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2010年梁鴻的《中國在梁莊》以來，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自發書寫對于家鄉的感受，特別是2015年王磊光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春節回家到底看什么》和2016年黃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引爆了全社會對于鄉村的集中討論，很多自媒體自發地參與其中。因為寫作者的視角大多數是知識者對于鄉村的回望，因此被研究者稱為“返鄉體”（孔德繼），“返鄉”文學（項靜）或者“返鄉書寫”（潘家恩）等。這股熱潮在今年逐漸退去，雖然有葉開、丘眉等人組織的“返鄉畫像”，卻無法引發民眾的參與熱情。回望近幾年的討論文字，大致上分為“鄉愁”和“鄉建”兩種脈絡：“鄉愁”更強調今昔對比引發的哀怨和感傷；“鄉建”更看重鄉村的未來。“鄉建”對于“鄉愁”的諷刺批判是不留余地的，“文科博士別裝了”，“上海女，返鄉體大戲真是懵圈，我們給你圈回來”等。然而，仔細審視近幾年來的所有文字，我們就會發現：無論是“鄉建”還是“鄉愁”都有一個共同之處：即這些文字都是緣于寫作者的鄉村情感。從本質而言，這是知識者的一種情感實踐，因此我更愿意用“返鄉書寫”這個中性的表述，并把那些文學性并不強的紀事類書寫納入其中。

“返鄉書寫”對舊日的鄉村充滿懷念之情，不但有對自身的反思，還有對“故鄉”的形而上思考，構成了當下社會情感結構的重要一環。它全方位展示了鄉村的人生百態，也呈現出了情感指向的多元開放性。可惜在“鄉愁”的遮蔽下，“情感”的價值及困境被寫作者和研究者所忽視。因此，鄉土社會自發的哲學性思考被再次拖入世俗的泥淖之中，即便有“鄉村建設研究”公眾號提出突破“返鄉體”與“反返鄉體”的二元對立，帶入“政治-社會-情感”的結構性分析，然而就其實踐而言，效果并不理想。縱觀全局，情感既成就了“返鄉書寫”，也構成了它的困境：充沛的情感恰恰是“返鄉書寫”熱逐漸退潮的原因。進一步而言，寫作者在“返鄉書寫”中的表現，恰恰證實了時代精神的孱弱。“返鄉書寫”的沒落，既是鄉村的悲劇，也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壹

“返鄉書寫”雖然集中反映了大量的鄉村問題，然而，正像很多人意識到的，鄉村的問題不只是自身的問題，而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恰如韓少功所說“城市里有的問題，鄉村差不多都有；城市里有的話題，鄉村里差不多也都有。”同時衰落的不只是鄉村，小鎮也同樣沒落了，張豐在《不要罵小鎮青年，小鎮已經沒青年了》中描繪了小鎮昔日的輝煌和今日的沉寂。因此，“返鄉書寫”所呈現出的社會問題頗具同質性，導致陳方就認為“作為一種‘提出問題’的文本，返鄉筆記已經完成了‘使命’”，然而“返鄉書寫”卻延續好幾年。說到底，“返鄉書寫”的核心不是社會問題的真實性與否，而是其展示的情感是否動人心弦。寫作者們生于鄉村，居于城市。他們經常會把對城市的感受與記憶中的家鄉相聯系：蔣霖會因為城市的霧霾想起老家燒秸稈的煙霧；在曉寒的筆下，慣于鄉村生活的母親會因為城市里的一塊菜地對城市多了親近之情，菜地讓母親“安心”、“舒暢”。在“返鄉書寫”中，“人”的主體性感受被大量地呈現，同時懷有情感的深切共鳴。梁鴻明確地提出寫作上的方法論意識，“我想要拋棄我的這些先驗觀念，以一個懷疑者，對或左或右的觀念保持警惕，以一個重新進入故鄉的情感者的態度進入鄉村，尋找它存在的內在邏輯。”王磊光則有意識地“將自己與學院派區分開來”，“我，要注目于腳下的泥土。”黃燈則自稱自己的寫作是“親人視角”。“返鄉書寫”其實就是“返‘家’書寫”：無論是梁鴻，王磊光、黃燈還是其他寫作者，他們的敘述內容都是和“家”有關。

