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蝸居在一個小城，除了年輕一無所有。絕望凜冽如霜，世界被罩上了玻璃。一個20歲的年輕人，想起死亡，最舍不下的是母親。村里有孩子出生，人們前去祝賀，村里有人離世，人們也去幫忙。那時我想，生與死，不過是熱鬧一場。

當我不合時宜地思考生與死時，我做出一個決定：既然死亡無法避免，那就找一件事情做一輩子。做什么不要緊，重要的是出類拔萃。那是一個尋找“自己”的過程。多年以后，我看到一個行為藝術叫《尋人啟事》，突然想到了那時的自己。我是一個宿命論者，這不是消極的想法，而恰恰相反，我覺得自己是為了做某件事而來到這個世界的。一個年輕人，就是一個沒有成型的泥坯，任由命運塑造。我可能會成為一個泥瓦匠、木匠、汽修店老板、保安、吉他手、包工頭……但我偏偏成了一個寫作者。命中注定。

我并不算一個特別堅韌的人。當我在無意之中寫完第一個短篇小說，并投向一家雜志社，我并不知道自己會和寫作糾纏這么多年。即使我連續發表了兩個短篇小說，那時我仍然想，不過是多了一點談資而已。但是后來，這種想法又改變了——我能不能將小說當成我一生的追求？我想了兩天，決定就這么干下去。這至少是15年前的事了。

身處異鄉，我在寫作中回望故鄉、童年和親人。他們涌向我的筆頭，我順理成章地成了一個現實主義寫作者。那時我讀巴爾扎克、福樓拜、狄更斯、司湯達、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從他們的作品中讀到了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然而，我也漸漸明白，他們這些人，像一座座高峰，橫在我們前行的路上，要翻越是困難的，很多時候只能作為一種參考背景。幸好文學不是與時俱進的事業，不是GDP，數千年前的那一套東西，在今天依然實用。莊子在今天依然偉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今天依然是高峰。今天的文學，不是源，是流，小支流。源是傳統，流是現代。弱水三千取一瓢飲，我想在小支流里也有深邃激蕩的世界。

有差不多10年的時間，我的寫作是停滯的。就像一個人迷了路，并不著急，而是停下來看起了路邊風景。我基本上沒寫，而是閱讀、看電影和聽音樂。赫爾佐格、安東尼奧尼、托納多雷、波蘭斯基、庫布里克、費里尼、黑澤明、蒂姆·波頓、北野武、小津安二郎、李滄東……當我走進這些人的電影世界，我覺得這樣的觀賞比前行更加重要，閱讀比寫作更重要。

那時我已經很少跟人談文學，因為我知道很多論調其實是偏離文學的。文學被簡單地量化了，獲獎和發表，是最直接的體現。我們有太多赤裸裸的功利之心。這是中國文學的命，也是中國作家的命。在巨大的現實漩渦里，初心早已被雨打風吹。理想和現實的撞擊，是雞蛋碰石頭。但是，我愿意將心里的這顆雞蛋守護好，溫暖它，也許某天就能孵出一只小雞。我知道這很難，可能每一個作家在年輕時都說過豪氣干云的話，最后都在現實面前折戟沉沙。但我想試試。

一個人心里憋著勁，雖然我沉默，但我并不服氣。2013年，我突然想寫了，狀態好了起來。《獅子山》《四零一》《百發百中》《觀音會》等作品就是那時候的產物。我泥沙俱下地寫，不管不顧，不吐不快。這期間，有評論家認為我是“直面現實”的書寫。這對我來說，不是鼓勵，倒像是警鐘。這是在提醒我，似乎和現實貼得太緊了。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對我們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翻開我們的文學雜志就能看到。在我們的文學史上，出現過一大批緊貼時代的作品，有些已經被淡忘了。我個人對那種刻意緊貼時代的現實主義也是持懷疑態度的，我甚至認為這是一種投機的寫作。

我們從傳統中來，但又必須面對當下。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們已經失去了文學的輕盈和靈動，文學的想象和繁復。我們面對現實這只龐然大物，往往無從下手。現實生活過山車一樣從我們面前閃過，我們眼花繚亂。所以，我想，那種臨摹現實，提供某種社會學參考的文學已經過去了；那種獵奇式的寫作已經過去了……文學作為一種藝術而存在，就該有它的尊嚴。這個尊嚴就是，有些東西只能通過文字去實現，而不是通過影像、照片、新聞等其他形式。文學的尊嚴是復雜、曖昧的，是看山不是山，是這個時代的太陽底下無新事，卻有意味無窮盡。

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其變化之快，其摧枯拉朽的力量，是前所未有的。颶風刮過，巨浪滔天，身處其中的我們，是什么樣的？基本常識是，文學關注的是人，是某個時代背景下的人；不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人物，而是人的精神常態。因為只有常態才是永恒。說到底，文學是要面向未來，經歷時間考驗的。我們關注這個時代，更要關注人和日常生活。那些跨越千年的作品，無一不是人類共同的心靈史。

現實不光是生活背景，也是一種現代心理。現實就擺在那里，想繞也未必真的能夠繞過去。如果寫作是飛翔，那現實就是大地，要完成飛翔，需要借助大地的力量。于是，我想取一味現實的藥引子，去完成一次御風而行的飛翔。我們的背景是當下，我們的焦點是人。這未必是大時代大背景的史詩，也許是市井小民的一天甚至一個小時。

至于創作之外的東西，全部歸功于文學的恩賜。這是文學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