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我創作發表了七八個中篇體量的戰爭小說，不經意間，竟然成了我小說創作的一條重要脈絡。如果再往前看，還出版過一部長篇戰爭小說《秦武卒》。自近現代以來，從鴉片戰爭、甲午戰爭，至抗日戰爭、朝鮮戰爭，戰爭才最有力地改變了中國歷史，戰爭也最深刻地觸動了中國人的靈魂。因此，也通過戰爭小說我們才能夠真切地理解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沒有戰爭小說，我們就不能完整地讀懂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當然，作為一個小說創作者我不會過分關注理論問題，而更多地關心感性方面的東西，比如說語言、感覺、色彩、意象、細節等等。但關于戰爭小說的諸多困惑卻需要我去直面，想逃也逃不掉。因為這些東西不解決，就沒法創作出滿意的戰爭小說。現在回過頭來，把這些問題與解決的辦法稍稍總結一下。我發現，它們作為一種純粹的理論問題似乎并不新鮮，但作為與我創作相關的感悟便又染上了一些具有個人特色的滋味。它們說不清道不明，但對于體味歷史與當下卻有著相當的啟發意義。所以，我不避淺陋寫出來與大家分享。

一

首先，戰爭小說如何抵達歷史的現場？這是對戰爭小說作家的最直接挑戰。據我了解，新中國成立以前出生的一代軍旅作家很多有過戰爭經歷，“50后”軍旅作家個別有過參戰經歷，而“60后”、“70后”軍旅作家則幾乎沒有，更遑論“80后”、“90后”。那么，沒有戰爭經歷的作家是不是就不能寫戰爭小說了呢？如果戰爭不再爆發，那戰爭小說是不是就此終結了呢？答案顯然不是。像《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托爾斯泰、《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他們都沒有戰爭經驗，但他們的作品卻流芳百世。可見直接的戰爭經歷僅僅是誕生一部好的戰爭小說的部分因素，而不是全部。另外，我們還可以發現，身處歷史中的人未必就真正了解那段歷史。由于各種各樣的局限，他們可能只了解自己周圍發生的事情，而對其他的事情則根本不知情。因此，他與后來人對歷史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即便是身處同一段歷史的不同人物也可能因為了解情況不同、感知能力不同、觀念不同而產生各不相同的感受。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或者說一個作家站在了戰爭歷史的現場，并不能保證他的戰爭小說一定能夠真切地、藝術地、高超地反映歷史。顯然，讓戰爭小說真正抵達歷史現場還需要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東西。

作為一個“70后”作家，我沒有遭遇過戰爭，也不知有生之年能不能經歷戰爭。但我強烈地希望通過某種精神性創作抵達戰爭歷史的現場。同為軍人，也有過差不多的經歷（我們今天的條件更優越一些），我特別想知道我的前輩們在戰場上的所思所想，他們的感受如何。關于某一場戰爭的資料我會特別感興趣，無論是文字的或音像的。我會不厭其煩地品味其中的細節，琢磨其中的意義，從眾多看似平常的材料中發現與眾不同的東西。我不放過任何和有過戰爭經歷的人談戰爭，從他們的嘴里挖出新鮮的經驗。過去的戰爭歷史書寫者會有意無意地回避一些十分殘酷的東西，即便是交代出來，也僅僅是用一些數字或簡單陳述來表達。不去用心品讀，很難理解文字所指向的現場之慘烈。另外，戰爭現場的體驗也非常重要。比如我寫關于朝鮮戰爭的小說《死亡重奏》《無名連》，讀者普遍反映很真實很震撼。我覺得這與我出生在東北，小時候在大興安嶺山區待過，對那一帶山區的嚴寒和酷烈感同身受有關。接觸這些材料越多，一個與過去想象或者說與歷史教科書中構造出來的完全不同的戰爭便越醒目地呈現在眼前。我一再被觸動，原來真實的戰爭竟然如此地超乎我的想象！

在接觸到方方面面材料之后，我會產生非常復雜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情緒。各種各樣的情緒混雜在一起，最終形成一種比較難以言傳的感情。你很難用簡單的詞匯去表達它，只能用小說來表達，只能用藝術的方式來表達。當這種感情十分強烈必須宣瀉的時候，一個好的戰爭小說差不多也該誕生了。所以我覺得，只有一個充滿強烈感情的戰爭小說才稱得起抵達了歷史的現場。只有在這個時刻，人是活的，歷史是活的，歷史是名副其實的人的歷史。活的歷史才是真實的歷史。

