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從桂西北都安瑤族自治縣往東13公里，再沿紅水河順流而下40公里，在三級公路的對岸，有一個被竹林和青山環抱的村莊，就是上嶺。它是我生命中最親切的土地或者搖籃。我16歲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記憶就在這里。對我來說，家鄉是我生活過的地方中最潔凈的土地，我最純真的歲月也是在那里度過的。自從我離開了那里，進入都市，我被各種欲望騷擾、引誘、腐蝕，盡管我努力地進行著抵抗，同時用4部長篇小說對我的都市生活進行批判和解剖。但我還是覺得我已經不天真、不干凈了。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為什么變成了現在的我？我能變回去嗎？而我認為最純凈的家鄉這么多年也在變化著，我的村莊生態越來越好，我的鄉親也變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歡樂卻比以前少了很多。這是為什么？我必須重視這個現狀，就像審視我自己一樣。

2007年的一天，我回到上嶺。此次歸來，距離我上次返鄉，相隔了11年。這次返鄉，對我的觸動非常大。我親切而隔閡的上嶺、熟悉而又陌生的鄉親，讓我關切和疼痛。從那年以后，我年年回家。期間我還爭取到政府的10萬元錢給上嶺修建了一個碼頭。殊不知正是因為這10萬元，差點造成了眾叛親離的后果，因為我不允許我的親戚染指這10萬元錢，而修建碼頭的人又沒有用好這筆錢，建起的碼頭差強人意。我被親戚抱怨，被村民誤解——我大哥和大嫂去給承建碼頭的包工頭打工，一天工錢30元，被旁人嘲笑說碼頭的錢是你弟找的，你卻只能在這做苦力。大哥大嫂當即摔掉了扁擔。村民因為懷疑修建碼頭的錢被人貪污，去縣里告狀，接待的黃副縣長問了一句：“你們知道凡一平嗎？”當晚堂弟便打電話給我，質問我黃副縣長這句話是什么意思？當時我沒有做任何解釋。我依然年年回鄉。依然盡我所能為上嶺做事——丙申年我又找了20萬元，新建了一個碼頭，并找老板贊助了15桿太陽能路燈。從此我的鄉親過河不再趔趄，晚上即使喝醉了也不怕沒人發現。

回鄉，只要我回鄉，似乎這才是我的鄉親所期盼的。如今，只要在每年的某個重要節點，鄉親們總會看到我坦誠的面孔，而他們回報我的，只有熱忱。親善似乎又出現在我的村莊——也是丙申年，我復旦進修時的同宿舍同學徐顏平來到上嶺，因為喝得高興，回到南寧時才發現手機落在了上嶺。這位大商人非常擔心手機里的秘密泄露。第二天，我堂哥騎著摩托車跑了50公里趕到縣城，再乘班車130公里到南寧，把手機交給徐老板。他迫不及待地檢查手機、翻閱手機，然后驚嘆：“上嶺沒有斯諾登！”

是的，我的鄉親個個善良。

但我還是心情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農村生活和現實的農民命運，總是像磐石一樣壓迫著我。它壓迫了我很多年，無論我在金光大道的城里過著似乎很美好的生活，它始終是我掙脫不開的夢魘。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開磐石的杠桿和角度，為此我激動不已，并且不遺余力。

2013年創作出版的《上嶺村的謀殺》，是我正視自己生活的土地的一部長篇小說，它使我獲得了一次藝術的跨越和心靈的救贖。我寫了一部內容與我以往不同的小說。“心靈的救贖”是指我以往的小說總是背離我成長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對我的農村生活。而現在我的筆觸調轉了方向，我回來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

《上嶺村編年史》是我延續“藝術跨越”和“心靈救贖”的又一部長篇小說，其靈感來源于我的一個短篇小說《風水師》。我為這篇6000字的小說居然看了數十萬字的包括《黃帝宅經》在內的風水書籍，而更多的是思考人生的荒誕和沉浮，人性、命運的豐富和多變。

《風水師》寫完了，我把它投出去，發表在《廣西文學》2017年第4期。正值4月清明，我攜這本雜志回上嶺掃墓。我頑皮的孫輩們從我的包里翻出了這本雜志，連同糖果餅干一起拿走了。這本雜志傳來傳去，居然傳到了樊光良的手上。4月的最后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樊光良的電話。他在電話里跟我說：“你對我的虛構太多了，我哪懂那么多風水呀。其實真正的風水師是你。如果你敢，你能把上嶺村的人都寫個遍，我更服你！”

樊光良的話，像巫師的蠱惑慫恿我，也像神靈的昭示指導我。我當即坐到電腦椅上，打開電腦，飛快地寫下了小說的第一節。我一發不可收拾，從5月1日凌晨，到7月4日，我居然寫完了長篇小說《上嶺村編年史》。而且期間我出差、開會、醉酒，至少耗去一個月時間。對我這樣一個愚笨的作家來說，這個速度簡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何況，我對這部小說相當滿意。這是我的第7部長篇小說。在我寫完第5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我覺得我不會再寫了。可我居然又有了第6部、第7部，這多余的兩部是誰送我的？是誰在操縱我的手，讓我繼續寫上嶺、一定寫上嶺？

既然這樣，那索性就讓我寫得更多、更超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