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記錄了屬于自己的時代，當我們閱讀《復活》《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我們知道在19世紀，俄羅斯人各個階層分別住什么樣的房子，睡什么樣的床，穿什么樣的鞋子，談什么樣的戀愛，追求什么樣的理想，苦惱什么樣的生計，以及為了說不清的一切糾纏什么樣的人生。而我們閱讀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時，我們了解了法國的鄉村種什么樣的樹、腿斷了如何醫治、樓有幾層、有什么謀生的行當、農業展覽會在當時起什么樣的作用、一個年輕男子為何要娶一個50歲的老寡婦、高利貸是如何一點點把一個女人逼得服毒自盡。當我們了解了這一切，也就了解了艾瑪為何會是艾瑪，艾瑪為何喜歡不靠譜的男人，艾瑪為何自殺，了解了當時的法國鄉鎮是如何的鄉鎮，它與當時的巴黎有著如何的區別，換句話說，我們也不知不覺了解了法國的社會。所以，當文學作品在自己的邏輯范圍內講述自己的故事時，它已經講出了關于時代的方方面面，或者時代的橫切面、時代的癥候與模糊的未來之路。同樣，《紅樓夢》與《金瓶梅》《三言二拍》也為我們真實地勾勒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城市與鄉村圖景，中國人性格的漸進、艱難緩慢的變化，在看清那個時代的同時，也看清了我們自己所處的時代的真實面目、我們自身的囹圄和我們展望的未來。文學在認識和書寫庸俗的、灰暗的、明亮的、不可抗拒和不可撤銷的生活時，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記錄時代、警醒后來者的作用。王國維曾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無論是觀照現實還是重現歷史，都天然與時代發生著或明顯或隱蔽的聯系，無論是虛構還是非虛構，文學都真切地表達著對時代直接或婉轉的認知。

而文學書寫時代生活的方式，毋庸置疑就是作家自身書寫時代生活的方式。這種方式受書寫者眼界、胸懷、情懷和閱歷的影響。一個書寫者如何才能超越自身所處時代的桎梏、用更高遠、更睿智的方式去講述天然屬于時代的故事，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所以，作為一名寫作者，能把自己時代的故事、事件、甚至是新聞以文學兼藝術的方式展現出來，已經是一件艱難的任務。我崇拜那些為時代塑形、為人物“立傳”、為普羅大眾呼喊的作家。而這樣的書寫者，在他所屬的時代里，也會是少數。

我在縣城生活了將近40年，對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條街道和每一條河流、每一棟新起的樓房和每一家新開的店鋪，我都會留意到，他們就像是我的親人，一點一滴的變化都讓我感受到時代的變遷和人情的冷暖。在這里，我也接觸到各行各業的人，他們是我的朋友，他們從事著不同的職業、行業，有公路收費站站長，有燒烤店小老板，有養殖觀賞魚的場長，有鎮上的團委書記，有開微信商店的商人，有清潔工，有房地產開發商，有理發店老板，有裝修工程師……可以說，我的日常生活，就是跟這些朋友一起度過的，我熟悉他們的生活境遇、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當我書寫他們的故事時，我有種天然的自信。可是，難道這種天然的自信不應該值得懷疑嗎？我真的能寫出一個個立體的、有血有肉的人嗎？我真的能在這種書寫中，勾勒出他們靈魂的波動與曲線，呼喊出他們內心最隱秘的甜蜜與疼痛，從而建立自己對時代的認識和自己與時代的關系嗎？這種地域上的“小”和“窄”，是否束縛了對人性與人心的體察和體恤？這個疑問糾纏了我很久，也讓我在反觀自己的寫作中間接地反觀了他人的寫作。我發現，地域無論多小，人口無論多少，都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人在千百年的變化中，最基本的精神屬性其實沒有什么大的變化，我所熟悉所熟知的這些人，雖然都是普通人，但是都有著屬于自己的內心世界和處世邏輯，套用福克納的話講，如果能將郵票大小的地方寫透，能把這些貌似簡單的“人”的榮譽、自尊、憐憫、公正、勇氣與愛寫出來，難道不是某種邏輯上的自我成全嗎？這么簡單的問題，我竟然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才有勇氣繼續自己的書寫。

前段時間偶然讀到一位老師的話，說的是，一個小說家或文學家，不管他寫的是什么題材，是大題材還是小題材，是農村題材還是城市題材，是白領題材還是平民題材，我想當他有力地寫出一個人的靈魂的時候，當他把這個靈魂擺在這里，把這個靈魂的復雜性帶著疑問擺在這里，使其他人感受到震動的時候，也就是他和這個時代發生最密切的聯系和共鳴的時候。我覺得他說的特別對。我期待自己能寫出這樣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