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符號，即象征、代表、表示、預示、暗示或指示另一種事物的媒介。它可以以具體的形式出現。如國旗，就是一種符號，象征著一個特定的國家；交通信號燈也是一種符號，代表著交通工具的行駛指令。符號也可以以抽象形式出現。數字、字符、概念、感情、思想，也是符號，能夠代表特定的心理狀態或外在世界的事物。符號是聯結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的紐帶。各類符號中，最為常用、典型的是語言；語言也是最為復雜的一種符號。因此，符號學往往用于政論、文學、大眾傳媒中語言現象的分析，對于話語、交際、傳播研究有著重要的對話意義。

當代符號學支系繁多，但學界公認的奠基人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和美國哲學家皮爾斯。而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直接聯系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現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由于后者建立在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基礎之上，因此兩者在理念上是相通的。比如，索緒爾提出的共時/歷時、能指/所指、語言/言語、橫組合/縱排列的二元范疇與分野，在結構主義符號學中起了決定性作用。結構主義符號學，將人類社會一切現象視作符號，其研究范圍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以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和語言學家伏羅辛諾夫，美國文化學家詹姆遜、英國文化學家霍爾、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等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經由對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批判，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符號學，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在批判了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共時方法論基礎上，提出了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為基礎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突破結構主義符號學靜態形式的窠臼，打通共時和歷時的方法論，強調符號的實踐性、歷史性、社會性。這里，符號不是來自于個人意識，不存在于個人心理，而是在人類社會交往實踐中形成；換言之，符號的形成與存在，首先要求一定的社會組織及其實踐活動作為條件（如約定俗成）。符號是社會話語、交際傳播的結果。不同于被靜態封閉系統觀念束縛的結構主義符號學，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提出符號反映或折射現實，這也意味著，符號包括其意義，在一定程度上由符號主體和所示事物的關系決定；也正因為如此，符號的核心特質是意識形態性。另外，符號也隨著社會生活的推移而變化。在此意義上，符號意義是流動的；邊界是開放的。符號還有另一個常被忽視的特點，其意義不僅在于它所表示的事物，而且可以成為該事物的本身替代品。例如，指代暴力的符號，本身可以成為暴力。從這些意義上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對于符號學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所建立起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突破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牢籠，為研究現實生活開辟了寬廣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內容與當代發展。馬克思主義符號學提出，馬克思主義關于物質決定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辯證理論，可以并應該將符號及符號使用作為一條重要的研究路徑：精神、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或更具體的形式，認知、情感、理解、價值觀，等等，都是符號。而這些符號在與基礎現實的互動中所出現的符號生成、變化、利用、效果等運動過程，也同樣是符號現象。因此，要真正弄清馬克思主義，包括其理論體系中核心問題之一，即意識形態以及意識形態在實踐中的生成機制、內容形式、發展規律，特別是與經濟基礎的復雜關系，不可避免地要從符號和符號使用這一“媒介”入手，尤其是語言符號（包括內心的語言符號，如“獨白”）。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但在西方學界，有一種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精神的所謂“符號學馬克思主義”。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經過不同階段的理論演化，將一切社會存在和構成消解為“文本”，將社會批評變成“文本分析”，最終喪失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力和批判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論，即從實踐、歷史、社會的角度去觀察人類社會，應該是社會科學中帶有普遍意義的法則。這也意味著，對于那些忽視符號的實踐性、歷史性、社會性的符號學，都應該打問號。現有的國內外各種“符號學馬克思主義”，都普遍存在兩大問題。其一，因為過于聚焦符號，都缺乏對符號環境的關照和研究——符號的生成主體、傳播媒介、動機效果、歷史關系、文化關系，等等，因而在認識和解決社會矛盾的實效性方面還有很大局限。必須懂得，我們的生活世界畢竟不僅僅是符號，也不僅僅是指稱、昭示、代表等符號活動；盡管一切都可以（通過社會交往）成為符號，一切社會活動可以包括符號標示事物的過程，但是，在符號運動的過程中，還有符號使用主體，他們運用工具，建立關系，改造世界，等等。其二，與忽視符號使用環境有關，學者們往往缺乏對符號和符號使用的文化性的關注和研究，這也包括對自身理論方法體系的文化性的忽視。不難看到，符號學本身，作為一門學問，有其歷史和文化特征。不難想象，不同（族群的）符號體系之間有內容和形式的差異（比如在符號的抽象程度、符號表意的過程和策略、理解符號的原則）；也不難理解，不同（族群的）符號體系之間還有權勢互動的張力（如競爭、排擠、抵抗、合作）。

因此，立足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科學批判分析西方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基礎上，構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顯得十分必要，而文化話語研究則可以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建構提供借鑒。文化話語研究，作為對西方拘泥文本/語篇/符號的話語分析的回應，是21世紀初以來形成的新潮流、新方向、新平臺。其基本理論出發點是：人類不同族群的話語，不僅滲透著形式、意旨的差異關系，而且充斥著權勢張力關系——我們稱作話語的“文化性”。同樣道理，學術話語也存在著文化性，因而沒有什么普遍理論可以一概而論。文化話語研究還預設：人類多元文化話語體系通過每一次的矛盾循環運動，走向更高文明層次的權力平衡。這里的“話語”指的是作為社會實踐的言語交際事件或活動，由六個要素組成：交際主體、形式意旨、交際渠道、目的/效果、文化關系、歷史關系。文化則指特定族群在社會實踐過程中使用的規則、概念、價值、思維方式、行為策略、身份地位系統，它們可以影響成員的行動，也可以通過交際行為得以改造、利用。同時，不同族群的話語之間存在權力關系（競爭、滲透、合作）。換言之，文化話語研究能夠進一步充實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彰顯其整體性、辯證性、權力性、本土性和全球性視野。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強調符號的歷史性和實踐性，又對文化話語研究具有指導作用。一方面，話語的文化特質不能與傳統割裂開來，而必須從歷史的角度來認識。另一方面，話語的文化特質不能被看作固有的，而必須在話語構建過程中加以觀察。這樣一來，文化話語研究的任務，必須包括對話語文化特點的歷時考察；同時，還必須包括對話語文化特點的構建過程加以分析。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提出了要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符號學必須更加自覺地結合中國發展實踐的新要求。我們應該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汲取中華文化智慧，借鑒國際學界經驗，吸納當代中國話語研究成果，不斷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符號學的科學建構和創新發展。

（作者：施旭，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0-2013］、杭州師范大學當代中國話語研究院院長；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美國家安全話語體系比較研究”［17AZD03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