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漢語詩歌而言，從以《詩經》為發端，以格律詩為典型形態的古典詩詞，到“節無定句、句無定頓、可押韻可不押韻”的白話“自由詩”的轉變，確實是一場劃時代的文學革命。到今天為止，盡管剛滿百歲的白話新詩在漢語詩歌發展史上，還只是短暫的一瞬，但是，我們已經無法想象現代漢語詩歌的主流形式再回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的“古典”形態。漢語新詩的方向之所以不可逆，是因為在過去的100年里，現代白話作為漢語的書面語，已經徹底戰勝了長期占據漢語書面語中心位置的文言。而“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句話所指的“語言”，應該是在作家生活的時代里人際交往中（書面的或口頭的）被廣泛使用的“活著”的語言。在漢語文言的書面交際功能被現代白話取代之后，把現代白話作為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寫作的主體語言，是現代文學必然的選擇。在今天，面對少數人對白話新詩替代古典詩詞合法性的質疑，如果要論證現代漢詩絕對不應該走復古之路的話，“現代文學必須把現代漢語作為自己的主體語言”，是最有說服力的一個論據。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現代漢詩可以與中國2000多年的詩歌傳統一刀兩斷。相反，漢語新詩要想健康發展，還必須時時回顧這一傳統，并不斷從中吸收營養，找尋靈感，汲取經驗，因為這個傳統堪稱博大精深，可以在很多方面給我們帶來重要的啟示。

二

實際上，當我們強調“現代文學必須把現代漢語作為自己的主體語言”時，不得不面對的歷史：100年前，創造了現代漢語的書面語體——現代白話文，并幫助它打敗文言文的主力軍，正是現代文學。現代文學在起步的時候，沒有一套成熟的現代漢語供它使用，它與現代白話之間是一種共生的關系。

在以“國語的文學創造文學的國語”的過程中，現代白話詩歌更是起到了開路先鋒的作用。而在與文言文學進行白刃戰的過程中，新詩采取的戰術，則是最大限度地與古典漢語詩歌劃清界線。關于這一點，只要讀一讀胡適當年的“八不主義”宣言就十分清楚了。應該說，為了打倒占據漢語書面語核心地位1000多年的文言，盡快確立現代白話的正統地位，白話詩歌采取激進的反傳統姿態是必要的，事后證明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白話詩歌的“詩性”也受到很大的限制。用當時批評白話詩歌的人的話講，就是“只顧白話之為白話,遂忘了詩之所以為詩,收入了白話,放走了詩魂”。

如果站在審美立場上看的話，我們發現，被胡適等人批得體無完膚的古代文言，實際上是一種十分優雅與唯美的語言，其簡潔、含蓄的表現方式，其對音律與節奏，語氣與文勢的執著追求，其獨特的用典、用事、對偶、比興等修辭手法，不僅不與文學相隔膜，甚至特別適合于文學。中國古典詩詞之所以取得輝煌的成就，正是因為淋漓盡致地發揮了這套語言在營造詩性方面的潛力。

但是，進入近代以后，這樣一套充滿詩性的語言，卻越來越不適應進步知識分子用來輸入新科學、新觀念，進行大眾啟蒙與社會改良的需要。因此，它的悲劇性命運也是注定了的。到了五四前后，為了一個比文學更重要的、更高的目的，書面語言必須盡量地向口語靠攏，只適合于文學表達而不利于接納新知識、新觀念，不利于大眾啟蒙的古代文言必然要被放棄，已經在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中達成了共識。他們同時還認為，新的語言不能靠語言學家創造，而是必須借助于文學家之手，這就是20世紀初中國新文學發生的真實語境。

然而，文學畢竟是一門藝術，當白話與文言的較量有了結果之后，以“胡適體”為代表的新詩在藝術上的缺陷很快受到廣泛的詬病。而新生的白話詩歌要想在語言上走向成熟，使自己整體的藝術水平與漢語詩歌傳統匹配，則需要一個漫長而又艱苦的建設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古典詩詞，實際上是白話漢語詩歌擺脫初期的幼稚、直白、粗陋，追求從容、蘊藉、細膩時曾經倚重的重要資源。某種意義上講，正是漢語詩歌深厚的藝術傳統，支撐著白話新詩走出了最初的危機，在完成了其語言學使命之后，在藝術上也很快站穩了腳跟。

三

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起，實際上已經很少有人再去爭論現代白話詩歌究竟像不像詩的問題。即使到了今天，當我們試圖反思五四新文學過于激進的文化立場，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正面價值時，認為漢語詩歌應當拋棄白話詩歌這一形式，重返古典詩詞文本形態的人，也是極少數。

然而，當下的新詩仍然充滿危機。人們發現，漢語新詩的創作與欣賞，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已經成為極少數人十分專業化的行為，無論是詩歌的形式，還是表達的內容，都離人們（甚至包括詩歌作者自己）日常的情感與思想狀態越來越遠。許多寫“白話詩歌”的人，卻整天端著一副詩人的架子，挖空心思地尋找驚世駭俗的思想情感與表達方式。這種狀態，恐怕是當初攻擊舊體詩詞并提倡“新詩”創作的胡適等人完全始料未及的。

新詩的這種狀態，不但與當年發動文學革命的先輩們的“初心”相去甚遠，而且也與漢語詩歌自身的固有傳統格格不入。在白話新詩占據漢語詩歌主流之后，個別人的舊體詩詞寫作實踐一直沒有中斷過。我們發現，與新詩的寫作狀態相比，被當年胡適等人斥為脫離現實、空洞無物的舊體詩詞的寫作，似乎更能夠將詩人的創作活動與其日常經驗很好地融為一體。對于不少寫舊體詩詞的人而言，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的發現、感動、感悟，似乎都可以迅速轉化為詩作。他們將舊體詩詞的寫作完全當成了思想情感表達的自然而然的需要，根本不在乎是否有詩人的名分與詩人的氣派。

舊體詩詞寫作的這種“業余”狀態，許多自詡為專業作家的新詩作者是不屑一顧的。但是，在幾千年的漢語文學史上，這恰恰是一種常態。包括屈原、陶潛、杜甫、蘇軾等流芳千古的大詩人在內，許許多多的古代作者，都不是以詩人為職業的，他們的詩作，實際上就是他們從政、治家、社會交際、個人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事件、所產生的思想以及所體驗的情感的真實記錄，詩對他們因此是一種日常言志抒情的語言表達方式，而不是刻意的“創作”。唯其如此，在很長時間里，中國才是一個詩人層出不窮、詩歌層出不窮、詩歌讀者層出不窮的“詩的國度”。

從這個意義上講，使詩歌寫作回歸日常生活，正是回到了漢語詩歌的傳統之中。來自于日常生活的自然而然的吟唱，其實是漢語詩歌的真諦所在，也是其真正感人的藝術魅力所在。這種詩歌傳統，對于校正當今漢語新詩寫作中存在的問題，幫助它走出面臨的困境，應該是有啟發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