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變局中的社會現實與文學“使命”

經過40年的文學實踐之后，人們再次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了現實主義上。我們有理由期待，經過對不同藝術資源的整合熔鑄之后，一種生動地表現出中國文學傳統、適應現代審美要求、能夠為現實生活提供精神資源、情感引領、審美范式的文學將會出現。

段崇軒：新時期以來的40年文學歷史，與改革開放相伴相隨。特別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新時期文學，參與社會變革，引領精神潮流，形成了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高峰期；而到9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時期文學，雖然在表現內容和藝術形式方面有諸多進步，但在整體上滑向了社會邊緣，難以扣準時代脈搏，難以引導民眾精神，自然也不能走進廣大讀者的心靈。社會現實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存在，它有主流、支流、暗流、逆流，一個時代的文學應把這種多元互動的形態真實而深刻地表現出來。但我們當下的文學，表現更多的是支流、暗流等。譬如日常的、世俗的瑣碎生活，譬如情感的、內心的精神困境等等，所謂“小時代”“小人物”。而處于社會中心的那些重大事件、改革、實踐等，我們卻往往無力把握，難以表現；或者社會進程中的深層矛盾、人性道德中的重要變異，我們總是視而不見，或淺嘗輒止。這不能不說是目前現實主義文學的嚴重匱乏。

文學的功能是多種多樣的，這是常識。但現在的文學一味追求娛樂功能，淡化審美功能，解構教育功能，就走向了一種歧途。其實在現代社會，更應該強調、凸顯文學的啟蒙、教育功能。這是文學所獨有的，其他社會科學沒有的，也是文學真正的價值所在。文學不應該變為裝點太平的工具，也不應該變為供人娛樂的“游戲”；而應當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引擎，引領民族精神前行的火炬。這是它不能推卸的使命。現實主義文學在看取和表現社會、人生時，有兩個方面格外重要。第一個是要努力表現社會生活的“總體性”。匈牙利哲學家、文論家盧卡契在20世紀前期提出“總體性”文學思想。他認為小說要反映現實、歷史和世界的“總體性”，小說的內在結構與大千世界的深層構成是相似的、對應的，小說本身就是一種“總體性”文體。社會生活中的主流、支流、暗流等，都應當在文學中得到全面、恰當的體現。中國轉型期的社會現實，呈現出一種極為復雜、混沌的狀態，作家就是要努力辨清主流與支流、規律與方向，進而在文學中真實、有力地表現出來。第二個是要勇于揭示社會人生中的深層矛盾。文學要發現揭示矛盾，引導社會和人生，這是從魯迅開始，幾代現實主義作家的精神傳統。但這種精神傳統現在正在漸漸流失。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專制主義、官僚主義、封建迷信、腐敗問題等隨處可見，它嚴重阻礙著社會的轉型和發展，我們的文學作品在這方面的表現還很薄弱、浮淺。在我們的精神領域里，奴性意識、功利主義、拜金主義以及民粹主義、阿Q精神等愈演愈烈，它瓦解著我們的民族精神和道德，侵蝕著人們的人性與靈魂，我們的文學作品在這方面的揭示還很稀少、軟弱。現實主義文學開發的領域永遠是廣闊的。

杜學文：現在有一種情況，有一些作家對現實社會的發展變化缺乏感應，甚而完全不知道不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變革是怎么回事，或者對中國的變革表現出回避的態度。他們的作品往往是自我滿足的文字表達。這樣的作品我們不能說它不是文學，但卻不是目前我們期待的文學。我們期待著文學對現實社會的深刻表現，要表現出在這一獨特的歷史時代背景下中國所發生的變化，當然也包括中國人所發生的變化。對這一使命，目前來看我們的文學做得仍然不夠。無論是對現實生活的宏闊性、深廣度還是生活其中的人物之典型性、個性化，都表現不夠。這當然是需要我們的文學進一步努力的。但是，文學還不能滿足于對現實生活真實生動的表現，還應當為這個時代提供思想資源、精神引領與審美范式。文學不能被動地跟在生活之后進行表現，而是應該成為對生活具有敏銳感覺的先知先覺者，引領者與開拓者，對時代生活的發展方向、必然趨勢有著敏銳的揭示與表現。