在梁鴻的筆下，大量地出現了對于農民家庭內部生活環境的描繪，特別是她多次描寫了農民家里的廁所。這是中國鄉土文學中很少關注的一塊景觀，若不是梁鴻以梁莊人的身份進入其中，廁所很難得到如此清晰地呈現。但是廁所實際上在現代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義，英法的現代化進程對于家庭環境的影響就是衛生設施的改進。廁所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具有豐富的象征意義，不但為不同人群建立邊界，而且“也使得中國精英能夠以建筑和清潔的標記將自己區別開來。”在梁鴻的童年記憶中，“每家房子的側墻旁邊都是天然的廁所”，導致下雨天的時候，“側墻的地到處都是軟乎乎的，都是糞便，找不到下腳的地方。”臨近村中路邊的家庭，“低矮的、胡亂搭起的圍墻與房子側墻之間的那個空間就是一個廁所”，“行人往往可以看到蹲廁人的頭部，隔墻說話是常有的事情”；“站起來提褲子是要被路邊的人看到赤白身體的。對于一個剛剛成年的少女來說，那種尷尬更是讓人終生難忘。”然而，時隔多年，當梁鴻走訪梁莊人的時候，發現了梁莊人依舊沒有現代化的衛生意識。她在梁莊中看到堂叔家的房子很漂亮，“三間房子是請鎮上專門做室內裝修的人設計的”，“有吊燈、立墻、電視柜、書柜，都是一色的，頗有點歐式風格。”但是“樓梯間的下面是衛生間，蹲式，有自來水可以沖洗，但是，里面卻臟污不堪，白色的瓷磚和便池已經變成黑色。角落放著一個裝廢紙的便簍，紙早已溢滿出來，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滿黑色的污垢，上面鏡子的座架上還搭著一塊毛巾，放著一塊小香皂，毛巾的顏色已經分辨不出。衛生間的外形是城市的，但是其使用的思維卻仍然是鄉村的。”無獨有偶，道清哥的“城堡”也是這樣的，“廁所建在院子外面的角落里，一個很低很小的土坯搭起來的小房子，要彎腰進去才行。門口用一個很短的塑料布遮擋，蹲下去，能看見里面的人，但這是家庭自用，所以一般不會在意這個問題。里面的坑池是用磚砌的，上面腳踏的地方也是兩塊磚墊上去的，當然，在這些磚的周圍，少不了一些蛆蟲的爬行。每去一次，姐姐總要感嘆，廁所太臟。但在農村，這已經是好的了。”

在城市里打工的人也是如此，西安城中村的“如意旅社”衛生間狀況也不甚樂觀，“水池里的污垢令人氣餒。小心翼翼上完廁所，一拉水箱的繩子，繩子斷了。”在福伯家萬立二哥的住所里，“一切都是黑的、暗的。廁所沒有窗戶和抽風機，燈泡是壞的，屋里昏暗不明。水泥地板上是厚厚的、顏色曖昧的污垢，抽水馬桶的蓋子、坐板、桶體都是黑的，微透著原來的白色。靠墻的角落放著一個垃圾桶，被揉成各種形狀的衛生紙團溢出來，散落在四周的地面上。馬桶前放著一個看不出顏色的大塑料盆，里面盛著半盆黑色的水，正上面斜拉著一根繩子，繩子上掛著一條男式褲子。滿屋讓人憋氣的污垢氣味”，馬桶則是“黑乎乎的塑料墊子，馬桶里面還有沒有沖干凈的便物”。然而，廁所的外面是“二嫂和虎子老婆正在廁所里面靠門邊的水池里洗菜”，她們已經對此習以為常，“邊洗邊起勁地聊天。”水池是“臟的白色”，“上面橫著一個濕漉漉的黑色木板”，放著那幾個鮮艷的塑料盆，盆子里放著“新鮮的豆角、芹菜、青菜、木耳等”。這就是農民生活的真實場景，無論外表光鮮與否，他們的精神世界則具有同構性。

“返鄉書寫”不約而同地觸及到了農民的精神層面：無論衛生與否，農村就是他們的家。對于老一代農民工來說，不管他們在城市生活多久，“家”依舊在農村。《中國在梁莊》中清晰地寫到“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農民都在家蓋有新房，并且，也是為了掙到蓋房的錢或為子女掙得學費而奔向城市去的。他們并不認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養老（也許是他們根本看不到這樣的可能性），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掙一筆錢，在家蓋棟像樣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個合適的生意做。”由此，《出梁莊記》里大幅度地展示了各地的打工者對于家鄉的思念。在西安整整20年的虎子說，“啥時候都不是西安人”，“做夢夢見的都是梁莊”；內蒙古的韓叔拒絕在城市買房，“樹葉總要落到樹根兒上。我肯定還要回梁莊。”北京王福姑爺即便已經習慣于北京的生活，但是依舊表示“樹葉落到樹根上，老了還得回去。咱還得回去。”在北京資產千萬的李秀中計劃在穰縣的山里買一面山坡，準備“蓋幾棟別墅，養幾條狗，約幾個朋友，將來在那里養老”；建升也是做如此打算，因為“在家還是有種安全感”。家鄉對于他們的意義不在于生活習慣與否，而是歸屬感。在南方的梁磊就說“在哪個城市都沒有歸屬感，家庭也分離，所以才老想著回家。不然哪有春運。”黃燈也寫道，“盡管哥哥也曾有過在北京打工十八年的經歷，也算見識過大城市的繁華和發達，但在他潛意識里，他從來不覺得城市的現代與繁華和自己有什么關系。”

