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的改革開放，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歷史轉折，我國的語言研究也開啟了蓬勃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1978年，中國語言學界最重要的學術刊物《中國語文》復刊，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把刊物的中心轉到語言本體研究上來。這一時期，《方言》（1979）、《民族語文》（1979）、《語言教學與研究》（1979）、《語文研究》（1980）、《語言研究》（1981）、《修辭學習》（1982）等刊物相繼創刊，標志著語言研究各個門類都有了成熟的成果和相應的園地。中國語言學會1980年正式成立，旨在團結全國語言學工作者，發展和繁榮我國語言科學。在此前后，多種分支學科的全國性組織相繼成立，如中國古文字研究會（1978）、中國民族語言學會（1979）、中國音韻學研究會（1980）、中國修辭學會（1980）、中國訓詁學研究會（1981）、漢語方言學會（1981）等，帶動著語言學各分支領域的同行廣泛開展學術交流，共同推動學科的發展。

一、解放思想，回歸學術自身的邏輯

改革開放的進程，就是不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進程。新中國成立后近三十年間，語言研究有了快速的發展，但一度受到非學術因素的制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語言研究受到嚴重破壞。撥亂反正的首要任務就是回到尊重語言事實，尊重科學規律的道路上。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是語言研究方法論的方向標。早在20世紀40年代，前輩學者王力、呂叔湘就在冷靜辨析國外語言學方法基礎上，果斷拋棄了機械模仿拉丁語法的做法，探索出了一條注重漢語特點的研究道路。50年代初期，在“以俄為師”風潮影響下，漢語學界用了很大精力比照俄語的特點反觀漢語，開展了詞類問題、主賓語問題和單復句問題的大討論，中斷了注重用法的良好傳統。60年代呂叔湘、朱德熙等學者積極借鑒結構主義語言學的方法，探索漢語句法結構的發現程序，這種探索剛剛開始就被迫中斷。改革開放后，學者們總結漢語研究半個多世紀的得失，排除非學術因素的干擾，逐漸認識到結構主義語言描寫方法的適用性，語言事實的忠實描寫和結構分析成為學界主流。這一時期漢語語法研究的重要成果，首先是恢復了漢語用法的描寫，成就了以《現代漢語八百詞》為代表的幾部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就是句法結構的理性分析達到了新的高度，語音學中的音位分析、詞匯學中的構詞法研究，甚至古漢語的句法研究，都烙上了濃重的結構主義印記。這些研究特色，一方面跟20世紀國際學術界居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學合拍，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傳統語言學注重虛詞、注重句式研究傳統的萃取和升華。

漢語方言研究工作20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初步展開，以市縣為調查點的漢語方言普查取得了不少成果。改革開放以后，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工作在深度和廣度上取得了更大進展，廣泛的調查研究，不僅形成了一大批方言志，也為漢語方言的分區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作編制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內有漢語方言分區圖17幅。我國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圖的形式表現了幾十年來方言調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漢語各個方言區分布的情況，各種方言的主要特征，以及漢語方言統一和分歧的實際面貌。漢語方言分區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重要價值，以及《方言》雜志上的方言事實描寫與專題討論，都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

反映語言研究綜合成果的《現代漢語詞典》在20個世紀60年代已具雛形，“文化大革命”提出“要把封、資、修詞匯趕出詞典”等荒唐主張，《現代漢語詞典》被扣上“客觀主義”、“尊儒反法”、“大肆頌揚孔孟之道”的帽子，也是由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思想解放，才使這部漢語文化生活中至為重要的基本辭書，能夠以客觀忠實反映語言事實的面貌正式面世。

二、打開視野，在世界語言中認識漢語

漢語研究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先后有幾次模仿拉丁語法、模仿英語語法的不成功嘗試，50年代又為過多關注俄語付出了一些不必要的代價，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漢語學者與普通語言學對話的信心。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國際上語言學理論發展最快的時期，幾個重要的語言學流派都在這時形成，盡管學術理念各異，但都突破了以往基于印歐語構建語言理論的做法，尋求世界上各種不同類型語言之間的深層次共性。80年代末90年代初，漢語學界一些有識之士敏銳地注意到這一重要走向，開始關注國外語言學理論最新動向。沈家煊指出：如果把一種語言的個性當作共性來描寫，這樣的描寫是不充分的描寫；如果把語言的共性當作一種語言的個性來描寫，這樣的描寫是不經濟的描寫。“把漢語置于世界語言變異的范圍內來研究，這應當成為我們的一個研究方向。”了解了世界語言的共性和變異面貌，可以更深刻地揭示漢語的特點。這種意識在90年代逐漸成為漢語語言學界的共識。

