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母題，也是戲劇創作者們熱衷于表現的人類感知范疇。法國現實主義戲劇《西貢》亦是一部聚焦人類疼痛之作，編劇兼導演卡洛琳·古伊拉·阮將跨越兩地、跨度40年的故事濃縮于超時空的“瑪麗餐廳”之中，以其跨文化的獨特視角、高度生活化的敘事筆觸，為觀眾“再現式”地描繪了一群作為“異鄉人”漂泊在法國的越僑的情感體驗和生命歷程。劇中傳遞的“疼痛”，并不等同于純粹肉體意義上的痛感，而更多地指向某種“精神性”的創傷，它既來自創作者自我身份認同的撕裂，也來自其觀照歷史時深沉而悲憫的目光，它們成為一種“幕后推手”或者“隱藏的力量”，嵌入個體生命、歷史真實與現實情感的框架之中，成為構筑《西貢》現實主義風格的一道厚重底色。

在《西貢》中，如果僅僅沉溺于殖民文化下越僑的疼痛，恐怕難以達到編導所追求的移情與共鳴。真正賦予《西貢》以鮮活生命力、讓其走進不同國別觀眾內心深處的，是它所致力展現的宏大時代背景下個體關乎愛與生存的抉擇與命運。對于卡洛琳這樣一個有著社會學背景的越裔法國女作者，我們在劇作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她對于自我文化身份的困惑及探尋，她將思路從已有的對于戰爭和殖民的控訴上延伸開去，以溫暖善良的意愿接近普通人的內心，拋出了“我將歸向何處”這一關乎人類共同精神困頓的命題，將劇中人關于故鄉和愛的故事向觀眾娓娓道來。

卡洛琳在書寫不可逆轉的歷史疼痛的同時，試圖建構迎接苦難的多重可能性，那種面對命運法輪無情輾軋時的決絕與篤定，尤其體現在劇中幾位女性人物身上，她們脆弱外表之下的隱忍、樂觀、癡情與堅強，猶如照進全劇“疼痛”底色之上的一束溫暖明亮的光芒，讓劇目在人物塑造和情感表達上變得更加生動和立體。那個被稱為“瑪麗”的越南廚娘，似乎永遠忙碌于她的廚房，她矮小而智慧、平凡卻溫暖，當哥提耶夫人帶來她失聯多年的兒子死于戰爭的消息時，這個起初似乎只是“串場人物”的女性流露出了巨大的悲傷，即使早已從對方的神色中讀懂答案，但她依然打斷了噩耗的傳達，為的只是保留心中的那份牽掛和念想，甚至往后的每年，她都會穿上自己最美的衣裳宴請友人為兒子慶生，宴會的歡歌中，“痛埋在她心里，無聲無息”的旁白響起，瑪麗的生活依然要繼續，她以善良和堅韌點燃生的希望，終與命運握手言和。少女靈為追尋所愛，背井離鄉來到法國，當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在愛德華的一系列謊言中幻滅，她在一地雞毛中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以寬恕和勇敢接受來自命運的考驗，愛的光芒始終沒有因為生活的欺騙而熄滅，散發出樸實卻直指人心的力量。少女梅在戀人豪為活命不得不離開西貢去往法國后，對愛情進行了不渝的守望，但由于種種原因，兩顆相愛的心失去了音訊，飽受相思之苦的梅沒有向現實妥協，而是選擇獨自默默地離開，以自己的方式對殘酷的宿命進行抗爭。劇中三位女性共同向我們展現了人類在應對苦難時的多重可能性，她們代表著柔韌，代表著溫暖，代表著善良，但這一切并不妨礙她們成為敢于直面傷口的勇者，疼痛磨礪了她們也成就了她們，在她們的生命底色上抹上了厚重有力的一筆。

“瑪麗餐廳”在劇中是個多功能的超時空存在，所有的故事都從這里開始，所有的喜怒哀樂都在這里被書寫和講述，1956年的西貢和1996年的巴黎在這里嚴絲合縫，如電影蒙太奇般交織出歷史的殘酷與真實。從某種意義上看，卡洛琳對于“瑪麗餐廳”的處理手法是超現實的，40年容顏未改的廚娘以及散發著濃郁越南風情的裝潢，它既作為真實的故事發生地而立于舞臺，又作為具有高度象征意義的符號而貫穿始終，承載了漂泊于法的越僑揮之不去的“西貢”情結，寄托了他們關于回不去的原鄉的美好想象。對于這樣一部以現實主義為圭臬的戲劇作品，超現實的戲劇形式與現實主義的寫作并不相悖，現實主義本身就指向現實主義的手法和精神兩個重要方面。因而，并非以現實生活為創作題材就是現實主義的，同樣地，也并非借助了超現實的創作手法就是非現實主義的。在創作觀念日漸多元化的當下，如果創作者遵循常識、常情、常理的敘述原則，現實主義在表現手法上亦可延伸出無限的可能性。若以此為著眼點，《西貢》無疑為當下現實主義戲劇創作的發展積累了成功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