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中國新詩標志性人物，上世紀20年代末，其代表作《雨巷》名滿天下。斯人才華橫溢，因詩句中常含有淡淡憂傷、隱隱悲憫，故有悲情詩人之謂。惜乎，其命運多舛且英年早逝。然而，對文化人而言，他和他的詩卻從未“在遺忘里沉湮”。

縱觀戴望舒45年短暫人生，多個重要時段生活于上海，總計逾14年。本文所追尋鉤沉的，是其最后一段，即居住在虹口其美路（今四平路）新陸村的兩年。

為自辯和團圓而來

淞滬戰(zhàn)役后，上海被日寇占據(jù)淪為“孤島”，1938年5月，戴望舒攜家人遠赴當時尚未陷落的香港，滯留香港近八載。光復后，人們歡欣鼓舞，本該由戴望舒出面主持香港清查附逆文人的工作，孰料，有一撥文人聯(lián)名致信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狀告其在香港淪陷時期有“附逆”行為，21個署名者中，有的做賊心虛，生怕戴望舒查到自己頭上，于是賊喊捉賊，祭出栽贓誣陷撒手锏，有些則屬受蒙蔽附庸。幸好，文協(xié)總會收悉該信后，并未草率下結(jié)論，讓戴望舒到已經(jīng)由重慶搬遷至上海的文協(xié)總會作自辯，厘清真相。戴望舒得到指示后立即動身，前往闊別多年的上海。

1946年3月7日，戴望舒到香港《新生日報》編輯室了結(jié)庶務，隨即攜妻子和兩個女兒乘船離港。此番行程匆匆，原本并未作長期居滬打算，故只帶了簡單的行李，許多東西仍放在香港，八大箱子書也留在香港。抵上海后，先暫居姐姐戴瑛處，旋遷居孫大雨鄰近城隍廟的方浜中路祖宅。他找到文協(xié)總部領導，遞交了披肝瀝膽寫就的《自辯書》，道盡身處黑暗備受煎熬之文化人的磨難與冤屈，盡管算不上英雄般慷慨陳詞，但其表達的深沉和悲切，足以獲得文協(xié)領導的重視和同情，尤其是夏衍等人向來對戴望舒懷有敬重和惻隱之心，紛爭遂漸平息。

不久，由好朋友、著名翻譯家周煦良介紹，戴望舒受聘新陸師范專科學校擔任中文系教授，同時又在暨南大學兼任西班牙語教師，收入始有來源，家庭生活亦安頓下來。戴望舒之所以卜居新陸村，蓋因為新陸師范可提供甚好的住宿條件，每位教授能租用一套衛(wèi)生設備齊全的二層獨用、帶小花園的房子，如此優(yōu)厚的待遇自然吸引了包括戴望舒在內(nèi)的眾多教授。他還按照先前與穆麗娟（第二任妻子，穆時英之妹）的離婚協(xié)議條款，將長女戴詠素從寄宿學校接回家。戴詠素回憶道：

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他們遺下它走了。房子較新，干凈。內(nèi)部是日式的，浴缸是木質(zhì)的，地上鋪的是塌塌米，除了大門和客廳外，其他的門是紙拉門，二樓有壁柜。我們搬進去時什么也沒有帶，因為什么也沒有，除了沙發(fā)茶幾，寫字臺在一樓外，還有一個似五斗柜的柜子在二樓，我們夏天就在這環(huán)境中生活。不過父親的興致很高，白天在樓下看書，接待朋友，沒事就到隔壁的孫大雨家中聊天，到對門的周熙良家中聊天，還常和朋友在小區(qū)前的空地上打網(wǎng)球，領著包括奶奶在內(nèi)的一家六口在后面的空地上種東西，楊阿姨打著赤腳也跟著一起干，我們?nèi)齻€在地里竄來竄去地搗亂。父親不是農(nóng)民，卻喜歡種地……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靜的田園生活？天氣漸漸涼了，父親買回了幾張床，我和奶奶住在一樓客廳的后面一間，父親他們住在二樓。這時他的寶貝，八箱書也從香港運來了。他把一箱箱的書打開，上上下下地翻著，滿臉滿足的微笑，他買來了許多書柜，把客廳的一面墻全占去了，書柜里放滿了線裝書，四部叢刊就放在那里。有書，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這是我父親最最向往的，我常常會聽到他用英文唱“老黑奴”，還有法文歌。

