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曉康

就我目前對馬曉康作品的閱讀而言，他近些年大部分作品都在著力書寫留學澳洲七年的生活：長篇小說《墨爾本上空的云：人間》直接就是他留學生活的自傳，長詩《還魂記》《逃亡記》亦是他在回國之后對留學生活的回憶與反思。應該說，馬曉康并不一帆風順的留學經歷，成為了他近些年重要的、豐富的寫作資源。

毋庸置疑，寫作資源的獨特對于作家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莫言自稱是“講故事的人”，而他所講述的故事很多來源于他童年時期聽來的各種故事。因而，莫言說自己并不是用眼睛來閱讀，而是“用耳朵閱讀”。這些“用耳朵閱讀”來的“文本”，成為他文學實踐中取之不盡的文化資源：“現在我能記起來的故事大概有三百個，這些故事只要稍加改造就是一篇不錯的小說，而我寫出來的還不到五十個，這些故事我這輩子是寫不完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對此有著清晰認知：個體經驗的豐富與獨特，只是基礎，是素材。創作的關鍵更在于對這些經驗、素材的藝術轉化，即莫言所說的“改造”。

同樣的經驗，馬曉康將它轉化在小說、詩歌兩種不同的文學體裁之中。

長詩《還魂記》《逃亡記》中，對留學生涯的具體生活雖然也有不少刻畫，但它卻是簡潔的、概括的，更多地是淡化為一種背景而存在——馬曉康著重書寫其中的心路歷程。“我是破產者的兒子 囚犯的兒子 更是父親的兒子……/背負著一切莫須有的罵名 卻無力澄清/這里不再有人認識我 我是一個外來的小偷/隱姓埋名 裝聾作啞 在每個犄角旮旯里 翻尋著我的童年”（《還魂記》）；“哥哥！我們是北方的野禽，在南半球的海里/被扭去翅膀，扭成了畸形的魚/（鱗片裂開，也一樣殘忍地活著）”（《逃亡記》）。詩歌主抒情，它簡潔、凝練，在種種意象的象征與隱喻中完成對情與思的書寫。而小說主敘事，它豐盈、飽滿，需要種種具體故事與微妙細節的支撐。因而，“被扭去翅膀，扭成了畸形的魚”這一被高度凝練的個體經驗，到了小說敘事中，就無法再按照詩歌的方式進行提煉與簡化了。

長篇小說《墨爾本上空的云：人間》以時間為線，書寫家道中落、經濟貧困條件下“我”艱難的留學生活。這種自傳體小說令人想起郁達夫的《沉淪》。一般而言，小說家創作小說，其素材來源，要么是自身經歷，要么是“道聽途說”，要么是個人想象。然而，無論是哪一種，我們都不能夠忽略了小說“虛構”的特質。換而言之，個人經驗也好，現實見聞也好，都需要經過藝術的“變形”。如何變，如何“改造”，如何從“我的故事”中寫出“我們”的共通情感與認知，就見出了小說家的才華與水平。余華長篇小說《第七天》面世之后，遭遇最多的批評在于他將許多社會新聞事件搬到了小說中。余華當然是有才華的作家，而讀者對《第七天》表示略顯失望的原因在于——他們沒能見到期待視野中他“變形”（藝術轉化）的應有水平。王十月中篇小說《人罪》，同樣是取材于小販殺城管的社會新聞，但其落腳處卻在于殺人以后法官陳責我的內心掙扎上。這即是作家的再創造。

回到馬曉康的小說中，《墨爾本上空的云》以第一人稱進行敘事，講述“我”與一幫留澳青年的故事。一方面，在馬曉康的小說中，我們看到了真實的生活，看到了那些鮮有人關注的青少年留學群體的狀況，也看到了馬曉康的種種反思；另一方面，從小說敘事的角度而言，他的小說又顯得太過于真實，在“虛構”與對故事情節的“排列組合”上，顯得較為薄弱。事實上，馬曉康并不缺乏對生活的敏感，也不缺乏對生活的反思力，更不缺乏想象力。在詩歌《整修道路，一株玉米傲立中央》中，一條道路，新舊兩邊，中間夾縫中的玉米如同閱兵一樣看著過往車輛。“一株玉米在閱兵”，這一畫面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而，我更愿意相信，馬曉康在長篇小說的書寫中，應該是更多地是以一種回憶錄的姿態在書寫。那時他只求記錄，而非創造。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我更為期待的是他《墨爾本往事：搶貪官》這一類的作品。在這一系列里，他的留學生涯，他的個人經驗，可能會更為成功地轉化為小說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