我們并不是說文學必須為社會提供解決問題的政治策略、經濟方案、文化手段。盡管文學與這些內容難以絕對區分。我們強調的是文學應當在自己的描寫中表現出特定歷史文化時期人的源自民族文化又直面現實的價值選擇與精神追求。這種選擇與追求并不是單純依靠對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描寫來表現的。甚至可能是通過對小人物、小事件的描寫來表現的。關鍵是這種描寫是不是表達出來屬于這個時代的精神內涵，是不是通過對人物、細節、語言等的描寫來勾畫出時代變遷的某種必然，并因此而激發出每一個讀者推動這種變革的精神力量。這樣的文藝，便如魯迅所說的，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

傅書華：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幾千年來中國從不曾有過的巨大而深刻的變革，青年作家對此未必有著清醒而自覺的認識。中西方歷時性的演化形態、矛盾沖突等等，在新時代的中國是共時性地呈現著。而新時代的中國，亦已成為在國際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位置的經濟大國、政治大國、文化大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與共識。在如此背景下走進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變革，正實實在在地使當今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每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人生觀念，無可逃避地發生著從未有過的深刻變化；不同利益群體、代際之間的人生形態及觀念的裂變、沖突、革新，其規模、力度，也是空前未有過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歷史質變期的時代尤其如此。猶如中國傳統社會頂峰時代的盛唐出現了唐代詩歌，中國社會從農耕經濟轉向商業經濟的宋代出現了宋詞，西方人文復興時代出現了莎士比亞，西方資本主義時代出現了巴爾扎克一樣，在新時代的中國，也正呼喚著新的文學高峰的出現。

楊矗：今天的社會現實有哪些實質性的巨變？我認為大致可提煉出以下幾條：1、現實高度“虛擬化”；2、生活極度“均質化”；3、人和現實的關系空前“疏離化”、“非真化”；4、人性歷史性地“庸俗化”；5、文學前所未有地被“小場域化”；6、人們對文學需要的“雜文學化”。置身如此大變、如此新異、如此陌生的社會現實，人們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文學了？不是，應該說對文學的要求更高，希望文學還能像以往那樣成為幫助人們更好認識和把握現實的“鏡子”、“教科書”和“指路明燈”。具體而言可說有三大要求。一是希望文學能更近距離地切近現實，關注當下，聚焦社會熱點問題，能為最廣大的百姓代言，這便是近年來一些“非虛構文學”寫作熱起來的原因。二是希望文學對現實的覆蓋面更大，介入性更強，或者說更歡迎“雜文學”或“跨體性文學”，因為這種文學口徑大、尺度寬、兼容性強，能夠最大幅面地與已高度虛擬化的社會現實相對接，這也是西方后現代文學中“跨體類型”興盛的原因，如卡爾維諾的“百科全書式”寫作即是。三是希望文學能為人們提供一種“新哲學”，成為人們理解“神秘現實”除宗教以外更好的主流形式。原因在于，一方面“虛擬化世界”有神秘性，另一方面隨著量子科學、宇宙學的發展，科學把世界本來的“神秘性”、深邃玄奇性更大尺度地推在了人們面前，人們想更好地認識它、把握它，可科學是有一說一，無法滿足人們“超越性”、“想象性”的詮釋欲望，而只有文學的方式更為洽適一些，這便是科幻文學引起關注的原因。而面對以上需求，今天更多的文學作品卻基本是遠離或完全缺席的，因而可以說文學的“多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學自身造成的。

經典現實主義文學在今天

段崇軒：現實主義是中國根深蒂固、一以貫之的文學傳統，它依然存在、生生不息，但卻發生了深刻而微妙的變化。它分而化之，有的取法革命現實主義而成為主流文學，有的汲納通俗文學而變為大眾文學，有的堅守五四文學精神而成為精英文學。這最后一種文學我們常常稱為嚴肅文學、純文學，是更能代表中國文學藝術高度和發展路向的。但堅守這一創作思潮和方法的作家，他們手里的現實主義也是各有千秋的，融合了許多新的思想和藝術元素。譬如賈平凹吸取了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小說的寫法，形成一種具有古典主義神韻的現實主義模式；譬如莫言借鑒了西方魔幻主義方法以及民間傳說，構成了一種現代現實主義套路；譬如王安憶在經典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感悟探索，開拓出一條新經典小說途徑；還有韓少功、蘇童、畢飛宇等，他們都是兼容并蓄、獨辟蹊徑，成為立足文學長河中的優秀作家的。

