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五四”時期，中國經歷了現代語言的變革大潮，郭勇的《“言文一致”與中國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一書（人民出版社2018年）抓住了這一大潮中“言文一致”的特點，考察了其在西方強勢話語與日本“言文一致”運動影響下進行本土化衍變的歷程。郭勇以歷史梳理的方法展現“言文一致”的現代轉型，將中西方理論融會貫通，闡述晚清及“五四”知識分子倡導“言文一致”背后的權力話語意圖，分析文學公共領域在當時得以構建的圖景，對“言文一致”的歷史流變作了辨證性的述評。

域外資源與本土衍變

在對“言文一致”發展歷程的梳理之前，郭勇首先對外部的直接影響作了具體分析，即分析了具有強大話語權力的西方世界及同時期也采取了“言文一致”舉措的日本。郭勇通過對日本近現代“言文一致”運動歷程的梳理，點明了語音中心主義與其“言文一致”運動的關聯性，以及日本在當時試圖摒棄漢字的根源：對于西方強勢力量的崇拜及自身亟待壯大的渴望。受此影響，中國晚清的“言文一致”運動，首先是效法日本“言文一致”運動的產物。但不同的是，彼時的日本已實現獨立建國，有著強烈的脫亞入歐渴望，因此對漢字格外排斥，而當時的中國則以文學革命為救亡圖存之法，且漢字是其最主要的文字形態，在“言文一致”進程上存在著與日本迥異的文學、文化困境。

郭勇指出，西方世界的語言學邏輯更是中國“言文一致”運動的重要推動力。西方的拼音文字與中國的表意文字間有著天然的矛盾。西方拼音文字核心是以言語壓制文字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而中國的漢字是表意文字，字形并不依賴于字音，有自身的獨立性。但彼時中國對于西方的慕強心態致使知識分子試圖讓漢字、漢語貼近西方拼音文字的結構，呈現出重語音而輕文字的趨勢。在這一傾向性之下，出現了20世紀初創造所謂“世界語”等試圖在語言文字上實現“大同”的現象，郭勇清晰地指出了其中的危險性：在強勢的西方面前，“大同”只能意味著“歐化”。郭勇在著作中寫道，無論中國還是日本，“言文一致”追求中暗含的對于西方強大實力的效仿，有其虛幻性：西方是否“言文一致”，本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言文一致”的西方，不過是當時中日知識界建構起來的一個理想的幻象罷了。西方拼音文字背后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不但不適用于中國，這種不考慮現實情況的“言文一致”也是一種學理上無法實現的語言烏托邦。

郭勇批判了晚清至五四時期功利性有余而應用性不足的“言文一致”運動，這一觀點對當代中國學者的治學理念也是一記警醒：不因慕強西方而盲目效仿。中西因地理環境和歷史成因而在語言、文字乃至背后的根源邏輯上都存在著巨大差異，忽視這種差異、為了變強而變革，顯然不可取。在如今，中國文化軟實力不斷上升，但西方權力話語的強勢性仍然有目共睹。國內學者語言觀上的工具論和本體論爭辯等等，其實質還是在西方啟蒙思想與話語體系中的禁錮，我們要時刻警惕以西方理論對中國具體情況“水土不服”的生硬套用。

歷史梳理與現代轉型

從歷時性角度而言，《“言文一致”與中國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總體按照時間線，對“言文一致”的發端與轉型做了歷史性的梳理。以集中發生的時間段與性質，郭勇將“言文一致”在中國的出現及衍變大致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言文一致”概念的萌芽。由于古代連年戰亂、王朝更迭、地方割據等原因，語言文字在時間空間上皆存在斷層，直接后果便是交流不暢。此外，漢代以來過度復古摹古的不良風氣讓文學作品晦澀矯揉而失卻了真情實感，這一現象的背后是古奧、夸飾、華而不實、是古非今的文風與心理。因此古代的“言文一致”主要是針對這兩種情況，倡導書面語與口語的一致、樸素的表達與真實的內容的一致。這一階段“言文一致”理論的特點是模糊、不成熟、缺乏體系，散見于各個文學作品之中，但這樣的反思精神也為后來“言文一致”的延伸發展提供了先機。

實際“言文一致”的討論不僅是史實，更是當下正在發生的情形。正如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對白話文學的倡導極大地挑戰了文言文的固有地位，21世紀網絡文學的興起與流行也可稱為一次文學形式的重大革新。從前文學作品的刊發出版需要經過層層篩選、編輯與考核，而現在，只要輕輕在鍵盤敲出“發送”鍵，任何人都可以發表自己的文學作品。網絡文學以網絡小說為最主要組成部分，而小說正是最為符合“言文一致”口語化要求的文體。由于門檻的降低，作者隊伍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反映在作品中則是網絡文學整體呈通俗化、口語化、生活化等特征。曾經文言文與白話文學之間的“雅/俗”之爭，放至今日，變成了白話文學與網絡文學的“俗/更俗”之辯。網絡文學正帶來新的文學觀念轉型，這些或可成為“言文一致”接下來所要探討的話題。

