳娟娟一起去，就跟自己女兒一樣看待。反正一直我們多少年，也經常到沈先生家里去，和陳娟娟都是在一起。

沈先生這個人，過去是很有名的文學家，全世界有名的。但是，他這個人思想有時候比較糊涂。在抗日戰爭那個時候，郭沫若組織了陽翰笙這些人到國外，他們都是可以隨便到國外去，給解放區買藥、募捐。當時社會上一些人覺得他們捐了那么多錢，會不會貪污啊？社會上有人這樣說，沈先生也糊里糊涂去響應這些人，說會不會貪污？他們都很有名氣，這樣沈先生和郭沫若之間就有很多誤會。他們二人發生誤會是在1949年前，后來沈先生寫那本書，郭沫若還給他寫序，是這樣一種關系。

沈先生原來在北大，后來離開北大，后來就到歷史博物館。他很熱心，他是當研究員的，但觀眾多的時候，他就主動去講解。所以有人說他當講解員，其實他不是講解員，他是研究員。他的編制在歷史博物館，但他更多時候是在故宮上班的。那個時候，反正是挺糊里糊涂的，故宮確實有他的辦公桌，有書架，都有他的。我以前一直認為他是故宮的，后來怎么知道的呢？沈先生去世以后，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鄭院長，鄭欣淼，他是研究魯迅的，他是文化部副部長兼故宮博物院院長。他就到我家來問我，說“我們故宮檔案里頭沒有沈先生”，問我沈先生在故宮究竟干什么？我說，當顧問的呀，我們那時候都知道他當顧問。后來鄭院長又回故宮去查檔案。后來，他給我打電話，說故宮檔案里也沒有，他不是故宮的顧問。那時候就是這樣一種關系。

他寫這本《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大概是1956年。1956年周總理在一次宴會上，當時文化部的副部長齊燕銘也在座。周總理說：我們每次到國外去，看到人家國家比我們小，歷史比我們短，但是有他們的服裝博物館。我們歷史那么悠久，什么時候可以看到一部像樣的《中國服裝史》，我們出國時候可以拿去當禮品，什么時候可以建一個中國絲綢博物館？齊燕銘就說：沈從文可以干這個。因為沈先生當時老在《新觀察》《光明日報》這些上面寫文章，他老寫織金錦，就是用金線織的錦，美術學院請他來給留學生講課，就是因為他寫的那些文章。這樣，周總理就說：“那這個事就交給沈從文去干吧。”這樣他就開始寫這部書，到“文革”前已經寫出來初稿，到財經出版社拿去打印了，準備出這本書。“文化大革命”就來了，那么就停下來了。后來“文革”結束以后，他繼續寫這本書。

那時候全國找沈先生的人特別多，一些工藝美術廠找他要資料，要古代圖案的資料，老找他。那時候國家給他分配宿舍，因為當時都是比較遠的地方。他住在東堂子胡同，房子比較小。他說：“我不搬，因為人家該找不到我了，到郊區去住，不去。”他那時候寫文章，稿費挺多的，比現在多。我記得那時候我畫一個小手冊的封面40塊錢，我們一個月伙食費七八塊錢。一張那么小的封面就40塊錢，拿回來就買個收音機。他一有稿費，就到琉璃廠去買書。記得有一次坐三輪車回家，車上全是書，他就坐書上面，往家里拉。另外，像前門外古董店里頭一些明朝佛經的封面，都用織錦做的，拆下來賣，那時候挺便宜，他就一批批地買。粉彩的瓷器，現在都貴得不得了，那時候很便宜，他買回來不往家里送，而都送到工藝美院，送到北大，送一批給故宮。在中央美術學院講課的時候，有講課費。有一次美院財務叫我送80塊錢講課費到他家里去，我就領了錢，送到他家里。他說：“你趕快給我送回去，我是有工資的，你給我退回去。”他就是那么一個人。