這種歸屬感其實不只存在于農民工之中，就連讀書人也是如此。韓少功在湖南那邊蓋房子，十年砍柴在老家起了新房，并宣稱“這世上最美的風景在故鄉，在我們生命的起點。”對于他們來說，“家鄉”情感上的意義更加突出，而不在于是否葉落歸根。故鄉對于游子們的意義就不再是一個住所，而是心靈的棲息地。雷蒙·威廉斯曾明晰地展示了這種感受，“村莊自身就成了一個田園式和詩意化的模式：它所遭受的剝奪被歸因于財富和奢侈的一般罪惡。因此，古老的村莊被呈現為快樂和富足的，而新的歷史形式則是既不快樂也不富足的，這就極具深意了。”所以當金客死異鄉，家人無論如何也要把尸體帶回老家安葬。“他們為什么要長途奔走，花錢，費時費力，忍受著異味，回到那個村莊？因為村莊是他的家。那個城市，跟他沒有任何關系。葬在那里，只能是孤魂野鬼。哪怕是相貌改變，異味沖天，他也要回家。”

在這種情感支配之下，大家選擇了在農村建房，哪怕城里的住所粗糙而簡陋。梁鴻看到虎子在西安的城中村整整住了20年，房間依舊“透露著馬虎、潦草和暫時對付的氣息”，可是他在梁莊花了近30萬元，蓋了一棟華美的房子，“先進的抽水馬桶，大理石的地面，空調、冰箱、熱水器一應俱全”，但是“他們在那座房子里總共住了不到一個月。”南方的山哥回家蓋了房子，“花了二十五六萬，手里就那么多錢，再不蓋估計以后就蓋不起了。”在黃燈的筆下，農民沒錢也要建房子，“很多外表光鮮的新居，里面處于純粹的毛坯狀態”；甚至一戶農民建房子的過程延續了19年。

可是，當他們真的回到農村時，理想和現實的巨大反差擊破了他們的幻想。王磊光看到第一代農民工回家之后，有新房住，有養老保險，經濟上不操心，但是精神生活極其荒蕪，“他們是回到土地上了，但他們對土地的冷漠與疏離，卻越來越明顯了。”經歷了城市生活之后，他們對農村的看法也有了變化。即便是在老家蓋了房子的山哥也說，“猛一回老家，很不習慣。農村的生活習慣、風俗習慣清是不習慣。經濟來源很差勁，另外也覺得農村有點臟。”所以有一部分人開始拒絕“梁莊”的象征意義：在北京的賢義表示“從來沒想著回家，沒有想著不行了回梁莊，想著來了就要扎根。”青哥的房間簡陋、粗糙和封閉，“沒有任何精神的意味”，但是他并不氣餒，因為院子里有一棵樹。他們在北京住著十幾平的石棉瓦板房，但是過年也不回家，“人情也淡了，覺得回家沒意思”。而且，對城市的認識也越來越明晰，“我真正把北京當成自己的城市，無論我出差到何地，哪怕回湖南老家，待的時間只要超過一周，我就強烈地想念北京。”

與此同時，鄉村的生活方式和人際交往方式已經被挪移到城市之中，城中村逐漸具有鄉村的生活場景。姑且不說在西安的虎子老婆說的打架時“農村人一叫一幫子”，也不談李秀中口中的“湖南幫”。即便呼和浩特的朝俠舉止洋氣，擁有著“唯一具有城市品相的，從里，到外都流露著時尚氣息的房屋”，可是她的情感依舊是鄉村的：“她的愛恨情仇、她關系的重心，仍然是梁莊這一幫親戚和老鄉”。“扯秧子”扯出來的農民們“本能地復制村莊的模式，才能夠對人和物有準確的評價，也才能找到價值感和身份感。只有在這個群體中，他才能意識到他活著。”王磊光和同學華子在城中村中吃飯、晚上散步，發現“大家聚在戶外的空地上，乘涼，開玩笑，傳播新聞，是我小時候最美好的記憶之一，但在農村，它已經消失了十多年”，“我沒有想到，農村的那些歡愉的夏夜，竟被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民工移植到了這遙遠的上海。”

