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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特從1926年開始構思和寫作中篇小說《惡心》，經過十多年的辛勞，于1938年4月出版。

五年后，他的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問世，作者用哲學語言將《惡心》中的思想體系化，創建了自己的存在主義。

馬克思稱《精神現象學》是“黑格爾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1]，我們也可以說，《惡心》是薩特哲學的“真正誕生地和秘密”。

《惡心》最初題名為《偶然性辯》，童年時代，薩特就深深地感受到人生的偶然性，在路易大帝中學的文科大學預備班讀書時，就對它進行哲學思考，這時，他不過十八九歲。

“我關于偶然性的觀念的起因是很奇怪的。我開始想到它是由于一部電影。我看的電影中并沒有偶然性，而當我走出電影院時，我發現了偶然性，因此，電影的必然性使我在走出電影院后，感到大街上沒有必然性，人們在走動，他們是普普通通的……”[2]

銀幕上，一則則愛情佳話，一曲曲英雄壯歌，感天地，泣鬼神，主人公為信念而生，為信念而死，一生環環相扣，沒有無因之果，也沒有無果之因，一舉手一投足都是有意義的。

走出電影院，從回腸蕩氣的故事轉向現實生活，看到的卻是無聊、凌亂的人生，沒有愛情，只是男女的結合，生兒育女；沒有英雄，只是上班下班，掙錢過日子，為理想而死的，寥寥無幾，甚至遭遇火災、車禍的，也不多見，大家都是活上七八十歲、壽終正寢。

在《惡心》中，洛根丁詳細地剖析了真實的生活和敘述的生活的差異，“在生活中，什么事情都不會發生。只不過背景經常變換，有人上場，有人下場，如此而已。在生活中無所謂開始，日子毫無意義地積累起來，這是一種永無休止的、單調的增加。……是的，這就是生活。可是等到我們敘述生活的時候，一切又變了……故事從后面敘述起，每一分鐘時間都不是亂七八糟地堆砌起來，而是被故事的結尾緊緊咬住，拖著向前；每一分鐘本身又把它前面的一分鐘拖著向前。”電影院外的偶然性經過敘述，非常巧妙地轉化為銀幕上的必然性。

因此，洛根丁高呼，要提防文學，因為作家藝術家歪曲了生活，掩蓋人生的偶然性。

洛根丁渴望自己的生活具有必然性，可令他恐懼的是，人是偶然性的、多余的：我為什么來到人間？我為什么而活著？洛根丁苦苦尋求，卻找不到答案，他不得不承認：

“我們是一堆對我們自己有妨礙的受約束的存在物，我們絲毫沒有理由在這里存在，全體都沒有理由；每一個存在物在朦朧中和輕微的不安中，都感覺自己對別的存在物說來是多余的……我對面稍微靠左邊的那株橡樹是多余的。那座韋列達的雕像是多余的……還有我――軟弱，疲憊，下流，胃里在消化著和腦子里在翻騰著一些憂郁的思想――我也是多余的……連我的死亡也是多余的。”

因為我們不是死在偉大的事業中，為偉大事業而死。于是，洛根丁感受到了“惡心”。

薩特說：“我就是洛根丁，我在他身上展示了我的生活脈絡。”[3]

從七歲開始，他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偶然性，意識到自己的人生是沒有理由的，自己是個“無票的旅客”：

“我是一個偷偷混進列車上的旅客，我在座席上睡著了，查票員搖醒了我，‘請出示你的票！’我必須承認我沒有車票，身上也沒有錢可以立即補足這筆旅費。于是我承認我有罪，同時又為自己的行為辯護。”[4]

薩特一生都在尋找自己存在的理由，獲得自己的必然性。

“惡心”是怎樣產生的呢？“星期六，有些頑童在打水漂，我也想學他們的樣，把石塊投到海面上去。正在這時候，我停了下來，我讓石塊落下去，然后我走了。”

洛根丁在30歲才走出童年，告別童年即意味著“惡心”，而世間絕大多數人至死都沒能擺脫童年。

“惡心”本是生理現象，是指嘔吐前不適、難受的感覺，但薩特更強調的是精神上的體驗，是精神上的不適、難受引發的肉體的不適、難受。

“我要怎樣度過我的一生呢？”“現在我怎么辦呢？”“惡心”即壓抑、痛苦、絕望，它是劇烈的，是黑色的，把人逐出精神家園，刺疼他的靈魂和肉體。

“這是一次好厲害的襲擊，我從頭到腳都震動起來。”“三十六小時以來，背景始終保持原來的情況：絕對寒冷、冰凍。憤怒像旋風似的卷著我，這是一種戰栗。”