郭勇對于古代“言文一致”概念萌發、涌現的敘述，表明了古人對于文學創作理念的自覺反思與對摹古文風的批判，也體現了古代與近現代“言文一致”含義上的差異。古代“言文一致”觀點主要是從純文學的角度出發，是試圖維護文學主體性的創作觀的表現。而“言文一致”得到真正發展和細化的主要階段則是晚清至五四時期，與古代方興未艾的概念萌芽不同，這一近現代歷史進程中“言文一致”的發展更為復雜多樣，內含著將語言文字作為革命工具的意識形態與權力話語訴求。

權力話語與公共領域

語言、文字既是本身富有審美意義的主體，也是傳聲達意的工具之一。《“言文一致”與中國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的論述主體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系列相關的文學革命與文化運動中的“言文一致”，郭勇認為，晚清與五四時期進行的漢字改革運動和白話文運動，實為知識分子從文學、文化層面尋找振興國家、救亡圖存之法的嘗試，語言、文字的意識形態色彩在這一時期體現得尤為清晰。當晚清與五四知識分子以言文一致為目標，大力提倡白話文學，并由此梳理白話文學的歷史，并以白話文學史為中國文學的歷史時，他們實際已經體現出一種強烈的權力意識，即將他們自己推崇的文學理念、白話文學的權威樹立為現代的典范并從文學史中尋找例證。例如章太炎擬出的36聲母、22韻母推進了漢字在簡化、表音方向的改進，也為后來的國語運動所采用，但其追求古音古義、反對以京音為標準音等做法也是為了迎合當時排滿革命的需要，激發群眾革命熱情。到了五四時期更是如此，知識分子對于白話文學的提倡、對于文言文的相對排斥并不僅僅是不同書寫方式的更替，而是意圖通過推廣白話文以形成文學層面的隱形網絡，深層次地影響人的表達方式，以達到話語權力的掌握。

具體到文體應用方面，晚清至五四時期文體變革的路徑也最能體現權力話語的決定性作用。從知識分子最先入手的詩歌領域變革之艱難，到散文領域變革的醞釀，再到對小說、戲劇的標舉，這一流變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知識分子因小說的“俗”而對其產生的格外青睞：晚清“言文一致”的倡導者們最初并不是從文學的角度來考察小說并提高其地位，只是因其“俗”，可以用來開啟民智，成為傳播新思想、救亡圖存的工具；而當小說被提到文學之最上乘之時，它被迫承受了救國救民這一非文學所能承擔的重任。這一悖論由晚清而發端，一直延伸到五四。晚清至五四的知識分子，創建了郭勇在書中寫到的“文學公共領域”，這一領域與私人書寫空間對立，但也不是直接的權力機關。郭勇以創立“公共領域”理論的當代批評家哈貝馬斯為引，提出了中國文學公共領域的轉型，并指出文言、漢字所承載的傳統意識形態和話語壟斷被五四知識分子真正打破：晚清知識分子還只是將公共話語作為討論的話題，即公共事務，但是五四知識分子才真正將構成公共領域的公共話語都徹底加以改造，從而也完成了重塑公共領域的任務，這也是文學革命能夠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正是在全新的公共領域中，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和作家、讀者群得以產生。郭勇以西方理論引入觀點，卻不止停留在簡單的理論套用，而是結合中國歷史條件與現實環境，闡述了“言文一致”在中國本土的公共領域營造歷程。

近代以來知識分子強烈的想要實現民族國家認同的愿景，與世界“大同”、從各個方面向西方看齊的追求，讓近現代中國“言文一致”運動總帶有著夾縫中求生存的艱難狀況與矛盾掙扎心理。但郭勇并不認為這種工具論是定義語言、文字、文學的惟一路徑。他指出，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仍有知識分子盡力維護文學的純潔性，強調語言、文字在工具之外的思想文化意義。郭勇肯定了晚清及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建立新文學、建設新文化的自覺意識，同時也十分認同對于文學主體性的重視和強調。例如王國維提出的“無用之用”；劉師培指出的文學語言作為符號的隱喻功能，即文學語言超越了單純的真實意義的表達與傳遞，作為獨立個體有其特別的審美意義，這一觀點與雅各布森注重能指系統的功能不謀而合。郭勇在梳理“言文一致”的發展路徑中，絕不是把史實當作純粹的論據拿來即用，而是深入考察了相關各個文字、文學、文化運動背后的意識形態初衷，避免了想當然的論述和單向度的褒貶，嚴謹、辯證看待，表明了在特殊具體的歷史語境中，語言文字問題并非單純的學術問題。

《“言文一致”與中國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以“言文一致”為切入點，探尋了晚清及五四時期語言文字變遷的草蛇灰線，這一系列“言文一致”所串聯起的事件，對中國語言、文字主體性的討論及中國語言學、文學的理論反思有著深遠的影響。郭勇以“言文一致”作為中心命題的專著，正是看到了這一特點在近現代文學革命與文化運動中的應用與時代背景、意識形態間的互為關系。正如其在引言中所說，這一命題暫未得到廣泛、深入的研究，而其重要性是無法忽視的。同時，郭勇貫通古今中外的理論儲備與學識在著作中得到了極大體現，其中各章節之間并不是單向的線性關系，而是彼此串聯、圓融成一個綜合性的立體架構。在詳實審慎的歷史梳理中，郭勇也強調了自己辯證、多元的學術理念與態度，并將這種態度貫穿到整部著作的書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