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界的交流全面展開，國外語言學的重要學說相繼引入漢語研究。20世紀60年代起，國際語言學研究的主流已經告別結構主義的描寫主義語言學，側重點由語言描寫轉向語言解釋，其中最有影響的就是美國的形式主義語言學了。其主張者認為，整個語言中的句子雖然是無窮多的，但所有句子都是由一些有限的句子按照明確的規則投射而成的。他們相信一些本質上相同的句法原則在所有語言中都起作用，所不同的是各個語言所取的參項略有差別，所以也叫“原則加參項”理論。這種理念給了一部分漢語研究者以很大的鼓舞，在西方學者設置的幾個重要議題上，如空范疇問題、疑問形式問題、反身代詞等方面對西方學者的理論假說做了驗證和補正的工作。與形式主義語言學學術理念不同的功能主義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也很快引入漢語，這兩種學說比較尊重語言事實，從語言的社會交際功能和人的一般認知特點去解釋語言規律，相信世界上各種語言的使用者只是在交際需求和認知心理上具有共性，具體到每種個別的語言，則有自己的形式選擇。漢語基本不受形態的約束，認知和交際功能的作用體現得更為直接，認知功能語言學的思想在漢語研究中很快就結出豐碩的果實，諸如漢語名詞的指稱問題、漢語句子的信息結構問題、漢語的語體語法問題，都是涉及漢語根本性的大問題。這種研究取向持動態的和多樣性的語言觀，在漢語應用中如魚得水。漢語具有浩繁的歷史文獻、豐富的方言資源，歷史語言學的語法化方法和語言類型學的方法使漢語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兩個方向都有了很大推進。

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日深，國內學術思想也就日益活躍，研究領域日益擴大，學科體系日益健全。語音學從結構主義音位學走向生成音系學，尤其是非線性音系學與漢語特點的結合，揭示出漢語音節的類型學價值；漢語方言研究從靜態的平面描寫發展到歷史層次分析，對語音的歷史發展和字源的研究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漢藏語比較方法為漢語歷史音韻學研究和漢語與親屬語言關系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參照。世紀之交，中國語言學真正走向了世界。

三、樹立自信，重塑漢語的文化價值

早在1986年，陸儉明教授就提出兩個問題：一是，現在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大都是從對印歐語的研究中得出的，如果是從漢藏語得出的，又將會是一個什么面貌？二是，我國傳統語言學只包括文字、音韻和訓詁，唯獨沒有語法，為什么我們的先輩不注重語法的研究？這跟漢語的特點是否有關？

應該說，20世紀90年代以后漢語的語言學研究全方位融入世界學術主流，在學術體系的邏輯化和學科體系的系統化方面成效顯著，同時也不自覺地融進了西方學術的話語體系，早年學術前輩那些清醒的遠見卓識，也很少被重新提起了。真正有使命感的語言學者，不論走得多遠，也不會忘記為什么出發。70年代，呂叔湘先生在談到建立漢語的語法體系時，就強調不能用有形態語言的語法來說明漢語，“假如一心要找個方的，就可能看不見圓的。”80年代，朱德熙先生進一步指出：漢語缺乏形態是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事實，只有經過仔細的分析和比較，才能看清這個簡單的現象背后的深刻的含義。他所發現的深刻的含義主要是兩點：一是漢語詞類跟句法成分之間不存在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二是漢語句子的構造原則跟詞組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這些大膽的提法和論斷，已經可以說是向西方語言學的話語體系提出了挑戰。

漢語詞類跟句法成分之間不存在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主要就是漢語動詞都能當名詞用的問題，于是沈家煊得出一個自自然然的推導：漢語動詞和名詞不是對立的范疇，而是包含關系，名詞包含動詞。漢語句子的構造原則跟詞組的構造原則基本一致，就意味著詞組里的組合方式都會表現在句子層面，句子層面的組合關系也可以出現在詞組里，我們也就逐漸看清一個事實：漢語的句法結構并不像西方語言那樣特別依賴論元結構。沈家煊發現，范疇之間是對立的還是包含的，這不僅是西方語言和中國漢語之間的根本不同，也是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之間的根本不同。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講的是人生于天，天包含人；“體用不二”講的是體在用中，用包含體；“有生于無”講的是無包含有；“物猶事也”講的是物包含事。朱曉農把漢語最基本的語法原理總結為同構、對比、適境三條，既是朱德熙關于漢語語法構造原則論斷的提升，又是中國思維方式和日常邏輯的感悟。這兩項重要結論，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語言學進程的典型寫照：由思想解放開始，大膽探索漢語事實的最合理描寫手段；融入世界，用人類語言的一般規律看漢語的基本范疇和基本邏輯；走回中國，從文化傳統揭示漢語的實質，反過來為更深刻認識傳統文化，更全面認識人類語言文化的多樣性，做出中國學者獨特的貢獻。應該說，新時代的漢語語言學，已經初步形成了魯迅所勾畫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圖景。中國語言學不僅是哲學社會科學里率先“小康”的學科，也必將成為新時代中國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走向富強的引領者。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