洛根丁喪失了安寧和幸福，“很少產生笑的欲望”，即使笑也是神經質的笑、歇斯底里的笑。

幾千年來，人類一直認定宇宙為我們而存在，這個世界是上帝為我們設置的家園，它五彩繽紛，光怪陸離，可在洛根丁看來，萬事萬物失去了情和意，物與物、人和物之間也無差別，展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干枯的、骷髏般的世界。

理性哲學認為，世界是有規律的，人可以透過現象抓住本質，把握、認識世界，征服和改造世界。

洛根丁面對的卻是個錯亂的世界，“我驚駭地望著這些不穩定的東西，再過一小時，再過一分鐘，這些東西也許會坍倒下來……因此一切，一切都可能發生……一種真正的恐慌攫住了我……我苦惱地一再問自己：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呢？一切都可能發生。”

他像瘋子一樣拼命地奔跑，總覺得背后有東西追來。然而，他無處可逃，無底的深淵張著大嘴，要吞吃他。

“惡心”委實太折磨人了，洛根丁也曾想“自欺”。“自欺”即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所扮演的角色要求行事，從未否定過自我，更不用說改變自我了，他們用幻想制造假象，掩蔽存在的真實狀態。

洛根丁與飯店老板娘做愛，研究洛勒旁侯爵的生平，都無濟于事，他希望繼續和安妮中斷了六年的愛情，可她已變成一個臃腫的胖女人，靠男人供養。

洛根丁用刀子刺破左手掌，這不是要死，而是用肉體的疼痛轉移精神的痛苦，因此，洛根丁很羨慕侍女露茜，她因丈夫酗酒而悲痛欲絕，看著“這個在燃燒中的肉體，這個放射著痛苦的面孔”，“我嫉忌她”，“不管怎樣，她是運氣好的。”

露茜的痛苦是低層次的，這種具體的、來自生活磨難的痛苦與“惡心”大相徑庭，不但不會把她引向“惡心”，反而使之擺脫“惡心”，洛根丁寧可選擇露茜的痛苦。

在一般人看來，“惡心”當然是純消極的情感，避之惟恐不及，然而，薩特卻看到了它的積極意義。

洛根丁在公園里，由兀現在眼前的栗樹根引發出一大段哲學思考，“我坐著，微彎著身體，低垂著頭，孤獨地面對著這堆黑色、多節而完全沒有感覺的東西，它使我害怕。接著我就領悟到了一番道理。”

他認識到，“到處都是存在，它是無限的，多余的，永遠的到處都有的”，“我就是栗樹的根”，也是多余的和沒有理由的。“我已經從存在里學會了我能夠懂得的一切”，洛根丁對宇宙、人生、自我達到了最清醒的認識，他徹悟了：

“惡心”是擺脫不掉的，“即使我留在屋里，即使我靜靜地蹲在屋角里，我也忘不了我自己。我會在這里，我的重量會壓在地板上。我存在。”

他開始正視“惡心”，利用“惡心”，在“惡心”的肥沃土壤上培育美麗的鮮花。

洛根丁承受“惡心”，體驗“惡心”，思考“惡心”，最終超越了“惡心”，他認識到人的渺小，也感受到人的偉大：我有意志，有思想，我能夠審視我的渺小，我能夠參悟“存在”的秘密。

“這是不平常的時刻。我坐在那里，動也不動，象凍僵了似的，沉溺在可怕的陶醉狀態中。”“我走了，我回到旅館里，現在我寫了這篇日記。”《惡心》的存在，證明洛根丁戰勝了“惡心”，充分利用了“惡心”，有了思考和寫作的“陶醉”，連那“惡心”也成為賞心悅目的了。

腳下的大地崩塌了，也就是說，支撐、束縛洛根丁的人類文化灰飛煙滅，“我再也不在布城，我是在飄蕩著”；眼前是個骷髏般的世界，意味著所有前人對宇宙的描繪、解釋都被清除得干干凈凈，這就是自由：

“我是自由的：我再也沒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所有我嘗試過的理由都站不住腳了，我再也想象不出別的了。我還相當年輕，我還有相當的精力可以從頭做起。”洛根丁赤條條的，放眼望去，白茫茫大地真干凈，創造自我吧，創造世界吧。

薩特所理解的自由與眾不同，它不輕松，不優雅，并非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歡誰就是誰，這自由是精神上的，伴隨著孤獨、懷疑、焦慮和“惡心”，自由就是“惡心”，洛根丁惶恐地自問：“自由，這就是自由嗎？”