二

其次，中國戰爭小說應該有怎樣的精神意蘊？在寫過一系列戰爭小說之后，我逐漸意識到，中國的戰爭小說可能終究也成不了西方那樣的戰爭小說。在記憶里，近現代以來，美國有《第二十二條軍規》，德國有《西線無戰事》，俄國有《靜靜的頓河》等等。其實每個國家的戰爭小說首先都必須根植于其近現代歷史之中。美國有美國的近現代史，德國有德國的近現代史，俄羅斯有俄羅斯的近現代史，雖然都是整個世界史的組成部分，但從每個國家的立場來看，又各有差別，各有各的脈絡。在這些國家中，近現代以來的戰爭所處的位置都不太一樣。對于美國、俄羅斯這樣的戰勝國來講，他們看待戰爭的態度是一個樣子，對于戰敗國德國來講，是另一個樣子。盡管戰爭小說會有共同追求的價值，但落實到各個國家具體國情，便會千差萬別。每當我回想起近現代以來深刻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爭，我都覺得我不應該按照西方戰爭小說那樣去寫。強扭的瓜不甜，即便寫出來，也一定會不倫不類。因為那樣的果實只能長在西方，長在一些特定的土壤上，硬生生地種在中國恐怕很難開花結果。舉個例子，有人說，戰爭是殘忍的、血腥的，所以要反對戰爭。因此，西方戰爭小說大多是反戰的，也就有著更高的文學價值。但讓我們想一想，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人來說，這種反戰有意義嗎？對于一個弱者，他該怎樣去乞求和平呢？和平能夠靠乞求得來嗎？所以，拿別人的理念來寫自己的小說行不通，誕生的一定是古怪的畸形兒。

這并不是要拒絕戰爭小說所要追求的共同價值，而是說，中國的戰爭小說應該追求自己獨特的精神意蘊。這些精神意蘊應該從哪里來呢？不應該是照搬過來，而應該是從中國近現代歷史中來，從中國的傳統精神中來，從民眾的內心世界中來，這又有什么好懷疑和不自信的呢？據我自己的創作經驗來看，回顧近現代以來的戰爭，就會發現，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在一步一步地發生變化。晚清以后，像康有為、章炳麟、譚嗣同、魯迅、熊十力這些人，都在尋找一條精神上的出路。他們的背上有一個非常沉重的傳統，但他們不知前方的路在哪兒，該怎么走。讀他們的著作，我很感同身受。他們在被迫而且痛苦地解決一些精神性問題，如果不解決，中國人就可能沒法面對一個新的世界。我的這一系列戰爭小說當然會有些與眾不同的藝術特色，但其實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似乎讀出了前輩先賢們的幾分沉重，也意識到了那些精神性問題的重要。每寫一個戰爭小說，我都會暗自設定一個精神性問題，在寫作中去解決。一個小說一個小說去寫，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去考察，期待著最終能找到一個總體性的答案。當然，我不知道離目標還有多遠，也不知能不能幸運地找到一顆果實，但回頭看一看，確是走過了一條孤獨而又蜿蜒的路。而且，我相信這條路是正確的，值得繼續走下去。

三

第三，戰爭小說就僅僅是在寫歷史嗎？我覺得不是。在創作中我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對于那些一再震撼了我，并且真實發生過的戰爭故事，我卻沒有辦法讓讀者去理解、去相信。也就是說，在今天這個歷史境遇中的人們已經不能與當年戰爭環境下的人們感同身受了。比如，現在的人很難理解，或者根本不相信在朝鮮戰爭中，整整一個連隊的軍人能夠在嚴寒中堅守陣地，直到全部壯烈犧牲。作為一個后輩，我多次在我方戰史和美方戰史中看見過這樣的記載，而慚愧的是，我在很長的時間里竟然沒辦法把這樣的事情寫得讓人相信我寫過一個中篇小說叫《遭遇一九五零年的無名連》。那個時候，我還沒法正面強攻一場戰爭，只好把1950年冬季的戰爭作為背景，寫幾個當代士兵，以此遙望那段壯烈的歷史。直到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磨煉和積累，寫出了《死亡重奏》和《無名連》這樣的戰爭小說，我才稍稍安心。《無名連》這個小說其實就是對《遭遇一九五零年的無名連》的回應，了卻了一樁心事。

那么，為什么把一個真實的事情寫得真實倒成了一樁難事了呢？細細琢磨，是因為寫一個戰爭小說不僅僅是在呈現一個歷史往事，更是一次與當代人的精神對話。你必須運用一切文學手段去說服你的讀者，用讀者能夠接受的方式去打動他們，把自己的感情傳達給他們。有時，我會問自己，難道寫這些戰爭小說就僅僅是為了寫一些過去的故事嗎？如果是在過去，我能把這些故事寫成這個樣子嗎？歸根結底，我覺得我是站在了一個充滿更大變局的時代，這個有著更多可能性的時代讓我有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眼光來回望過去。同時，這些戰爭小說中包含的潛在精神性問題形成了與當下精神生活的對話關系。不是平平淡淡、不痛不癢的對話，而是生死攸關，甚至是帶著幾分殘忍的對話。戰爭小說探索的遠遠不是地緣政治、戰略戰術，也遠遠不是如何血性英勇、如何深謀遠慮。他們所要追問的要比這些深遠得多。反思當下中國的國際國內環境，以及已經到來的科學技術革命，中國人需要回答的精神性問題實在太多了。戰爭小說從某種程度上提供了一個接受最嚴峻拷問的場所，當下中國人精神生活中的重大問題也是戰爭小說所要追問的。假如未來有一天戰爭真的爆發了，我們在精神上是否已經足以直面了呢？我們知道我們從哪里來，將要往哪里去了嗎？對于那些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有了足以說服自己的答案了嗎？說到底，戰爭小說要回答，一個什么樣的未來值得犧牲生命去爭取？人將怎樣勇敢地面對那個充滿未知的新世界？面對大國博弈，面對社會不公，面對科學技術給人類帶來的恐懼不安，我預感到，戰爭小說可能會給出所有答案之中那個最有力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