城鄉交融在年輕一代中表現得更為強烈，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有著巨大的反差。他們對于城市生活有著強烈的向往，對于鄉村陌生而又抗拒，“不愿意回農村，但城市又沒有真正收容他們，因為他們并沒有收入足夠多的工作。他們不需要記住自己的身份，他們只能在城市的邊緣掙扎”。商裝設計師正林在北京的住所，天花板很高大，但屋內的家具“小、矮、低”，蘋果牌筆記本電腦放置在“兩個摞起來的紙箱子上，旁邊堆放著兒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有一種“奇異的空蕩、寒酸和不搭配之感”。正林描繪自己的生活“沒有歸屬感和安全感，就好像是一條腿插進城市，另外一條腿一直舉著，不知道往哪兒放”，無限想念自己的家鄉。然而，他們和父輩不同，明確知道自己不可能梁莊，“回家一分錢掙不來”。可是他們更沒有想過在城市中定居，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不可能”。這種表述也出現在其他“返鄉書寫”中，農民工自己寫道，“回家，在很大程度上將意味著失去工作，而這樣的代價又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得起。”生活是如此錯位，他們“寧可在城市閑逛，也不會回農村定居。但是他們的命運也在悄悄發生裂變。”年輕人對自己的生活狀況有著明確的認知。在西安，民中對自己從事的職業感到“羞恥”；在北京，鋪瓷磚的紅旗，干完活以后脫去“工作服”再回家。梁鴻對此贊賞不已，“不以貧窮、骯臟和低下示人，不看輕自己的勞動和身份”，認為這是一種“尊嚴的表達”。可是，他們的精神狀態和情感生活呢？所有的人都在困惑，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未來是什么？成年人的帶著小孩子生活在異地他鄉，但是又不能定居于此，年輕一代的自我認知已經發生了混淆。梁鴻敏銳地認識到，對于年輕一代來說，“寂寞、荒涼、矛盾，沒有生命力，沒有情感，這就是‘故鄉’的基本形態。”

他們是沒有“家園”和“故鄉”的一代人。北京建升認為自己兒子“更可憐，生活在真空里。他們到咱這個年齡，連小時的玩伴都想不起，都四零五碎的，越來越孤獨。”孩子在城市里上學到了一定年齡，就不得不回老家去讀書，然而他們的記憶都是城市的，對于鄉村沒有絲毫情感。尹岳、張倩、車怡岑《“回流學生”返鄉上學：大城市只能成為記憶和夢想》中談到，在代遠的語言中，“‘本地’指的是北京，而‘外地’指的是老家固始”，“考回北京”成為生活的動力。

與此同時，“返鄉書寫”因為其創作者基本上都是通過升學而進入城市的人。他們集中關注了鄉村教師這一群體。鄉村教師作為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授者，不但見證了鄉村的變遷，他們自身的命運就是鄉村的縮影。王磊光的周老師用心教書，以至于耽誤了轉公辦教師的機會，自己的孩子也沒有得到他的用心培育。但是他最大的愿望是“我的勞動和教師身份能夠得到國家的承認”黃燈的父親始終持守“一個鄉村教師、一個鄉村文化人的本分”。梁萬明親眼見證了梁莊小學的興衰，“學校的破敗、荒涼才讓人感覺到了這村莊的真正腐朽和行將消散。”所以，梁鴻發現“讀書、學習和思考，對這些年輕人來說都是非常遙遠的事情。”面對鄉村社會的巨大變遷，“返鄉書寫”所呈現出的情感結構和價值理念變得非常雜蕪，所展示的情感立場甚至于與知識者自身的價值觀形成了巨大的沖突。

