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受西方“消費文化”影響，有人把美感與“快感”混同，以為它只是給人以耳目之娛而完全否定它的精神擔當，這種觀念需要深刻反思

由于人們有意無意把美等同于“優美”而忽視“崇高”，以致只看重“愛”的教育而忽視對“敬”的感情的培育。其實，從培養健全人格的角度來說，“愛”與“敬”缺一不可，凡是高尚的人格和偉大的功業，無不是在這兩種情感共同驅使下建立的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把文藝稱為“靈魂的事業”，后來人們又說文藝家是“靈魂的工程師”，這都是強調文藝在塑造人的靈魂上的重大作用。

這里所說“靈魂”實際是人的“心靈”，它是由理智、意志、情感三者構成的有機整體。要完善和提升人的心靈世界，不僅要有知識的教育、意志的教育，還需要有情感的教育。這是因為，理智與意志常常是分離的，—個人知道應該怎樣并不等于他就能按照“應該怎樣”去行事，只有經過親身情感體驗才能內化為自己的意愿，外顯為自己的行為。這樣，情感也就成為人們由認識過渡到行動的心理中介，它與認識、意志互相聯系形成整體人格。而在情感教育方面，美與美的藝術又起著其他思想工作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要說明這個問題，就得從什么是美（包括美的藝術）以及美何以會有這樣的作用說起。在這個問題上，迄今還存在不少模糊認識，特別需要我們在理論上予以澄清。

審美不止于耳目之娛

美是人們感覺和體驗的對象，我們認為某一事物是美的，一般是由于它的感性形式使人身心愉悅而不是因為它的實際有用性，所以康德認為審美所給予人的是一種“無利害的自由愉快”，他把這種感知方式稱為“靜觀”。但自100年前王國維把康德美學引入我國以來，這一思想一直沒有完全為人所理解，最初不少學者都受叔本華影響，視之為一種“純粹的認識形式”，是“意志的清凈劑”，它帶給人的是“真正的清心寡欲”，“使人認識到這一切身外之物的空虛”，從而在消極意義上把審美看作不過是在人生苦難中暫求解脫的一種“養心術”。近些年來，受西方“消費文化”影響，人們更是常把美感與“快感”混同，以為它只是給人以耳目之娛而完全否定它的精神擔當。

事實上康德之所以以“無利害的自由愉快”來規定美感的特性，是由于他深感近代西方社會在科技理性與商業文明統治下，人已經逐步淪為欲望的工具和奴隸而日趨物化和異化，忘卻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他提倡通過對美的對象的感知和體驗來培育人高尚的審美情操，就像莊子說的“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把個人情懷與宇宙精神統一起來，使人從物質束縛中擺脫出來而獲得解放，超越功利目的而得以進入“物我同一”“萬物一體”境界，同時又能培育人的自由意志，使人按照美的信念和法則去思想和行動，成為“有道德的”亦即他所說的“以自身為目的的人”。這也就是他所說的“沒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即在不受理智與意志強制之下，通過情感的陶冶來達到改造人性的目的，而并非像人們所誤解的那樣：審美只是給人以感官上的享受和滿足。

這種自由愉快對于人的生存至關重要：雖然人作為一個“有生命的個人存在”離不開物質，但物質并不能滿足人生存的全部需要，它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快樂和幸福的問題，甚至使人為滿足欲望變得貪得無厭，因而永遠處于被物支配的地位，導致人生痛苦。這就是今天雖然物質生活較以前豐富多了，有些人仍然不快樂幸福，反倒出現各種精神焦慮的原因所在，這也從反面印證精神生活對于人的重要性。而審美就是不予強制和灌輸而令人精神愉悅、按照美的理想和信念來塑造人的心靈、使人從“感性的人”提升為“理性的人”的一種最為積極而有效的途徑。因此說，審美既是一種“享樂的方式”，又是一種“修養”。

要優美更要崇高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通常所說的“美”往往是狹義的，即指“優美”，其實美的內涵還應包括“崇高”。“崇高”與“優美”不同，“優美”通常是以形式取勝，以其精巧、明麗、和諧形態順應人的主觀目的，直接給人以耳目之娛，讓人產生類似“受到奉承而順從”的愛悅感，并借此培育人們“愛”的情感；而“崇高”一般以巨大、粗獷、雄偉、深邃的形態顯現，常見于崇山峻嶺、星空大漠等事物之中，并可由此推及一切英雄壯舉、偉人、偉業等。它給予人的主要是心靈的震撼而非感覺的快適，所以康德認為“美在形式”而“崇高則無形式”。