傅書華：經典現實主義在新時代的中國之所以特別重要并應該成為文學主流，我覺得有這樣兩個原因。第一，社會結構與文學結構有著基本上的同一性、同構性，當西方社會因為資本經濟的力量，導致社會結構從倫理及行政作為組織方式轉化為基本上以經濟作為組織方式時，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應運而生，這種西方曾經的社會結構性的變化，在新時代的中國，也成為了社會結構性變化的重要內容，因之，批判現實主義在中國亦有著廣闊的現實空間。第二，對資本經濟破壞性的批判，是批判現實主義的主要特點，當今中國出現的貧富懸殊、權力腐敗、全民性的價值動蕩，也無不因資本經濟的出現而發生，因之，批判現實主義在當今中國，有著強大的現實生命力。

經典現實主義文學在當今中國，我覺得，還有三點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與研究。第一，如何看待經典現實主義文學與其他現實主義文學形態的融合，這種融合有可能生成新的與新時代更為吻合的文學形態。但我卻更擔心，由于中國其他形態現實主義傳統力量的強大或新潮文學形態的誘人，在這種融合中，反而使原本在中國文學土壤上就十分貧乏的經典現實主義，難以健全。不是說要復制中西方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經典現實主義，而是要使其在新的時代，有著更高層次的提升。第二，經典現實主義的價值立足點，是站在作為個體生命的人的立場上，對社會現實的批判。這一立場，對于中國青年作家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第三，感性與理性的傾斜，是經典現實主義作家創作中最為常見的現象，由此，有了恩格斯、列寧所論述的巴爾扎克現象、托爾斯泰現象，但當今中國作家，仍然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鮮活的感性局囿于先驗的理性框架之中，雖然這先驗的理性框架所貼的標簽或新潮或規范，五花八門，并不一致。

楊矗：當我們討論文學的“現實主義”時首先就要注意區分“文學的現實性”和作為流派和風格類型的“現實主義”，同時還要注意區分“現實主義”的經典和非經典形態，因為其“非經典形態”，已不同程度地不純粹了，即它已不光是“現實主義”的，可能同時還可以被看成是浪漫主義、表現主義、現代主義等其他什么主義、風格的了，或是“現實主義”與其他什么“主義”的“混雜物”、“拼裝性變體”。

杜學文：今天現實主義成為大家非常關注的話題，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學審美自身發展變化的要求。中國新文學從上世紀初形成以來，已經經歷了百年的發展史。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在打破舊文學格局的同時建立新的文學審美范式。對舊文學的革命，我們依靠的思想與藝術資源主要是中國傳統審美中屬于民間審美的資源，以及在上世紀初即已大量傳入中國的國外創作資源。但是，我們注意到在一個時期內，這些資源在形成新的文學審美范式方面還需要經過一個不斷實踐、糾正的過程。比如，強調語言的白話特色，民間語言自然是最具有活力的。而拓展形成新的文學樣式，采用新的表現手法，外來創作思潮的影響更大。白話文與突破傳統的表現手法的融合，成為新文學的樣板。但是這其間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這就是新文學基本上是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小圈子中傳播，還難以被更多的民眾所接受。這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文學急需解決的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隨著中國命運的變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

人物與典型是現實主義的核心要素

段崇軒：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進入一個多元化時期。有“高原”缺“高峰”，似乎成為對這一時期的一種評判和共識。個中原因自然十分復雜，但有一個直接的、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物形象和典型形象的淡化、沉陷。一個時代的文學，沒有大量鮮活、獨特、感動讀者的人物形象，暗示著文學出現了某種深層問題和危機。當下的社會和文學，已然發生了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但在人物觀念和人物形象塑造上，還存在諸多誤區、困惑，嚴重制約，阻礙著人物和典型形象的創造。今天的文學要突破瓶頸、走出困局，就要深入地研究、探索文學和人物的關系、人物觀念的變遷、怎樣塑造新的人物和典型等諸多問題，重新建構人物理論，進而用理論引導創作的發展。