貳

“返鄉書寫”對于農民的“看”的姿態與“看法”往往與農民工們的觀點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對比，而這種對比恰恰顯示出了鄉土社會在轉型過程中的撕裂性。就拿回鄉建房一事來說，“鄉建”對于回鄉蓋房在某種意義上肯定的。吳鵬在《都市人返鄉：道路、房子和人——兼論重建城鄉關聯（湖北）》認為回村建房是一種歷史的回響，因為歷史上官員還鄉做鄉紳，給農村持續注入活力；并描繪了自己“前所未有的安心，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感覺”。而“鄉愁”的態度則模糊得多。黃燈從親人的角度出發，對于四姐夫回家建房則懷有慶幸之意，“奠定了家里的經濟基礎”。梁鴻從城市化的視角，對于農民的建房行為予以否定，因為這種建房行為背后是農民陳腐的精神狀態，以及對于城市化進程的無動于衷。他們無法了解在城市里獲得的第一桶金可以換得城市身份，求得他們心心念念的歸屬感。煥嫂子在天津多年，只知道低頭干活，不知道天津的“移民政策”，根本不了解“只要在那里買房，就可以落戶口，孩子可以在那里上學，并考大學，天津整體的分數要比河南低得多。”梁鴻對于煥嫂子最終釋然的表情很難過，“在了解到天津買一座房子大約要花四五十萬時，煥嫂子又釋然了，她根本買不起，前些年掙得錢全蓋房了，現在手里最多也就十來萬的樣子，根本買不起。看著煥嫂子的表情，我有點難過，她的釋然是因為她買不起，她可以不做‘非分之想’了。”虎子本來可以在西安買房子，現在買不起了，梁鴻對此萬分感嘆，“虎子又一次被甩出城市的軌道。但是，他們似乎并不在意這些，城市金融的漲落、好壞與他們的內心完全沒有關系，他們的內心一直停留在梁莊。”農民們對于城市生活沒有太多的感知，所有的情感均是來自于書寫者那種設身處地式的情感投射。此外，陳桂花從實際生活的角度，也提到農民不敢建房的原因是“擔心年老后沒有退休金，無力負擔城市生活的開銷。”

“返鄉書寫”的情感體驗使得他們沒有批評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盲目與無知，也沒有渲染鄉土的脈脈溫情。這使得“返鄉書寫”與之前的“鄉土文學”有了非常大的差異。魯迅對于鄉土世界有著強烈的價值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沈從文的“希臘小廟”安放著神性，鄉土是和諧而寧靜的。可是在“返鄉書寫”的筆下，魯迅和沈從文的文學世界受到了很大的沖擊。一名90后大學生苗苗反省自己的思想歷程，“我的求學自始至終流蕩著魯迅現在那種無家可歸的惶惑和對生命流逝的無奈，這種無家可歸的惶惑體現的也正是源自于我無法在社會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疏離了自己的“故鄉”，卻又對自身的歸宿感到憂慮。”由此提出“讓鄉愁落地，讓‘愛故鄉’戰勝‘鄉愁’”。蔣好書從自己的閱讀體會來反省沈從文的《邊城》，“因為我自己體會過這種外人看來很單純乖巧，在觀察者眼里似乎還具有“審美價值”的農家少女，實際內心是多么無聊、單調、煩躁、感覺不能決定自己未來而充滿痛苦。”由此，“返鄉書寫”更類似于詩經的“風”，敘述了民情民俗，同時伴隨著作者的情感體驗。

情感體驗甚至導致了“返鄉書寫”發生了價值偏移。梁鴻在《中國在梁莊》中敘述了自己的一次文化干預。這個過程是非常耐人尋味的。芝嬸的孫子因為與父母分離而要“跳坑”。梁鴻細致敘述了她和芝嬸的談話過程：“我反復啟發父子分離、家庭破裂、情感傷害所帶給孩子的那種痛苦和悲劇感（這一啟發甚至有點卑鄙），芝嬸總是重復一句話，那有啥門兒，大家都是這樣子。很顯然，芝嬸沒有這種體會，因為這種處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種極其自然、日常的狀態，何來悲劇之感？”從本質上來說，梁鴻在此承擔了啟蒙者的角色，讓芝嬸可以清楚地對于自己的處境有所認知，“啟蒙關系到（客觀的）理性知識，關系到對人類生活進行理性反思的（主觀的）能力。”農民的思想是緣于日常生活的，它和理性的自我認知差異甚大。進一步而言，如果農民可以超越于日常生活的干擾，往遠說，可以分享城市化進程的一杯羹；從近處而言，對于生活可以有一種新的規劃，很可能對于孩子的教育和鄉村未來有所助益。“在我們這個世紀中，成為活生生的選擇對象的有這種那種道德觀點，獲得有關這些觀點的知識，這件事本身盡管是值得的，但每個人有意識地發展他自己的價值系統，對他來說就更是切身緊要的事情了。如果他不委身于他自己所選擇的價值，他就將成為一個對他的社會的流行價值像自動機一般的‘唯唯諾諾的人’。蘇格拉底的格言——未經省察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在今天仍然是對的。”魯迅當年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中談到雖然自己幫助著排筵席，制造醉蝦，然而最終他還是覺得要“掙扎”。然而梁鴻對自己行為的點評卻是“有點卑鄙”，這顯示出她對于啟蒙者角色的猶豫與徘徊。