此寓所，乃新陸村11號。在女兒和母親眼中，戴望舒的歸來是為了難得的舉家團圓。

在困頓中徘徊砥礪

安家在新陸村的戴望舒，盡管享受著起居便利、環(huán)境幽靜、闔家團聚之樂，盡管與好友孫大雨、周煦良成了朝夕相處、時可言談的鄰居，但困頓亦如影隨形。首先，因他在香港時曾被日本人抓捕關押嚴刑迫害，出獄后又無暇好好調(diào)養(yǎng)，故身體大不如前，尤其是患有嚴重的哮喘。其次，家庭生活也面臨危機。尚在香港時，他與妻子楊靜就出現(xiàn)了感情裂痕，那陣子，戴望舒因為受到誣陷忙于自救，而楊靜卻因為年齡和性格的關系，對他的遭遇既無法相援，也未給予充分的理解，反而熱衷于參加美國兵營組織的舞會、乘小汽車在街頭兜風，為此二人齟齬不斷。到上海后，楊靜依然我行我素，不僅經(jīng)常參加舞會，跟熟悉的異性跳舞，甚至還結(jié)交一些不固定的舞伴，這使敏感多疑的戴望舒極為沮喪憤懣。

再者，戴望舒將大朵朵（詠素）接回家居住后，與前妻穆麗娟也時相往來，有時是他帶著詠素去看望穆麗娟，有時是穆麗娟前來看望戴望舒和女兒。穆麗娟來訪有時會遇到楊靜，她眼見戴楊夫婦失和，總以好言相勸，戴望舒兩相比較，便感嘆“新人不如故”，這當然又讓楊靜醋意大發(fā)。楊靜外形姣妍，但并非“喜怒不動色”之人，往往會當著穆麗娟或其他朋友的面嗔怪戴望舒，使他備覺難堪，于是，二人罅隙漸大，矛盾愈深。最終，戴望舒和楊靜的姻緣走到盡頭，在搬離新陸村半年多后的1949年2月21日宣告離婚。

隔閡和困頓中的戴望舒，一方面奔波于幾所大學從事教學，另一方面依然對文學創(chuàng)作保持高昂熱情。1948年2月，戴望舒因患氣管炎，病勢轉(zhuǎn)劇，在新陸村寓所臥床半月。同月，其第4本詩集，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本詩集《災難的歲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收入他從1932年底到法國游學至1947年底寫作的25首詩作，印了1000冊。這本詩集的出版，深得朋友曹辛之幫忙。戴望舒與曹辛之、王辛笛、陳敬容等九葉派詩人過從甚密，惺惺相惜。

遭通緝不得已再別

彼時的新陸村看似寧靜、平和，可整個中國的時局變幻卻波詭云譎，慶祝抗戰(zhàn)勝利的歡呼聲尚未沉寂，內(nèi)戰(zhàn)的陰影已然籠罩。盡管戴望舒是一位浪漫的詩人、是一位滿腹經(jīng)綸的大學教授，但他骨子里深植渴望自由的信念和不畏強權的意志，故而對當局所采取的政策和社會現(xiàn)狀不無失望。他對杜宣說：“國民黨貪污腐化，惡性通貨膨脹，又悍然發(fā)動內(nèi)戰(zhàn)。日本帝國主義剛剛打到了，美帝國主義又來了。美軍在國內(nèi)橫行霸道，我們祖國什么時候才能得到解放，我們什么時候才能過點溫飽的生活”。

1947年春，戴望舒應幾位熱心的文藝青年邀約，相聚在“香雪海”茶館，即席作詩《無題》：

我和世界之間是墻，墻和我之間是燈，燈和我之間是書，書和我之間是隔膜！

這是詩人當時心境的真實獨白，詩作色彩陰郁，詞語富有象征意象，揭示出他內(nèi)心深處的苦悶，反映那個時代進步知識分子祈盼和平的心聲。

戴望舒不光用詩作、文學作品排遣個人憂慮，還毅然走出書齋，積極投身爭取民主的時代洪流，參加“大學民主教授聯(lián)誼會”，他們舉辦雙周聚餐會，以發(fā)宣言、作演講、批評時政的方式來表達政治訴求。

1947年7月，戴望舒因為支持暨南大學學生的愛國民主行動，遭學校當局解聘；8月，他轉(zhuǎn)任上海市立師范專科學校教授，教唐詩和中國古代小說史，同時兼任上海音樂專科學校教授，教音韻學。1948年5月，戴望舒因參加教授罷課，上海師專校長以他與共產(chǎn)黨有來往為由向當局告發(fā)，因而遭地方法院出票傳訊和通緝，不得已，只得再度攜家眷避難香港。

戴詠素在父親去世半個多世紀后追述道：

勝利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大家所盼的太平日子。國民政府專制腐敗，民不聊生。學生走上街頭，父親也參加到了學生運動中，在他留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常有學生到家里來，他還幫學生排朗誦節(jié)目。不久父親消失了，聽大人講他住到了施伯伯家，再后來說他去了香港。幾個月后，楊阿姨和兩個小妹也走了，剩下我和奶奶和書。熱熱鬧鬧的一個家就這樣人去樓空了。有一天家里來了兩個穿深色制服的男人，問奶奶：戴望舒哪里去了？后來我聽說他們是國民黨的軍統(tǒng)特務。上海的房子緊張，我們家大人又都走了，剩下一老一小，于是不斷有人來催我們搬走，后來有人硬是搬進來與我們共住。

就此，“雨巷詩人”留給新陸村的，只剩遠逝的背影和空濛的沉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