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韜奮任主編的《生活》周刊

胡絜青為立信60周年校慶題詞

被譽為“中國現代會計之父”的潘序倫先生，以仁者的擔當、勇者的無畏和智者的拓展，為我國現代會計事業奠定了堅實基礎，讓人們最早感受到了現代會計的魅力。

談笑有鴻儒。潘老的朋友很多，他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互為引援……這些朋友雖大多已遠行，但他們高尚的精神追求、學術理想和人格風范卻難以被忘卻。今年是潘序倫先生誕辰125周年和由他親手創辦的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成立90周年，我們回首潘老與朋友們的情誼，以為紀念。

君子貴相惜，營救聘用馬寅初

經濟學家、人口學家馬寅初和潘序倫曾先后就讀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馬寅初年長潘序倫11歲，1914年便以論文 《紐約的財政》獲該校博士學位，他和潘同為“舊中國在美國取得經濟學博士的少數幾位中的一個”（楊紀琬語）。

兩人先后回國后，在國內經濟領域發揮才能。潘序倫創辦了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和立信會計專科學校，對中國會計事業建樹頗多。馬寅初則在上世紀20年代后期倡議成立“中國經濟學社”，自任會長，并邀請潘序倫出任常務理事。學社的常務會議多次假座潘序倫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的寓所召開。1927年北伐戰爭后，馬寅初常以立法委員的身份對財政政策提出質疑，潘序倫則以知名會計師的身份加以響應。

抗戰時期，馬寅初與潘序倫先后來到當時的陪都重慶，馬寅初出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時聘請潘序倫兼任教授，在該院開設《會計問題》的專題講座。潘序倫說理縝密，深入淺出，對西方的稅收、經濟政策提出責難，深受同學們歡迎。后來由于日本飛機晝夜轟炸重慶，馬寅初只得遷居歌樂山，潘序倫亦因身患傷寒癥住進歌樂山醫院治療，馬寅初夫婦時常至醫院探視。

1940年12月，馬寅初因抨擊“四大家族”大發國難財，在公開演說中提出應先征孔、宋等豪門貴族的“戰時財產稅”，把不義之財充作抗戰經費，反對用租稅、公債、通貨膨脹等辦法來搜刮民脂民膏，結果被國民黨當局扣壓起來。先關押在貴州息烽，后又移羈江西上饒。對此，潘序倫異常氣憤，為示抗議，便不再到重慶大學授課。他寫信給商學院說：“本人事忙，不能再來重大，講課費全部捐贈商學院學生會。”

社會各界發起營救馬寅初的活動，《新華日報》還發了消息。1941年的舊歷五月初九是馬寅初六十壽辰，重大學生決定提前舉行祝壽大會，聲援馬師。3月30日，“遙祝馬寅初六十壽辰”活動舉行，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送了壽聯，上書“桃李增華，坐帳無鶴；琴書作伴，支床有龜”。潘序倫也參加了這一祝壽會。會后，大家踴躍捐款，決定在校園內建造“寅初亭”，以資紀念，而捐款最多者便是潘序倫。1942年8月，國民黨當局迫于各方壓力，終于釋放馬寅初，但強令各大學不準聘其任教。潘序倫不懼淫威，獨自敦請馬寅初到“立信”上課，并讓他帶其子一起住在北碚校內。國民政府教育部獲悉此事，向潘序倫提出警告，要他立即解聘馬寅初，否則后果自負。潘序倫據理力爭，稱：“立信者，立信于人也。既已下聘書，就不能無故解聘。”將這無理要求頂了回去。

馬寅初在立信講授的是《經濟與哲學》，他講課不用教材，只手持教學大綱，全憑口講板書，由秘書幫他做筆記。他能把理論聯系實際，臨時發揮出色。這份講稿，后來改編成經濟學著作，由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出版發行，流傳頗廣。對潘序倫邀請上課，馬寅初非常感激。后來他對人說過：“潘序倫對開拓中國新式會計有功，不要說來教書，就是要我替他倒夜壺，我也愿意。”可見，兩位經濟學家相交之深。

新中國成立后，兩人在上海時有來往，照應不斷。后因形勢變故，兩人均曾被錯劃為“右派”，多年魚雁不通；后又都被打成“殘渣余孽”和“反動學術權威”，真是難兄難弟。盡管處境維艱，身在北京的馬寅初曾托人冒險到上海探望潘序倫，兩老常常書信往來，互相慰問。“文革”結束后，馬寅初在京托人到潘家探詢，潘序倫得知馬老夫婦都健在，甚為高興，特地致函祝賀，又開始互贈近照留念。馬先生以101歲高齡仙逝后，潘序倫不顧年邁體衰，多次呼吁盡快拍攝馬寅初傳記影片，他的倡議得到各界響應。

