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上海充分表現了中國的現代性甚至未來性，同時也呈現出 “東方的巴黎”“冒險家的樂園”等駁雜性。海派文學也因此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性，并突出體現為“文學生產與流通一體化”的文學圖景。本書源于一次作家以文學廣告為中心的文學史寫作，試圖借助文學廣告這一盞聚光燈，重新照亮一些文學史空間，從文學原生形態的意義上展示1930年代的海派文學風景。正如作者所言，一種新的文學史觀照視角仿若一個探照燈，可以重新照亮歷史的某些晦暗的角隅，進而展現一些新的文學風景。

豐子愷的散文集《車廂社會》作為良友文學叢書之一于1935年出版，堪稱滬上出版界當年值得一書的收獲。而同年7月的《人間世》上刊載的《車廂社會》的廣告則更稱得上別致，“消夏新書”四個字，言簡意賅，卻引人矚目，既體現出“良友”的文學趣味，也吻合于《人間世》的辦刊風格。

消夏的方式在1930年代的上海可能花樣繁多。在這本《車廂社會》付梓的同時，豐子愷還寫了一篇《納涼閑話》，三個都市中人從一句“天氣真熱”引發的天馬行空的閑談，似乎才是最好的消夏方式。但是在炎炎盛夏，打出“消夏新書”的招牌，則可能格外會吸引那些暑熱難當的讀者。把讀書作為消夏的方式，既新穎別致，又不費什么錢，可能比起從旅游雜志上獲取關于莫干山的消夏廣告進而去旅游避暑更輕而易舉。而且絕大部分都市人是不大可能去莫干山消夏的，更可行的消夏方式是讀讀充滿豐子愷式的趣味的小品。比起魯迅的金剛怒目式的雜文讀了更加郁熱難當，顯然豐子愷的小品文更適于“消夏”。豐子愷的散文，傳承的是五四閑話風的小品文的精髓，在1930年代更是漸入佳境。在1934年作為“小品年”的文學氣候中，《車廂社會》得到出版界乃至讀者的格外青睞，是很自然的。而以聆聽豐子愷閑話的方式祛暑，也算得上是一種格外有品味的消夏方式吧？

如果帶著消夏的目的在酷暑中翻開這本書，讀者多半會首先翻看集子的最末一篇《半篇莫干山游記》。莫干山以竹、泉、云和清、綠、冰、靜著稱，素享“清涼世界”的美譽，與北戴河、廬山、雞公山并稱為四大避暑勝地。1927年，蔣介石和宋美齡在杭州西子湖畔舉行結婚儀式之后曾擬上莫干山度蜜月。現代諸多文人雅士也都在此山留過蹤影，郁達夫1917年即有詩詠莫干山：

田莊來作客，本意為逃名。山靜溪聲急，風斜鳥步輕。路從巖背轉，人在樹梢行。坐臥幽篁里，恬然動遠情。

如果說，郁達夫是為“逃名”而作客莫干山（盡管作詩時的作者還沒有后來那么大的名氣），豐子愷則缺少類似郁達夫的這種名人的自覺，是現代史上最具有平民氣質的文學家和藝術家。1930年代中期的豐子愷，早已脫離世外桃源一般的白馬湖生涯，闊大了對人間社會的觀察視野，尤其對底層社會保持著關注，這種關注，不同于“五四”時期的相當一部分啟蒙者，沒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而把自己也視為普通人的一員。正如在《半篇莫干山游記》中作者寫的那樣：“據我在故鄉所見，農人、工人之家，除了衣食住的起碼設備以外，極少有贅余的東西。我們一鄉之中，這樣的人家占大多數。我們一國之中，這樣的鄉鎮又占大多數。我們是在大多數簡陋生活的人中度著嚕蘇生活的人；享用了這些嚕蘇的供給的人，對于世間有什么相當的貢獻呢？我們這國家的基礎，還是建設在大多數簡陋生活的工農上面的。”而《半篇莫干山游記》也與旅游消夏的動機相去甚遠，實際上恰恰相反，游記號稱“半篇”，寫的只是作者去莫干山途中所乘長途汽車因“螺旋釘落脫”而長時間拋錨于“無邊的綠野中間的一條黃沙路上”的情景。作者雖“本想寫一篇‘莫干山游記’，然而回想起來，覺得只有去時途中的一段可以記述，就在題目上加了‘半篇’兩字”。文章記錄的并非莫干山的清涼，仍是拋錨路上的所見所感。

如果說對都市里的讀者來說，欣賞豐子愷的《半篇莫干山游記》這類游記也算消夏的話，實有如酷暑中吃麻辣火鍋，在汗如雨下中覓得清涼。而如《半篇莫干山游記》這類散文的精髓實在于為酷暑中的都市人提供一種心境或關于另一種生活方式的穎悟，恰如豐子愷早期的散文《山水間的生活》中所寫：

