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二十四城記》中說“僅你消失的一面，足以讓我榮耀一生”。成都東郊的”紅樓”，經歷了40多載的風霜雨雪，依然傲立在那里，它的功用早以廢弛，再次佇立在”紅樓”下，驚嘆成都改革開放的翻天巨變，感慨我的人生竟然和這座”紅樓”結下了深深的情緣......

1980年，那年我17歲，名叫文青。父母都是由北京機械技工學校畢業分配到成都量具刃具廠（后面簡稱“刃具廠”）的職工。母親在卡尺分廠銑工小組干活，而父親在工具科從事技術管理工作。6月的高考失利，讓我放棄了對學業繼續深造的夢想，我開始渴望工作，進入這座國有企業的愿望越來越強烈，母親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悄悄對我說：“文青，你哥哥馬上要生小孩兒了，現在我們廠還可以實行‘頂崗’制度，要不你頂替我進刃具廠上班吧？”我滿心歡喜的給了母親一個深深的擁抱，就這樣，我和這座”紅樓”情緣從那一年就開始了。

“頂崗”的程序并不是那么的簡單，母親又是體檢、填表和找關系，為什么要“找關系”？因為母親當時身體不錯，不滿足提前退休頂替我上班的條件，所以私下尋找關系，認識我們刃具廠職工醫院的醫生，希望開據一個身患慢性疾病的證明。經過一系列折騰，程序完成了，我收到了通知，第二天進廠報到，母親看見我高興的樣子，笑著對我說：“明天我帶你去。”第二天早上，母親帶著我來到了刃具廠的大門——”紅樓”前，我第一次和它邂逅。給我的感覺，它是多么的雄偉。周圍光禿禿的荒野映襯出它的自豪與榮耀，一座帶有濃郁莫斯科建筑特色的”紅樓”立在眼前，后來才知道這是一五期間原蘇聯援建的。我站在”紅樓”前許久，母親拍了拍我的肩膀：“文青，以后的路靠你自己了。去吧......”我回過神來，跟著母親來到大鉆頭分廠報到，我被分到了大鉆頭分廠外圓磨小組做了一名磨工。回憶起當時的心情，激動、興奮略帶一些自豪：我進入刃具廠工作了，我也是一名國有企業的工人了。

1986年，是我人生中的一次拐點，我在這一年戀愛了……人生或許就是那么奇特，從進廠開始，我始終沒有松懈，踏實工作成為我的指導理念，以至于連續3年獲得“三八紅旗手”和“先進工作者”的榮譽稱號，這樣的殊榮更加推動我的工作積極性。5月13號那天晚上，因為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紅火，全場生產線的部門幾乎都加班。我也不例外，加班到了8點，拖著勞累疲憊的雙腳剛走到”紅樓”時，突然下起了大雨，我沒帶雨具，肚子又餓，心里正煩躁不安，突然身后有個大手拍了我一下，“來，拿著。”我轉身一看，一個帥氣的小伙子微笑地看著我，我一邊接過傘，一邊問他姓名時，他快步跑入了雨中，消失了。我一邊欣喜一邊疑惑的回家了。一連好幾天，我拿著他的傘，想把雨傘還給他，但是都沒有見到他。就這樣到了年底，我又一次被分廠評為“先進工作者”。于是依照慣例，每個分廠的“先進工作者”要集體到”紅樓”下合影留念。這一天很無心的合影居然讓我意外的又一次看見了他。我倆以“感謝”為話題展開，聊了很多。原來他叫徐剛，是去年剛從部隊轉業到我們廠工作的，他母親也是我們廠小鉆頭分廠的工人，父親是火車司機。我們的開始就在1986年的“先進工作者”的合影照上留下了。當然，緊接著就開始了看電影、公園約會。

1987年，我結婚了。因為我哥哥、嫂子以及小侄子在我媽媽家里住，而徐剛家里弟弟和妹妹也都沒有結婚，家里的空間比較緊張。所以我們就在外面租了一個單位筒子樓單間，單間的空間比較狹小，并且廁所和廚房都是公用的。雖然剛開始不太適應，不過仍然有一種獨立的自豪感。工作也發生一些變化，從原來的磨工變成從事描圖、資料管理工作。

1988年，是我的愛情事業雙豐收的一年。我懷孕并生下了和徐剛愛情的結晶，是一個兒子，取名徐宇。在下半年經分廠領導推薦，我參加了刃具廠職工大學的成人高考，幸運的被錄取，并開始了三年的脫產學習。

1991年6月底，我順利的畢業了，最后全班二十多個同學在”紅樓”前拍了一張畢業照。7月回到大鉆頭分廠繼續工作，榮幸被推薦擔任團支部書記，兼顧處理團的工作。9月從描圖、資料管理工作轉為人事管理工作。