隨后梁鴻就自動地放棄了啟蒙立場，她認為“所謂的悲劇與痛苦只是我們這些“參觀者”和“訪問者”的感受。面對這種已經日常狀態的分離，他們又該怎么辦？天天痛哭、難過？那生活，又該如何度過？但是，當看到芝嬸注視孫子的眼神時，那疼惜、憐愛的眼神，你又會有一種明顯的感覺，芝嬸絕不是沒有意識，她只是把這種疼痛，這種傷害深深埋藏起來。她沒有抱住孫子整天哭，也沒有對哭泣的兒子過分表示安慰，因為在鄉村生活中，她們必須用堅硬來對抗軟弱。”這種陳述顯示了作者情感體驗和啟蒙立場的巨大沖突。作者把芝嬸的麻木認作“堅強”，這是放棄啟蒙者的自我安慰。從本質上來說，芝嬸憑借著生活的慣性漠視孩子的情感，芝嬸若真的對現狀有所認知的話，那必然會想辦法撫慰孩子的心靈創傷，而不是按照農村日常生活的樣子對此漠不關心。可是從情感角度來說，讓采訪對象痛苦不堪是作者不能承受的，因此作者就輕松地放棄了，并很輕易地原諒了這種失敗。與其說這是芝嬸的問題，不如說是“返鄉書寫”的問題，他們習慣于以情感的方式看待一切，并把情感與理性相對立，對情感的建設性力量一無所知。從中國現代史上，情感比理性具有更為強大的溝通力量，驅動著集體的政治參與，這正是“社群、中產階級身份、輿論乃至革命等一系列啟蒙思想的核心”。但是，“返鄉書寫”的情感不具有理性意義，他們對于農民的處境有所感知，但是沒有絲毫建設性目標，卻擁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和置身事外的同情。

黃燈也是如此，她發現往昔的苦日子對于大哥意義重大，“從這個層面而言，恰好是沉淀于血液中的隱忍，讓他能夠承受生活的折磨。不抱希望就無所謂希望，這是哥哥作為一個農民，獲得內心寧靜的秘密。不能忽視的是，對哥哥這一代農民而言，因為有對過去極端貧困的深刻記憶，這種創傷性遭遇，為他忍受現在的緊巴生活，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撐，也降低了他對生活的期待。”缺乏理性認知的情感導致現代思想的薄弱。梁鴻甚至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懷有真切的同情和了解，“我又能指責誰呢？指責‘我故鄉的人們’，如此破壞環境，如此不注重生態平衡，如此不重視自己的生存質量？似乎有點矯情。他們看到的是，他們的房屋在越來越好，哪怕他們不得不夫妻、父子、母女常年分離；他們不再需要忍饑挨餓過日子。他們可以在春節時回到村里，坐在新房子里，招待著親朋好友，這僅有的幾天，可以使他們忽略掉那一年的分離、艱辛與眼淚，也的確是他們的幸福所在。他們不知道他們是否應該還有別的路，歷史他老人家規定了他們的生存之路，他們以為這就是全部。他們忍受，并努力從中尋找幸福的感覺。”其實憑借著梁鴻的知識背景，她完全能明了這種狀況恰恰說明農民的主體性極其孱弱，“潛在的問題是，他們對于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沒有明確的體驗”。但是她毅然決然地放棄了理性的引導和現代科學知識的指引，任憑著情感的自由泛濫和自身的無能為力便認同于鄉村所面臨的困境。