崇高感的產生總是經歷這樣一個心理過程：初始，對象的氣勢和精神的強大讓人感到個人存在的渺小，給人以威脅、恐怖、挫折、生命力的阻滯之感，但卻能歷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激發人的自我意識和生存自覺，繼而在人的內心形成張力，促使人奮發圖強，化恐懼感為敬畏感以及對之追慕、神往的心情，由于有其所“敬”而驅使人不斷走向自我超越。就像杜甫在《望岳》中所寫的，正是泰山那“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的巍峨磅礴的氣勢，激發起詩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強烈愿望。所以古羅馬思想家如朗吉納斯等特別強調“大自然把人帶到宇宙這生命的大會場里，不是把人當作卑微的動物，而是在人類心靈里注入對于偉大的、比我們自己更神圣的東西的愛”，它對于人的意義就在于“當一個人如果四面八方把生命諦視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偉大的和優美的都巍然聳立著，他就會馬上體會到我們是為什么生在這世間的”，“就會把絕對的偉大建立在自己的使命中”，讓人們在感知這些驚心動魄的景象中消除自身“心理的脆弱性”，提高使命意識，通過拓展情懷、提升境界培育敢于正視困難和戰勝困難的勇敢精神和人格力量。一旦人們的精神提高到這樣的高度，一切“事業、行動、風度、學術的品德也必然都是美的”。

這種“敬”的情感培育在當今這個和平昌盛的時代顯得尤為重要。辯證來看，矛盾的雙方都處于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狀態，2000多年前《周易》就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提醒人們即使身處安樂也必須居安思危，時刻不忘立國安邦方面所承擔的使命。但富裕和安逸的生活會使人失去生存壓力而沉溺于物質享受，只求自我滿足而喪失對自身社會使命的敬畏感和責任感，這就更突顯崇高在審美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往，由于人們有意無意地把美等同于“優美”而忽視“崇高”，以致只看重“愛”的教育而忽視對“敬”的情感的培育。其實，從培養健全人格的角度來說，這兩者互相補充、缺一不可，凡是高尚的人格和偉大的功業，無不是在這兩種情感共同驅使下建立的。所以康德認為崇高與優美雖然形態不同，但卻是互補的，“崇高使人感動，美則使人迷戀”，“崇高的性質激發人的尊敬，優美的性質則激發人們的愛慕”，它們共同構成一個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心理特征。而針對當時由商業文明造成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世風，他又特別強調“沒有崇高，偉大的事業就不能完成”。

文學藝術不等于消費文化

在一個人成長過程中，審美情感的培育無疑起著重要作用。席勒認為要使“感性的人”（即自然的人）成為“理性的人”（即社會的、文化的、有意識和自我意識的人），“除首先使他成為審美的人，沒有其他途徑”。這看似把審美的重要性強調得有些過分，卻不乏深刻道理。與以往人們只著眼于從理論上、從心理結構上說明人是什么不同，黑格爾認為“人的實際存在是他的行為”，“只有在行為中人才是現實的”，人的行為不可能僅憑理智的告誡，還需要情感的驅使才能產生，唯有美好的情感才會有高尚的行為。秉持這樣的觀點，就會克服美學研究脫離實際的傾向，把審美、藝術、人生三者統一起來，實現藝術對人生的介入。梁啟超認為美對于人來說并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像陽光雨露、布帛菽粟一樣是“生活的必需品”。一個人在其成長道路上，要是缺乏美的熏陶，他的人格就不健全甚至可能是扭曲的。

在人格培養方面，文學藝術當盡一份責任。但這些年來，一些文藝作品并沒有承擔起以美的理想塑造人的靈魂的責任。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商品概念深入人心，有的人將文學藝術視同為物質產品，無視其審美特性和精神擔當，將西方“消費文化”當作文藝發展方向，以“娛樂圈”取代“演藝界”，以票房價值、收視率、發行量作為衡量作品優劣的唯一標準。還有一些評論者，不僅把“崇高”摒棄在文藝之外，還宣稱“消費時代美學的變化就在于‘距離感的消失’，因而公眾不需要靈魂的震動和‘真理’，他自足于美的消費和放縱”，而且認為“當代藝術家的工作只有當它對世界的商品化有所促進，即在‘叫賣’和‘叫座’的時候，才實現為藝術”。受到這種觀點支配，一些創作者以及相關的制作、傳播主體在憑借低俗、庸俗、媚俗之作賺得盆滿缽滿的同時，把一部分讀者、觀眾引向唯求感官陶醉、喪失自我意識及社會情懷的沉淪狀態，這些現象亟待深刻反思。這也說明，正確認識美、堅守文藝的審美屬性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