我曾經住過上海，覺得上海住家，鄰人都是不相往來，而且敵視的。我也曾做過上海的學校教師，覺得上海的繁華與文明，能使聰明的明白人得到暗示和覺悟，而使悟力薄弱的人收到很惡的影響。我覺得上海雖熱鬧，實在寂寞，山中雖冷靜，實在熱鬧，不覺得寂寞。就是上海是騷擾的寂寞，山中是清靜的熱鬧。

心靜自然涼，豐子愷所謂的聰明的讀者自能從《半篇莫干山游記》中獲得關于如何才能“消夏”的“暗示和覺悟”：

我和Z先生原是來玩玩的，萬事隨緣，一向不覺得惘悵。我們望見兩個時髦的都會之客走到路邊的樸陋的茅屋邊，映成強烈的對照，便也走到茅屋旁邊去參觀。Z先生的話又來了：“這也是緣！這也是緣！不然，我們哪得參觀這些茅屋的機會呢？”

《半篇莫干山游記》在呈現作者“萬事隨緣”的生活態度的同時，更值得讀者矚目的是豐子愷觀察社會的作為藝術家的自覺意識以及作為藝術家的觀察方式。這種藝術家的方式尤其表現在豐子愷的散文名篇《車廂社會》中，作者提供著自己對車廂里的人間百態的洞察，角度既獨特，看法也就因此別致，透露著一個時時留意人生世態的藝術家才具有的眼光。文章追溯了作者本人坐火車的三個階段：從“新奇而有趣”到“討厭”，繼而“心境一變”，乘車“又變成了樂事”。 “最初乘火車歡喜看景物，后來埋頭看書，最后又不看書而歡喜看景物了。”第三個階段與其說是看景物，不如說是看“車廂社會”，看眾生百態，品味“車廂社會里的瑣碎的事”，車廂社會展現的是更加饒有意味的“風景”：“凡人間社會里所有的現狀，在車廂社會中都有其縮圖。故我們乘火車不必看書，但把車廂看作人間世的模型，足夠消遣了。”

這本貌似可用來“消夏”的散文集其實提供的正是足供讀者“消遣”的“人間世的模型”。消夏理念雖然是出版社的一種聰明的營銷策略，但是，豐子愷的這本包含著“人間世的模型”的散文集中所呈現的，卻不盡是莫干山般的清涼世界，而有相當一部分文字內斂著火氣與燠熱，很難說適合于消夏。在林語堂主張“閑適”散文觀的時代，豐子愷的小品文，或許不盡符合論語派的理想。譬如在《肉腿》一篇中，作者展現出的是一幅故鄉農人踏水的壯觀場景，作者稱之為“天地間的一種偉觀，這是人與自然的劇戰”：

從石門灣到崇德之間，十八里運河的兩岸，密接地排列著無數的水車。無數僅穿著一條短褲的農人，正在那里踏水。我的船在其間行進，好像閱兵式里的將軍。船主人說，前天有人數過，兩岸的水車共計七百五十六架。連日大晴大熱，今天水車架數恐又增加了。我設想從天中望下來，這一段運河大約像一條蜈蚣，數百只腳都在那里動。我下船的時候心情的郁郁，到這時候忽然變成了驚奇。這是天地間的一種偉觀，這是人與自然的劇戰。火一般的太陽赫赫地照著，猛烈地在那里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淺淺的河水懶洋洋地躺著，被太陽越曬越淺。兩岸數千百個踏水的人，盡量地使用兩腿的力量，在那里同太陽爭奪這一些水。太陽升得越高，他們踏得越快，“洛洛洛洛……”響個不絕。后來終于戛然停止，人都疲乏而休息了；然而太陽似乎并不疲倦，不須休息；在靜肅的時候，炎威更加猛烈了。

作者繼而發揮道：“這次顯然是人與自然劇烈的抗爭。不抗爭而活是羞恥的，不抗爭而死是怯弱的；抗爭而活是光榮的，抗爭而死也是甘心的。”這種農人 “與自然的劇戰”的場面以及內在的抗爭精神恐怕是不十分吻合“消夏”精神的。《勞者自歌》則設身處地地站在勞動者和農人的立場看待問題，甚至作者把自己也同樣看做一個“勞者”。這種“勞者”意識可以催生一種真正的平等主義的立場，使豐子愷的《車廂社會》中由此蘊含著都市人的自我審思的精神。這種自省精神才是在酷暑給都市人的頭腦和身體降溫的最好方式。

（《1930年代的滬上文學風景》吳曉東/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