情感體驗和理性立場的巨大沖突導致了“返鄉書寫”的悖論：一方面是對于農民感同身受，對于農民的處境有著巨大的悲哀和憐憫，因此對鄉村傳統有著理想化的傾向；而另一面是對鄉村的實質性拋棄。王磊光不只一次地解釋自己面對鄉村時的那種“知識無力感”，“是想為家鄉做點事，卻不能有所作為。”何蓮翠稱之為“撕裂”，具體解釋為“當我們在城市時，我們無法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從農村的生活觀念中徹底抽離，我們想融入城市，可我們時常覺得漂浮，沒有根。可當我們回到家鄉，因為我們所受到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體驗，已經讓我們建立了一套有別于農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李瑤進一步闡釋說不是知識無力，是“勞動力無力”，梁鴻在敘述廁所之臟時，不無感嘆地說，“必須承認，一個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的人，無法面對這樣的廁所。城鄉之間無法避免的差距，尤其是這種生活細部的差異也會導致離散的發生。”同時在《出梁莊記》中描繪了自己在西安萬立二哥處如何“艱難”地上廁所，“起勁”地吃菜，為了證明“不在意”以至于憋出了眼淚。面對鄉村的巨大變動，他們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傳統，梁鴻看到賢義因為懂得一些傳統文化，在城市生活得比較好時，她開始考慮傳統文化的當下價值，“這不只是‘傳統’本身的問題，而是它被以什么樣的方式、什么樣的形態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和心靈之中的問題。這或者也是如賢義這樣的傳統者所必須面對的：如何能夠自持，并且不被作為現代性的‘笑話’和‘阻礙’存在，如何能夠在歷史的洪流中真正理解‘傳統’并重獲價值和尊嚴？”然而這種思考終究會指向何方？梁鴻依舊被情感的激流所挾持，僅僅是就個體的遭遇而生發感受，并沒有就此進一步展開思考。黃燈等人則堅信“文化傳統”可以“喚醒村人深處的記憶”，認為“將鄉村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國家新農村建設的舉措結合起來，尋找最佳的契合點，不失為重建村莊的可行路徑。”朱云提出應發揚“宗族文化”寧朝華提出“溫暖”；徐箐箐則描述了“鄉建”依靠鄉村精英使村莊郝堂復興的過程。侯遠高認為要“根植于這片土地，依靠血脈和文化的力量，維護人的尊嚴和驕傲。”這種思想呈現出非常強烈的保守主義傾向。懷舊在現代生活中是極其正常的，“修復型的懷舊喚起民族的過去和未來；反思型的懷舊更關注個人的和文化的記憶。”然而，傳統文化若能解決中國社會危機的話，晚清之際的知識分子們就不會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之呼聲了。歸根到底，懷舊是對現實的不滿，是情緒的發泄。

但是“返鄉書寫”還有極其冷酷的另一面：他們深知鄉村的不堪，慶幸自己可以逃離，并且態度極其決絕；又由于情感的牽扯而引發了對自身的批判。黃燈在“目睹親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無能為力的同時，內心也隱隱升起一種逃離的慶幸。”薛亞聰說“我的故鄉，我似乎一直都在遠離。用身體的奔波，用知識的拒絕。”而梁鴻則通過她與童年好友小柱的關系來深刻地進行自我批判。小柱臨死之前，梁鴻沒有去看他。梁鴻沉痛地承認“我不關心他，我對他沒有了感情。他十幾歲出去打工，我十幾歲出去上學，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遠，也越來越有差距。想起他時，只是故鄉回憶中的美好風景，至于那風景中真實的人和人生，我其實是不關心的。是的，很多時候，當風景中的人走出來，向你伸出求援之手，或者，只是到你的家里坐一坐，你真的如你想象中的那么熱情嗎？”并且使用“逃跑”描繪自己的感受，“我一直都想逃跑。逃跑，趕緊回去，回到明亮的、干凈的、溫暖的和舒適的城里。在進到光亮叔那低矮陰暗的房間，霉味撲面而來的一瞬間，我就有想逃跑的沖動，這是每到一個地方的第一沖動。”整個敘述呈現出一個非常典型的知識者與鄉村的關系。這里不是啟蒙自身的悖論，而是情感的迸發。知識者愛鄉村，但是這個鄉村是記憶中的鄉村。在當下，他們可以隨時離去，就像梁鴻自我剖析的那樣，“我可以安然無恙地逃跑，而不承受任何道義的譴責。這樣一種奇怪的人生，每個人都充滿著巨大的羞恥感，但我們又非常自然地忽略這種‘羞恥’。”他們對這片土地有感情，但是對于各種困境則不知所措。從這個角度來說，“返鄉書寫”非常類似于民國初年的問題小說：人們用各種方式各種角度來提出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如何解決，不知道，不能說，不敢說，他們能做的只是呼號。而最終的結果就是“我們血肉相連，卻又冷漠異常。我終將離梁莊而去。”“離去”居然是整個書的最強音，由此王磊光的書名《呼喊在風中》是非常有象征意義的。“風”是我們的感受，同時也是我們的動力。對此，梁鴻在《出梁莊記·后記》中進一步解釋：“責備制度、批判他人是我們最普遍的反應，但卻唯獨忘記，我們還應該責備自己。我們也是這樣的風景和這樣的羞恥的塑造者。我們應該負擔起這樣一個共有的責任，以重建我們的倫理。”

