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想“新時期”軍旅文學的黃金時代，軍旅作家勇于探索、集群沖鋒，以其崇高陽剛的審美追求和高蹈深邃的思想建構挺立于時代潮頭，引領社會風尚；那些直面現實的軍旅文學作品已成當代經典，更為國人提供了深沉持久的情感支撐，為不同時代的思想精神與價值觀念提供了最具核心意義的表征。凡此種種，成就了軍旅文學血脈相繼的輝煌歷史，亦是一代代讀者始終喜愛并關注軍旅文學的原因所在。

當“金孔雀”余旭血染長空、化身絢爛彩虹，震驚悲慟之余，我們還想了解“女飛英雄”們高強度、高風險的訓練生活，讀懂飛行員的心靈世界；當神舟十一號載人飛船劃破大漠天際、重返祖國腹地，興奮激動之際，我們還想探秘33天太空之旅幕后的驚險與神奇，觸摸航天人的精神質地；隨著殲20、國產航母等先進武器裝備頻繁“曝光” ，國人的國防意識亦與日俱增，除了新聞報道，文學作品無疑是人民群眾最喜聞樂見的形式載體。當前，我軍正處在向強軍目標邁進、加快戰略轉型的重要時期，這為軍旅文學提供了廣闊舞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與如火如荼、日新月異的改革強軍征程相比，當下的軍旅文學創作尚未完全跟上這次史無前例的軍事革命的步伐，部分作家的思想和寫作還逡巡于承平日久的過往，滯留在那些庸常瑣事、職場爭斗以及某種不無灰暗的內心困境中；又或者被流行的大眾審美趣味裹挾，陷入傳奇故事的另類講述而無法跳脫、難以自拔。21世紀初，席卷文壇的“底層敘事”思潮，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軍旅文學的精神視野、題材空間和氣象格局，暴露并放大了部分作家在處理復雜現實經驗時的孱弱無力。誠然，文學未必完全與生活同步，但如此脫節也著實與廣大官兵和讀者的閱讀期待相去甚遠。

文學的“滯后性”是一般性的規律。反映二戰的西方文學確實沒有與二戰同步，中國“十七年時期”的紅色經典也是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結束十余年之后才涌現出來；但文學與生活“同步”的情況也比比皆是，比如朝鮮戰爭爆發僅僅半年后， 《解放軍文藝》 《人民文學》和《文藝報》等報刊就持續發表了大量相關題材的作品。 《解放軍文藝》開辟了“志愿軍一日” 、“志愿軍英雄傳”等專欄，甚至還倡導“兵寫兵” 。軍地作家紛紛趕赴朝鮮戰場，有如一支支文學的“輕騎兵” ，運用通訊、特寫、散文、中短篇小說等“輕騎兵”的文學樣式，創作了一大批優秀作品，其中不乏半個多世紀后仍然葆有強大生命力的傳世之作。

魏巍前往朝鮮本是為了了解美軍戰俘的思想情況，任務完成就可以回國了，但他卻主動要求上前線。在前沿陣地采訪了3個月后，他回到國內已經是1951年2月了， 《誰是最可愛的人》就是1951年4月11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這篇通訊因其概括表達了那個時代的思想與精神主題，影響巨大，后來入選中學語文課本，影響了幾代人；電影《英雄兒女》的影響遠遠超過發表在1961年8月號《上海文學》的原著小說《團圓》 。巴金1952年和1953年兩次赴朝，先后寫下了《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 《英雄的故事》 《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等通訊，而不朽的名作《團圓》則是沉淀了七八年后的成果。陸柱國1950年趕赴朝鮮前線，創作了中篇小說《風雪東線》 ，而他影響更大的作品則是中篇小說《上甘嶺》 ，那是他1952年冬二次赴朝，在戰壕里創作的，發表在1953年3 - 5月號的《解放軍文藝》上，之后改編為同名電影；楊朔是1950年冬隨中國鐵路工人組成的志愿軍工程總隊到達朝鮮的。敵人在戰場上打不贏，就瘋狂地轟炸鐵路、橋梁，妄圖截斷志愿軍的武器彈藥、物資給養的供應。戰火中，楊朔用了大約10個月的時間，于1952年6月4日完成了他文學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寫作，長篇小說《三千里江山》就誕生在清川江北的一個小村子里，于1953年得以發表。上述經典佳作可以說都是作家親赴戰爭一線采訪后的急就章，此前他們當然不可能熟悉戰場情況，但是他們都被志愿軍戰士們英勇無畏、報效祖國的精神所感動，寫作的激情難以抑制。在這些當時的著名作家看來，最為緊要的是生與死的戰場現實能否被記錄下來，那些英勇無畏的事跡和犧牲奉獻的精神能否得到弘揚，進而能否為建設國家的人們提供精神和情感的支撐和動力。

懷想“新時期”軍旅文學的黃金時代，軍旅作家勇于探索、集群沖鋒，以其崇高陽剛的審美追求和高蹈深邃的思想建構挺立于時代潮頭，引領社會風尚；那些直面現實的軍旅文學作品已成當代經典，更為國人提供了深沉持久的情感支撐，為不同時代的思想精神與價值觀念提供了最具核心意義的表征。凡此種種，成就了軍旅文學血脈相繼的輝煌歷史，亦是一代代讀者始終喜愛并關注軍旅文學的原因所在。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時指出，“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 ”偉大時代亟須“書記員” ，軍旅文學呼喚“輕騎兵” 。軍旅作家應該向半個多世紀前創造了輝煌的老一輩作家學習，密切跟蹤改革強軍的偉大征程，身入更要心入基層部隊和演訓現場；以“輕騎兵”的沖鋒姿態，運用“輕騎兵”的文學樣式，及時深刻地表現改革強軍的現實，鮮活生動地塑造“四有”新一代革命軍人形象，為變革前行的偉大時代建構新的思想精神與理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