一般都說言教身教，身教對人是最深刻了，他就是身教。有時候他給我們講，也不會講大道理，最多就講一句“不是為個人”。因為我跟娟娟老到他家里去，各地出土一些文物的照片，他就給我們看，給我們講。他講得很廣泛的，比方講古代中國的扇子，從漢代的扇子怎么樣，唐代的扇子怎么樣，給我們看照片。比如絲織物，我們從古代就有，絲織物的圖樣怎么變過來，我們都從他那里看的，圖書館里看不到。生活上別的也沒什么，主要從學術上，考古材料他拿給我們看。比如《萬里江山圖》，他說那個是后來人畫的，根據畫里的家具，跟朝代對照起來看，說是唐代的，但是家具是宋代的，他說這個畫是宋代的。他的這個講法，有些人也不服氣，但是他堅持自己的看法。所以我們都是從他親身所做的事情中學到真知。

我寫第一本書，那是“文革”以前，叫《中國印染史話》，是吳晗的《歷史小叢書》里面的一本，印了幾十萬本。當時一毛錢一本，挺便宜的。《歷史小叢書》編委會找到學校來，叫我們學校寫這方面的書。當時我是在《裝飾》雜志，這樣學校叫我寫。因為第一次寫書，我是在考古研究所的圖書館找了一些材料。當時日本人對這方面有很多研究，也出好了多書，研究中國的服裝史什么的。日文本來我也不懂，但是他越深的書，用中文的資料特別多，所以我一般基本上能看懂。我從考古所收集很多材料以后，組織寫這個稿子。寫出來以后，就去請沈先生給我看一看，改一改。其中有一段，我寫著“據說……”怎么、怎么的話，因為第一次寫書，也不知道要有根有據的，就是“據說”。沈先生看到以后，用紅筆在那個稿子上畫了一個大問號，旁邊寫著“據誰說”。這是我第一次碰到，對我就教育非常深刻。以后就知道寫歷史不能隨便、沒有根據，你要么是什么書上什么根據，要么出土的什么東西是什么根據，沒有根據的“據說”，在學術上是站不住腳的。沈先生在學術研究里頭是很不客氣的，就這稿子他畫一個大問號，那么大的，用紅筆畫的，旁邊寫“據誰說”。那是對我一輩子的教育，所以后來不敢隨便說的。

生活上他也特別簡單。那時候住的房子小，他愛人也住不下，兒女都根本看不到。他兒子、女兒我都沒有見過，她愛人我見過。早晨他去文聯的宿舍他愛人的住處吃飯，中午他就用個小籃子帶回來一點，在蜂窩爐里烤一烤，晚上就那么吃，就是特別簡單。有錢他不是花在穿衣吃飯，穿衣服挺一般的，也不買新衣服，不買新鞋，他愛人也是這樣子。都是買書，擺在書架上讓人家來看，因為當時圖書館都是封閉的，所以國內一些工廠的美工都來找他。我們所以尊敬他，并不是說跟他生活上怎么來往，我們去也不買東西，沒錢買，每次去他都給我們泡一碗茶，就是這樣。我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去問他，也沒地方問，只能問他。

有一次，我跟娟娟到他家里去，那是“文革”剛結束，他到社科院以前，工作很不順，身體就不好，眼睛紅斑出血，血壓非常高，下不去。家里就他一個人，也沒人管他。我們每個禮拜去只能看看他，也沒有什么別的，當時看到他這個情況，我也挺灰心的。我們倆回家的時候，路上我跟娟娟說：“沈先生在社會上這樣有名氣的人，現在都這樣子，我們將來還有什么奔頭。”娟娟背著我，去告訴沈先生，結果沈先生一聽就生氣：“你馬上把黃能馥給我叫來。”這樣我就去了。沈先生當時只有一小間房子，門也沒有關，就有一張小桌子，一張單人床，一個書架，自己釘得挺高的，一把椅子，蜂窩煤擱在門口。我去的時候，他是沖著墻躺著，門也沒關。我就“沈先生、沈先生”叫了幾聲，他回過來朝我看了一看：“你來了。”過了半天，他說：“聽說你不干了？”我一下心里沖動，就哭了。沈先生就說：“你來啦，聽說你不干啦？”我也沒說什么。后來他就說：“眼光要看遠一些。”就跟我說這個。這個事情對我教育非常深，這一輩子，因為不光是他這句話，因為他平時的為人以及他的遭遇，一輩子教育著我，言教和身教。他說的不多，但是他平時為人處事對我教育非常深。

（本文由黃能馥口述，張倩彬、全根先采訪整理，選自商務印書館10月份即將出版的《錦繡流光——黃能馥口述史》，《中華讀書報》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