那么“故鄉”究竟意味著什么，“倫理”又如何重建？“返鄉書寫”進一步呈現出多重的開放性。很多人習慣于“把農村當做自己的根”，因此鄉愁彌漫，認為鄉村“失落”：比如說故鄉讓人“不寒而栗”；村莊“死亡”；鄉村“崩解”；鄉是“記憶與家鄉”等等。然而對于故鄉的消逝，有人是不以為然的，陳珊珊說“村莊消逝了，但是曾經生活在期間的人過得比從前更豐裕、更自由、更幸福，這難道不好嗎？”也有一些人在否定鄉愁，十年砍柴明確地提出，“進城是王道”，“鄉村的昔日，并沒有一些人留戀的田園牧歌。”由此“故鄉”的意義開始無限延伸：有人認為故鄉是精神家園，重要的是“尊嚴”和“安寧”，比如說十年砍柴與韓東；有人認為故鄉的關鍵在于記憶；高曉虹認為鄉愁和故鄉是“一種尋根意識、一種認同意識”；故鄉是“一曲浸潤了血液、汗水、期待的生存協奏曲”；家鄉是“成長的基石”。

與此同時，“返鄉書寫”呈現了對自身心理的準確定位。鄭周明認為“我們是經歷了點兒什么才的到現在的一切：我們是戰勝過痛苦才感受現在的平靜。” 世相君認為“不要試圖丟掉過去。不面對過去的難堪、傷痕，就看不到里面的情感和力量”，進一步陳述了“故鄉”帶來的形而上力量。他們不再對于家鄉寄托溫情，可以客觀化地看待自己和故鄉的關系，并認識到“歸鄉其實是件無聊的事情”，“擺脫了控制與依賴以后，我們的情感其實可以變得更純粹。”特別是“港股那點事兒”公眾號在2018年之際推出金融界人士的“返鄉書寫”，充滿現實的力量，Chives提出家鄉的意義在于“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卻依舊熱愛著生活”；歸鄉帶來的是“負重前行的力量”；人的主體性力量逐漸成長，“你有做自己的勇氣，也有成為自己的自由。”熊培云在對故鄉的尋尋覓覓之中，恍然大悟，“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個，在眾多故鄉之中（比如說地理的故鄉、精神的故鄉、愛欲的故鄉、思維的故鄉、母語的故鄉等等），你愿意選擇做哪一個故鄉的囚徒。”賈樟柯認為藝術是超越國界的，“只有離開故鄉才能獲得故鄉”。

這些情感看似充滿了精神活力，但是這情感背后的價值取向極其模糊，本質上就是一種宣泄。他們雖然有很有國際化視野，但是這又帶來了一個問題，難道鄉村就是要被拋棄的么？這種觀點本質上和之前的城鄉關系沒有絲毫差別，認為鄉村就是落后的，需要被改造的；如果它妨礙了個體成長，那就需要被拋棄。“返鄉書寫”的情感看似有情，實則絕情。從本質上來說，“返鄉書寫”最大的價值就是內在的情感體驗，其意義就在于“為少數群體、弱勢群體提供平等的進入公共領域的機會。”可是書寫者并沒有跳出傳統的鄉村寫作模式，情感打動了他們，但是“返鄉書寫”陷入情感的纏繞，書寫者的情感并沒有和理性合二為一，單向的情感宣泄導致了文本的無以為繼。對于鄉村的思考散漫而毫無推動力，最終變成了“鄉愁”與“鄉建”之間的雞毛蒜皮式爭論。因為激情和理性實際上都是知識者的情感實踐，克勞斯曾經提議“邁向一種新的激情政治”，以求“指向一種新的公民身份模式，它倡導反思性關切的能力，而不是事不關己、逍遙自在、無動于衷的理智……它要求我們與那些處境不同的其他公民一道去感受，并根據正當的情感和對所有人的關切去評價支配著我們所有人的法律和政策”。但是“返鄉書寫”徒有情感的宣泄、爭吵和哀嚎，卻毫無思想上的建設力量。從歷史的角度上來看，這是鄉村的一次掙扎和發言，力求擺脫鄉村作為“問題化”的地位，凸顯出自己的體驗和感受。但是，“返鄉書寫”的困境說明知識者對情感建構的力量缺乏想象力：從主體角度來說，它缺乏對人的熱切觀察和期望；從公共領域角度來說，毫無理性的引導。這與其說是“鄉愁”和“返鄉”，不如說是整個社會的悲歌。因為沒有建立社會共識，沒有新的思想建構，“返鄉書寫”必然會退潮，乃至于被人們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