1999年，我和丈夫幸運趕上最后一波“浪”，購買了刃具廠修建的內部集資房，告別了12年的筒子樓的擁擠生活，擁有了單獨廚房和洗手間的房子。巧的是內部集資房的位置就在”紅樓”的旁邊，我家又在頂樓7樓，每天拉開客廳的窗簾，我都能夠第一時間看見”紅樓”。

2002年，我告別了22年的大鉆頭分廠，被調到了電子量具分廠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從原來進了”紅樓”往左拐變成了往右拐。

2006年，讓我感觸很深。根據成都市政府發布的《成都東郊老舊工廠改制搬遷規定》，我們一家人進行了今后工作的思考和討論。首先是現在成都市二環路東三段的廠區要往三環路以往搬遷。因此，所有的老廠房全部拆毀。這些景象可能以后只會出現在我們東郊人的記憶中，大家最為牽掛的還是那座見證刃具廠發展的”紅樓”的命運。最初計劃是一并拆毀的，后來廠領導和成都市委領導多次協商，終于同意保留下這唯一的建筑。其次，就是老廠拆遷，新廠地址位于成都市新都區三河場，鑒于距離很多廠里職工距離遠的問題，工廠發布消息，愿意繼續在刃具廠工作的職工，按照工齡的遣散費的30%發放給個人；不愿意繼續在刃具廠工作的職工，按照工齡的100%發放給個人。我和丈夫商量了很久，還是決定一起跟著老廠，繼續工作。于是把現在成都二環路旁房子賣了，在新廠附近買了一套住房，從那年起，我離開了那座”紅樓”。

2014年，我們電子量具公司被卡尺廠收購，變為電子量具工段，我被任命為電子量具工段工段長。從2014年到2017年，我帶領工段的職工努力工作，連續三年是產值最高的工段之一，連續三年在年終總結大會上以“優秀工段領導”的身份講話并獲得表揚。

2018年，我到了退休的年紀，單位領導本來想等我退休后。返聘我繼續工作。但是我的母親在今年過年之后突然癱瘓，只能依靠輪椅行走，父親的腿腳也不靈便。全家人召開了一次家庭會議，哥哥現在家里壓力很重，所以不能退休過來照顧母親。弟弟現在在成都某科學研究院擔任領導工作，正是事業發展的關鍵期，也不能回來照顧母親。我看見這樣的情況，毅然決定結束我的工廠人生，回家來照顧我的母親。于是，我在2018年3月我就提前了半年退休回家。每天的生活從工廠轉移到了母親家里，從早上起來做早餐，到推著母親到樓下花園里透透氣，再到中午做飯，下午給母親按摩，最后到晚上做晚飯，每天重復單一而充實的事情。但心里始終對原來的工作有一份懷念，不時地還要給單位的同事電話寒暄兩句工廠的現況才覺得心安，最想念還要數那座見證了我人生的”紅樓”。因為廠房的拆遷后，我和母親都買房到了較遠的地方，離開了那座”紅樓”，一眨眼12年了，真想再回去看看。4月5日，我和丈夫照常來到母親家里給母親做飯，中午吃飯時，母親給我說：“文青，今天是清明節。我們在成都也沒有什么掃墓的先人。今天天氣不錯，我很久沒有去原來老廠了，正好徐剛今天休息，我們下午開車去看看吧。”母親一句隨意的話讓我很意外也很激動，滿口同意了。飯后，丈夫開著車，我和父母親一起來到了老廠，已經完全面目全非。原來廠區已經蓋起了通瑞淺水半島的商品樓房。廠醫院的地方修起了成都中鐵二局瑪塞城的商品樓房，廠小學變成了電子科技大學附屬小學。這一切的一切都讓我變得模糊，只有唯一那座”紅樓”還屹立在那里。我推著母親，丈夫和父親走在我身旁，一起來到”紅樓”的面前。這樣一座”紅樓”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當年我進廠時，第一天走到這大門前時，它是周圍最高大的建筑。而如今，它是最矮小的一個。我此時此刻想到了很多，第一天進廠工作、勞模的拍照、我和丈夫的第一次邂逅、職大畢業的合影、集資房的窗等，這一切的一切，仿佛一種命運的安排，讓我和這座”紅樓”緊緊地連在了一起，它見證了我的事業、愛情、家庭，也見證了改革開放40年成都的變化。想到這里，我的眼眶紅了，母親坐在輪椅上，抬起頭看看我，我輕輕地拍了一下母親的肩膀，對她說：“媽媽，當年剛進廠第一天，你對我說以后的路靠我自己了。今天，你對我還滿意吧。”母親看著我，沒有說話。過了一會兒，母親笑了，我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