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令文學愛好者關注的一個大事件是長篇小說《英國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在著名的小說大獎布克獎50周年最佳小說公開投票中勝出，獲得“金布克獎”（The Golden Booker）。將過去半個世紀的52部獲獎小說重新審讀，五個評委各負責一個十年中的獲獎作品，然后分別選出五部代表作品角逐最終的唯一一個“金布克獎”。這樣的舉動近乎天方夜譚，甚至瘋狂，這是只有文學界才能想象出來并付諸實踐的事。最終在強手如林的競爭中，“金布克獎”得主是出生于斯里蘭卡的加拿大作家邁克爾·翁達杰（Michael Ondaatje，1943— ）。他1992年的獲獎小說《英國病人》在公開投票中甚至擊敗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V.S.奈保爾的《自由國度》，成為半個世紀以來布克小說獎作品中的最佳。

看到這個消息我情不自禁地想到我前些年在英國看到的根據該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大漠黃沙，藍天白云，阿拉伯的異域風光與趾高氣揚的英國殖民者，那些令人震撼的史詩般的畫面堪與大片《阿拉伯的勞倫斯》媲美。而殘酷的戰爭背景、血肉橫飛的血腥場景，又讓我想到勞倫斯的詩歌《新天地》：“被殺戮的青年和成人，一堆堆/一堆堆，一堆堆，可怕的惡臭尸堆/直到堆成山，直到或許化作烏有……”

與這殘暴的戰爭畫面交織的竟然是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從北非撤出來的一個因嚴重燒傷而失去記憶的“英國病人”艾爾麥西，在一個富有愛心的加拿大籍護士漢娜的細心照料下，在意大利托斯卡納荒廢的別墅里漸漸恢復記憶，斷斷續續回憶起他在非洲與情人凱瑟琳經歷的一場愛情悲劇……翁達杰談到這個故事時說：“我寫小說就像進行考古發現，抽絲剝繭地呈現故事的過去，再讓它回到現在。”小說男主人公碎片似的回憶在電影鏡頭下逐漸浮現，還原故事的真相，可謂情深似海，轟轟烈烈，最終以女主人公慘死，男主人公幾乎燒焦的悲劇結束。是這個普通的女護士每天給他清洗傷口，打針換藥，才讓他維持了生命。同在別墅里居住的還有“一路尋仇”的卡拉瓦喬，他終于找到了被他懷疑當了德國間諜的艾爾麥西，也不斷地想從“英國病人”的回憶中發現故事的真相，從另一個側面加強了這個愛情故事的敘述：原來他不是德國間諜，僅僅是為了救自己在山洞里瀕臨死亡的情人，用手中的地圖換取了德國人的幫助，讓他回到了山洞。而美麗的護士漢娜，因為在戰爭中失去了親人而對這個“英國病人”傾注了無限的愛心，與此同時她超越了種族偏見愛上來自印度的拆彈兵基普。病人回憶中的愛情故事與護士和拆彈兵之間現實中的愛情故事交錯上演，評論家認為護士漢娜事實上成了故事的中心人物，“而且作者以如此喜愛、關懷、理解和復雜的方式塑造了她”。這與大部分布克獎獲獎小說均以男性為主形成了鮮明對比，此為《英國病人》的獨到之處。這個故事更是讓一流的男女影星們演繹得大氣磅礴，淋漓盡致，似乎愛情在炮火硝煙的死亡背景下更凸顯其壯美，獲得多項奧斯卡獎是順理成章的事。

翁達杰發表獲獎感言時坦言或許電影對他小說的勝出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甚至說電影中那些令人難忘的面孔已取代他頭腦中具體幻想過的人物形象，如拉爾夫·范恩斯內斂孤僻卻蘊含極大情感能量的臉，朱麗葉·比諾什感性多思、易受傷害的臉。同樣成功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和《辛德勒的名單》也都改編成了影響力頗大的同名電影，但似乎戰爭+愛情的《英國病人》更容易打動觀眾，影響他們對小說評獎時的投票傾向。52部佳作各有所長，沒有哪一部具有絕對優勢，文無第一，這是歷史的經驗。《英國病人》以“綜合實力”取勝，正說明了評獎的不確定性。

待到我們離開那部史詩般的電影回歸小說文本，不得不說，我們會發現這是一部撲朔迷離、晦澀曲折的作品。如果沒有這部電影，普通讀者打開它能不能有耐心讀下去都是問題。可以說它是達達主義的拼貼小說，也可以說是多聲部轟鳴的交響曲，現代和后現代小說的多種特質熔于一爐，作者的匠心獨運、良苦用心背后，似乎在構筑一個看似無比松散實則疏而不漏的心靈的史詩結構。但也正如作者本人所說，“或許《英國病人》仍令人困惑，帶有節奏錯誤”。

令人困惑的是其奇崛冷僻與多變的敘述角度，這本質上是一個詩人型的小說家本身的特質造成的，他無法迎合習慣于線性閱讀的大眾心理，其內在世界的曲折展示方式也不會為了線性故事的發展而改變自己內視的角度，他其實根本不是要敘述一個故事，他是在構筑自己的內心世界，故事僅僅是一個契機、一個偶然的素材而已，所以令普通讀者產生困惑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現實世界中的故事和聳人聽聞的事件每天都在新聞里發生，小說的虛構功能甚至對此望塵莫及，但一個特立獨行的小說家，不能僅僅淪落為講故事的說書人，他要超越“故事”，要表達內心世界，就不能讓故事控制自己心靈的節奏，這是無可奈何的事。而所謂節奏錯誤，那正是作家自己心靈的節奏與普通讀者對線性節奏的追求之間產生的錯位。

但可貴的是，電影導演能夠以驚人的洞察力從作家迷宮一樣的敘述中敏銳地剝離一切反線性的障礙，準確地把控故事的發展節奏，從而最大限度地從中“拯救”出那個純粹的故事，將它用視覺的方式呈現給觀眾，在聲色音畫的世界中捕獲了觀眾的眼球和脈動。

這就是一個電影如何以反小說的方式普及了一部小說的現實故事。因此這次力挺《英國病人》的小說家卡米拉·沙姆西說：小說本身是“讓人心煩，但堅持讓你一次又一次重新翻看、總是帶來新的驚喜或喜悅的那類書”。還說：“書中史詩感與親密感無縫連接，語言精巧，結構復雜有趣，印度的拆彈專家、考古學家、旅行家、護士，等等，每一個角色的刻畫都很飽滿……書中每一頁都飽蘸人文主義色彩， 翁達杰的想象力在開羅、意大利、印度、英格蘭和加拿大之間自由馳騁，沒有疆界。很少有小說真正配得上‘變革性的’這一稱贊。但《英國病人》配得上。”看來，電影留給人們的是故事的奇崛，而小說需要讀者去用心緩慢地發現風景和心靈的史詩。小說的魅力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