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和把握作家所處的時代，是寫作上的一個根本問題。寫作者不管身處哪朝哪代，哪國哪區，都要琢磨在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下，在當前的語境里如何呈現這個時代。我個人認為，只有針對我們時代時所存在的問題，進行思考和改進，才是真正的認識和把握。當下，高速發展的物質生活和數字化科技的應用，對人際關系、社會分工、城市和鄉村的改變等等，產生著史無前例的影響。時代的大潮在我們眼前滾滾而行，尤其是城市化進程中城鄉沖突、融合及與之相關的抗拒、接受、反思，都與我們息息相關。我們感知到了鄉村經驗的流逝和更新，也體會到了城市經驗的膨脹和自我消化；既體會到高度發達的物質生活帶來的便利，也感知到了膨脹的物欲里被擠壓被丟失了某些精神元素的悲哀、疼痛和渴求。但就在如此豐富的境遇下，很多作品呈同質化的“室內劇”狀態，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方面。

高度發達的物質生活和現有體制所給予寫作者的既得利益，使得人們的忍饑耐苦的能力減弱，也使得寫作者和社會的緊張關系降低。這就使得作家滿足于在溫濕度適宜的房間里隔窗觀望，即使意識到弊端所在，也缺乏走出去、扎根下去、深挖深究深體驗的精神，自然阻礙“元素材”、“元經驗”的獲得。滿足于便利的“二手經驗”或“多手經驗”。當意識到發聲、深究、用赤誠的態度進行呈現會影響自身優裕的現有生活時，很多寫作者也會在這種矛盾下做“明哲保身、智者沉默”的選擇，繞道而行。

文學作品自身經濟價值的低廉和衍生品——被改編成影視等的巨大經濟效益和社會反響，與精英意識精品意識的缺乏相輔相成，彼此媾和，相互衍生。利益讓操作者只注意收視率、購買率、點擊率等，為達到這些目標刻意迎合人們消遣娛樂的心態，肆意宣傳，大力制作，最終形成長久性的誘導。民眾被誘導的同時其實就是國民素養被物質化、欲望化悄悄塑形和錨定的時候。作家作為民眾的一員，也會有意無意地被改變，討好的、渴望被改編、被大眾接受、通過文學發家致富的心態，將寫作之筆伸入的方向扭轉。

或許是由于文學的神圣性逐漸消失的原因，作家對于文學創作的赤誠度在減弱。當一個作家對自己創作的或即將創作的作品，缺乏類似于信仰的赤誠度時，作品的品質自然就會受影響。尤其是在國人的目光停留在娛樂性消遣性的文字和影像制品上時，當作家自己意識到自身的文學創作，不但極有可能被浩瀚的文字淹沒，甚至淪落到了“自己和自己玩”的狀態下，那種窮其生命，嘔盡心血要創造出珍品的動力就不足。

這種種的緣由，讓許多作家滿足于坐在空調房間里，在電腦前輕輕滑動鼠標，根據市場的需要和受眾的喜好，憑借自己的智識進行“碼字”。

“這樣的作家會一次次地拒絕書寫飽含激情或者充滿觀察細節的語段，其結果是他們的作品極其乏味。”這話是美國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說的。她說過的另一段話，對“如何認識和把握時代”，該是最接近本質的回答。她說：“事實上，收集素材是小說家的一項最基礎也最卑微的工作。小說就是關于任何人生于塵歸于塵的事情，如果你不想搞得自己滿身塵埃，那你不應該奢望著寫小說。寫小說不是一份你所以為的‘體面’的工作。”

“旁觀塵埃”和“滿身塵埃”決定著一個作家是否真正地了解筆下人物的生活、情感和思想。用卡夫卡的話說是“撫摸世界還是在把握世界”。李敬澤在《論小說的思想性》一文中說：“不了解生活，寫作就沒有血肉，沒有思想，寫作就沒有靈魂。一個作家要穿越復雜的表象，把人們心中有但筆下無的東西披肝瀝膽地說出來，這個‘穿越’說起來容易，實際上大難，是作家與生活、與他人、與自己艱苦的對話過程，這個過程中，作家必須是真摯的對話者，是明了世事人情的對話者，又是一個有思想勇氣和思想深度的對話者。”在這里，“真摯”二字是寫作者該具備的基本素養和寫作態度，它決定了作家是“旁觀塵埃”還是“滿身塵埃”，是“撫摸世界”還是“把握世界”。是診治寫作問題的“君藥”，是認識和把握時代的前提和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