力邀胡薭青，字正腔圓教國文

作家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先生也是馳名中外的書畫名家和作家，她與潘序倫老校長和立信之間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關系。多年前筆者慕名采訪過她，她對此記憶猶新。

早在上世紀40年代初期，在潘序倫為避敵偽迫害被迫出走重慶的同時，老舍偕夫人胡絜青也為抗日救亡而蟄居重慶北碚（其故居后為中共北碚區委所在地），與立信在北碚的校園相隔不遠，步行十分鐘便至。其時，潘序倫辦學廣納賢才，敦請社會名流來校執教，他素聞胡絜青才華橫溢，文思敏捷，故聘請她教國文，胡絜青欣然就任。

那時，在北碚的小山坡坐落著好幾所大學，復旦大學、立信會計專科學校都內遷于此，師生大都是四川人或下江人（指蘇、浙、滬一帶居民），因是南方人，口音五花八門，普通話說得不標準。胡絜青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國語發音純正。潘序倫請她教國文并教拼音，可謂最佳人選。

胡絜青回憶說：“我在立信教了兩個學期。”還記得立信同學求知欲強，提問熱烈，談文說藝，十分好學。在她的熱心指導下，立信的學生常在大學生國文比賽中奪魁。

上世紀80年代我去采訪時，八十高齡的胡先生得悉潘序倫享年93歲時，連聲說道：“高壽了，高壽了。”當了解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潘序倫等人倡議下，立信得以復校，胡絜青欣慰之余語重心長地表示：立信現在比在北碚時大多了，辦好一個學校不容易，潘序倫傾家辦學，精神可嘉。國家現在還缺乏財會人才，希望你們把學校辦好。

培養獎掖顧準，為地下工作撐保護傘

潘序倫是在1927年春天創辦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的，顧準因為家庭無力繼續承擔學費，12歲就不得不停止學業，于當年7月中旬進入事務所當練習生。由于聰穎好學，很快掌握了會計學科這門知識，加上潘序倫唯才是舉，對顧準大膽提拔、委以重任，顧準很快嶄露頭角，成長為一個會計學者、著作家、會計師，堪稱立信的臺柱之一。他以立信的職業為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潘先生當時雖是無黨派人士，但對抗日是擁護的，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對顧準的革命活動，潘序倫和立信同仁總是采取默許態度，有時還暗中支持，甚至積極參與。對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要其“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動”的訓告，潘序倫未予理睬。從1927年至1940年顧準參加新四軍，在漫長的十四個年頭中，除少數時間外，顧準一直在立信工作，在立信會計事業的架構中也貢獻殊多。對此，潘序倫在其晚年（時在1983年）記憶猶新，說：“他（顧準）經過刻苦勤奮自學，掌握了會計這門科學，便在（事務）所編輯部工作和主編第一卷《立信會計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學會主辦）。由于他講解透徹，說理清楚，深得同學們的歡迎和愛戴。193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編著的《銀行會計》，列為《大學叢書》，他也開始登上大學的講壇。以后又陸續寫了不少有關會計的著作和論文，如與我合著的《中國政府會計制度》《會計名辭匯譯》（中英文對照）等，均有他獨特的見解和大膽的探索，深為社會所稱許和贊譽，我亦有所倚賴焉。”

對于顧準在立信的這段經歷，《顧準自述》里也說過：“這三年中，社會職業生活安定，對我從事黨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為那時白天的辦公時間只有六小時，辦公時間還可以大量讀報……實際上白天的寫作，每天不過三四小時。中午休息的兩小時，下午五點以后的全部時間都可以利用于參加會議和‘碰頭’，有些黨的工作需要寫的公開文章，還可以在辦公時間寫。”“因為地下工作者要有1934-1940年間我這樣的社會職業條件，在這條件下，我可以累次躲避追捕，可以躲在家里不上班，可以繼續做黨的工作而不致失業，還能維持不小的家庭的生活，確實也是不容易的。”

作為印證，潘序倫也確曾回憶說：“他（顧準）在會計師事務所和學校工作期間，從事很緊張的革命活動，如參加‘進社’‘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上海職業界救國會’等。我對他這些活動早有察覺，但從未干預過。”可見，顧準的成長、成熟，他的著述教學、地下工作，在立信的十余年中兩者雙美，特別是他在職業上的“向上”抑或成功，除了個人的天分與勤奮，與潘序倫周全的呵護、獎掖以及所提供的得天獨厚的條件不無關系。僅以版稅為例，1940年7月去蘇南參加新四軍前夕，顧準查看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編譯科保存的商務印書館歷年版稅清單，發現自己寫作出版的著作為事務所創收版稅多達10萬元法幣以上（當時法幣大至與民國紙幣等值），而當時上海高校的普通教授月收入不過兩三百元而已。