過去的洛根丁死了，一個嶄新的洛根丁誕生了：“也許將來有一天，我恰巧回想到目前的這個時刻……也許那時我會感到心跳得更快，我會對自己說：就是從那天，從那時開始了一切。”

倫理學家為人規定了繁多的道德戒律，“不許偷盜”，“愛你的鄰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不言自明、無庸置疑的，人來到世間都必須遵守，否則，即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人應該怎樣活，先天地被規定了，這便是“本質先于存在”，而對洛根丁來說，先天的“本質”、“自身以外的命令”崩塌了，“自我”先于本質，“自我”決定自己的本質，人首先存在，通過其活動才獲得自身的意義。

薩特一再強調人是自由的，人即自由，洛根丁的自由是徹底的、絕對的自由。

“惡心”是這樣一種情感，它如此沉重，如果不克服，洛根丁簡直活不下去，換言之，他必須自我拯救，此時，“惡心”轉化為內在的動力。

離開布城前，洛根丁又到鐵路飯店聽那張唱片《在這些日子里》，這是一首由一位美國猶太人作曲、黑女人演唱的爵士歌曲：

“這兒有兩個人得了救：一個是那個猶太人，另一個是那個黑女人……他們在我的心中有點像是已故的人，像是小說中的英雄，他們洗掉了存在的罪惡。當然不是全部洗清了――但是已經盡一個人可能做到的做了。”

于是，洛根丁選擇藝術創造。藝術創造賦予洛根丁的生命以意義，使人生成為必然，藝術創造其實就是重新闡釋世界，填平深淵，消除“惡心”，將骷髏涂抹成彩色，使世界成為我的世界，成為我能夠在其中感到溫暖、適意的世界。

“自由選擇”是薩特的一貫主張，洛根丁的自由選擇的前提是“惡心”，是達到絕對自由之后的選擇。洛根丁的選擇是生死攸關的，要么成為創造者，要么作為偶然的自在，創作藝術品與撰寫洛勒旁的傳記同為寫作，但有本質的區別：

“必須能使人透過印出來的字和書頁，猜出某些不可能存在的、超出于存在之上的東西”，作者也因此確定自己的存在。

在薩特看來，“惡心”不應是一次性的，創造是對“惡心”的克服，但并非斬草除根，徹底消滅，創造者主動地、不斷地回復到“惡心”，“惡心”―創造―“惡心”―創造……這是一個永不停息的過程，創造者的非凡之處在于，他敢于正視“惡心”，承擔“惡心”。

《惡心》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為薩特將自己的思想徹底化，推出令人驚駭、絕望的結論，拒絕任何的粉飾，不給讀者以希望和安慰。

薩特為洛根丁設計的出路是藝術創造，但是，這出路也是虛幻的，從根本上說，人不可拯救，因為人是要死的，無論怎樣，都阻擋不住死亡的臨近，人的最終結局是虛無。

“三年前我莊嚴地進入布城。我輸了第一回。我想賭贏第二回，我又輸了，我全盤輸了。這一下子我就懂得了人總是輸的。只有混蛋才相信自己會贏。”

因此我們才在《存在與虛無》中，看到一句讓人心驚膽戰的結束語：“人是一個無用的激情。”

在自傳《詞語》里，薩特寫道：

“我在30歲時出色地干了一下，我在《惡心》中描寫了――讀者可以相信我是誠心誠意的――我的同胞們的那種毫無理由的、難以忍受的生存狀態，而我的存在是不在其中的……

后來，我又快樂地闡述了人是不可能的道理，我自己也是同樣是不可能的，我與他人的區別僅在于我肩負著表現這種不可能的使命，而這樣一來，這種不可能卻改頭換面成了我最內在的可能性、我的使命的目的以及達到我的榮耀的跳板。”[5]

人是偶然性的，我因揭示出人的偶然性而具有了必然性，人的最終結局是虛無，我因發現了人的結局的虛無而得到拯救，可是，這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的偶然性和不可能，薩特的心太陰冷了。

《惡心》提出了后來薩特文學和哲學作品繼續探討的問題，是薩特哲學的真正源頭，直到小說出版近三十年后，作者還深情地說：

“歸根到底，我始終忠實于一樣東西，就是忠實于《惡心》……這是我寫的最好的一本書。”[6]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劉丕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12.

[2]高青海李家巍.薩特存在給自由帶上鐐銬[M].沈陽：遼海出版社，1999.17―18.

[3][4][5]薩特.詞語.潘培慶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180.77 ―78.180.

[6]杜小真.一個絕望者的希望――薩特引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