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麗君《長江——中華的榮耀與希望》工作稿，1982年。這是她為當時十六鋪客運站新候船大廳三層樓高的壁畫而起稿設計的

任麗君四川大涼山寫生作品。

1992年，任麗君（左）和鞏俐在畫室。（均資料圖片）

26年前，為了拍攝電影《畫魂》，演好傳奇女畫家潘玉良，鞏俐曾經深入上海油畫雕塑院一位女畫家的畫室，拜師學藝，體驗生活。狹小的畫室里，鞏俐從繃畫框、握筆調色等基本功開始，接近油畫創作的全過程，也感悟潘玉良單薄的身體迸發的創作熱情。沒過多久，她繃畫框的手勢儼然熟練工，握起筆來有模有樣。

當年，手把手教鞏俐畫畫的女畫家，是任麗君。

近日，“薪火相傳——任麗君作品展”于上海油畫雕塑院美術館舉辦。展覽現場，一本泛黃畫刊登刊的任麗君與鞏俐在畫室的若干合影，揭開了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然而，展廳轉上一圈，更令觀眾驚嘆的，還是展覽的主角——71歲的任麗君，以及展覽所呈現的她在各個時期創作的總計150件藝術作品。

這些年，任麗君“藏”得太好了。她一門心思畫畫，并不熱衷于辦展。她的畫也與市場絕緣，除了美術館收藏外都留在自己身邊。藝術創作帶給了她真正的富足和快樂。這是屬于她的“畫魂”，在藝術市場火熱的今天格外令人感佩。而此次展覽，像是上海油畫雕塑院頒發給她的“終身榮譽”。

任麗君1964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師從孟光等老一輩藝術家。此后，到油畫大家俞云階家中拜師學藝、去延邊勞動以及在北京空政文工團從事舞臺美術的經歷，都給了她的藝術以別樣的滋養。任麗君進入上海油雕院，是在1976年。最初幾年，她憑借一批頗具影響力的主題性繪畫，在畫壇嶄露頭角。1982年為當時十六鋪客運站新候船大廳起稿設計的壁畫 《長江——中華的榮耀與希望》，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這幅壁畫氣勢磅礴，以川流不息的江水融匯了長江流域的變遷，足有三層樓高，是當時國內最大的丙烯壁畫。當年的客運大廳今天已不復存在，此次展覽展出了任麗君當年的設計稿，以及當年記錄任麗君趴在三層樓高的腳手架上創作情形的報刊資料。展廳中央高2.57米的油畫 《復旦——紀念圓明園被焚120周年》，同樣是任麗君創作生涯中不容忽視的作品。畫面中，洛可可式的石柱前，兩位學生打扮的女性一人低頭沉思，一人仰望將來，灑進畫面的一縷陽光格外醒目，這束光似乎代表著希望。畫面傳遞著振興中華的美好寓意，也引人思考新一代青年如何面對新的歷史責任。當時這幅畫激起了廣大青年的強烈共鳴。

逾半個世紀的藝術創作生涯中，任麗君的畫風幾經轉變。“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泰戈爾的這句話，被任麗君視為創作上的座右銘。她孜孜以求的總是突破與創新。

1983年，羅馬尼亞畫家巴巴來上海展覽。當時，任麗君帶著一張臨摹證明，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臨摹一張小畫，由此掌握巴巴的藝術技法和處理方式。沒過多久，任麗君去大涼山寫生，畫了一幅《布拖姐妹》，深沉又略帶壓抑感的風格正來自于對于巴巴的借鑒。

正當這一風格的創作在任麗君筆下日趨純熟之時，她卻又悄悄轉了方向。她筆下的人物開始夸張變形，畫面的裝飾感也在慢慢增強——克林姆特是當時任麗君找到的又一位“老師”，油雕院大量的進口畫冊開闊了她的眼界。且看她的《針針線線皆投入》《生活在遠方》，盡管帶著主題創作的基調，表現內容和手法卻都趨于這樣的個人化嘗試。

漸漸地，任麗君在多次深入西北、西南地區的采風過程中，找到了自己的藝術語言。她坦言：“那種腳踏實地的美，原生態的樸實，打動了我。”她常常以少數民族女性作為畫中主角。這些女性往往有著寬厚圓潤的臂膀，讓人不禁聯想起“地母”的力與美。《橄欖壩的姐妹》《沐浴》《佤族婦女》《午后》《摘葡萄》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其中的代表。畫中斑斕的色彩，甚至大紅大綠的沖撞，賦予畫作別樣的張力。任麗君用意念中的色彩捕捉陽光，也捕捉陽光灑落在林邊、谷場、果木叢中豐腴婦女的額頭、胸頸、花裙上的光斑形成的色彩流動……那是一種對于人與自然和諧美的呼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