為《生活》周刊辟謠，助鄒韜奮圓新聞夢

潘序倫曾主張“教育救國”，促進國家獨立富強，解決社會生計問題。“九·一八”事變的發生使他逐漸認識到只有國家民族的解放，才有民族經濟與教育的發展。他參與了為抗日將士以及民主人士的募捐活動。潘序倫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是與鄒韜奮分不開的。

潘序倫與鄒韜奮同是上海圣約翰大學校友。從小喜歡文史的韜奮原在南洋公學攻讀工科，1919年轉入圣約翰，改學文科。鄒韜奮的興趣和志愿是從事新聞事業，但一時沒有機會，只好走“曲線就業”之路，先做英文秘書，后兼任中學英文教員，1922年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任編輯股主任，后接編該社的機關刊物《生活》周刊。他特別根據讀者需要，改變編輯方針，以討論社會問題為主。苦心經營下，《生活》周刊銷路日益擴大，受到社會歡迎。從“九·一八”到“—·二八”，日本帝國主義加緊發動侵華戰爭，韜奮在《生活》周刊上大聲疾呼，號召讀者捐款抗日，得到熱烈響應。他的《經歷》中有一段記載：“當時我們的周刊社的門口很小，熱心的讀者除郵匯捐款絡繹不絕外，每天到門口來親自交捐款的，也擠得水泄不通。”

“九·一八”事變后，馬占山將軍領導的東北義勇軍抗日，全國民眾紛紛募捐支持，立信同學會踴躍參加募捐活動，發動立信師生進行征募，盡自己的微薄力量表達抗日的決心。當時謠傳上海抗日救國捐款共達國幣二千余萬元，而馬占山將軍只收到一百數十萬元。據此有人指責經辦捐款的《生活》周刊社、東北義勇軍后援會和上海市臨時救濟會等單位有徇私舞弊行為。

聽此傳聞，潘序倫暗中思忖：這不是在影射經辦捐款的《生活》周刊社等單位有貪污行為嗎？在顧準等人鼓動下，潘序倫讓立信會計師事務所受托稽核了13個經募單位的賬目，證實共收到捐款502萬余元，援助了東北義勇軍337萬多元，其余165萬多元作了慰問十九路軍和救濟上海戰區難民之用。最后，又對全部收支賬目出具證明，公諸社會，使流言蜚語不攻自破。

不久后，韜奮感到《生活》周刊的出版間隔較長，不能及時反映對重大時事問題的意見，很想辦一份合人民大眾之需的日報。1932年3月，應讀者建議籌辦《生活日報》，韜奮與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樸、杜重遠、畢云程等發起，由讀者集資。當時辦報須向上海市社會局登記注冊，并相應成立股份公司。韜奮便委托潘序倫代理。這年3月，潘序倫代擬了一份《生活日報股份兩合公司章程》，刊登在《生活》第7卷第12期上。不料事情又有了變化，對公司的性質要作調整。8月，鄒韜奮給潘序倫復了一封信，還在信中與潘序倫商討了修正意見的細則（這封信筆者在上海檔案館發現了）。潘序倫接此信后，又忙碌不停，多次奔走，欲促成《生活日報》早日創刊。

韜奮以《生活》周刊名義公開招募股款，引起讀者熱烈反響，到9月中旬，不到半年就集資15萬元，有兩千多人參與，但是，由于各界群眾踴躍入股的盛況，嚇壞了國民黨當局，他們不準《生活日報》辦理登記手續。潘序倫和鄒韜奮等人的努力成了泡影，韜奮只好忍痛宣告《生活日報》 在上海停辦，后在香港擇機創刊了。1932年4月2日，韜奮發表《正在積極籌備中的生活日報》一文說：“我們深信言論機關新聞事業非有獨立的精神，決難始終維持其公正的態度。”1936年6月7日，《生活日報》終于在香港面世，日銷2萬份；總共只出了55期，他在上面發表了55篇社論。6月20日，他寫過《關于〈生活日報〉問題的總答復》，他理想中的 《生活日報》“是反映全國大眾的實際生活的報紙”，“大眾文化的最靈敏的觸角”，“是五萬萬中國人(連國內國外的中國人合計)一天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登載的消息都是“和人民大眾有切身利害關系的一切東西”。他憧憬著有一天，《生活日報》 在120層樓上辦公，每天飛機送來各方面的專訪通訊，短波無線電臺接收幾千萬封的國際特約電訊，發行量達到500萬份，平均每一百人擁有一份《生活日報》，至少同時用多種文字在全國十個地方出版。他的夢想當然不可能實現，不到兩個月，《生活日報》就停刊了。他把《生活日報星期增刊》改名《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出版，但也只出了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