楊矗：“典型”在經典現實主義那里其本質規定是明確的，它應是指具有突出個性特征同時又能深刻反映一個時代的本質的“標準人物”、“樣板人物”，或它既是單純的又是豐富的，既是“一”又是“多”，或者說是一個“小宇宙性”的復雜又統一的“整體”。但受不同時代的“科學范型”的影響，它也必然具有不同的“歷史規定”，比如在經典現實主義時代，它主要是指一種類似于原子、單子性的“實體性人物”，一般都具有自身的獨立性、確定性，或曰“自主性”，即使如馬恩所強調的“對環境的辯證關聯”，而這種“復雜關聯”也總是“確定的”、有章可循或可以“認識的”，因為它從始至終都受穩定的、必然的因果關系所制約，其“性格”即使是“發展的、變化的”，也仍然有明確的“邏輯鏈條”可以被“抽繹”出來。而在“相對論”、“量子力學”、“存在論”（其“存在”由不確定的網狀境域構成）和“虛擬的互聯網”時代，它就可能是一種“非實體化”的“網格紐結”；或是正在變化、構成著的具有偶然性的隱秘世界的某種代表性、癥候性“符號”，如后現代文學中的“格里高爾”（卡夫卡《變形記》）、“布盧姆”（喬伊斯《尤利西斯》）等，但這些“人物”已不好再以“典型”名之了，盡管它也具有后現代的某種“典型性”，這是因為“典型概念”已被經典現實主義“占用”了，其特定的“語境色彩”和“認識論屬性”又太過狹隘和強烈。這也許正是今天許多富有強烈“現實性”的文學在“人物塑造”時所面臨的來自理論和觀念方面的“困境”，即很難確定其筆下“人物”的“理論歸屬”，導致人物的“理論身份意識”比較模糊；同時也是不少文學理論、文學評論比較含糊、混亂的地方，嚴重者表現為：一意孤行地頻頻“錯誤套用”經典現實主義的“典型概念”于當下文學中“新的人物”而不自知。

傅書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馬恩文論的經典論述之一，“每一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個’”。但如果我們從發展邏輯上考察，經典現實主義發生于將“個人”置于一切神圣價值尺度社會變革之上的以雨果《九三年》等等為代表的浪漫主義之后 ，那么，“每個人都是典型”，正體現了馬恩對不同于其他“個人”的“這一個”“個人”的重視，而每一個“這一個”“個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個人”，其原因又是如恩格斯所說的是社會、歷史“總的合力”作用下的結果，這社會、歷史的諸多要素無法作理性的說明，所以，只能用抽象的“力”來概括。如是，每一個人都是不同于他人的“個人”，造成其命運的典型環境亦有別于其他“個人”的典型環境，之所以如此，又是用既定理念所無法加以說明的。如此，形成了馬恩極為推崇“莎士比亞化”而非觀念化的“席勒化”，這其中，則深隱著馬恩對每一個“個人”都高度重視的博大的人道、人性情懷。將之與今天中國文壇相映照，我們會發現，建立于強大的“意象造型觀”傳統基礎上的“觀念性”的“席勒化”寫作，在今日中國文壇，仍然如日中天，“莎士比亞化”則尚在遙遠的“他處”。各種各樣的“類型化”人物仍然層出不窮，“這一個”則既稀亦少。

杜學文：關于典型人物，我以為這是一個被長期忽視了的問題。甚至可以質疑，我們的文學是不是仍然具備塑造典型人物的能力？這樣的話有點危言聳聽，但如果我們梳理一下近年來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還是很困難的。這一方面是我們的理論引導不夠，并不強調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一方面也反映出創作方面的問題——塑造典型人物的能力問題。

這種能力首先表現在作家的情懷與格局方面。就是說創作者認為什么樣的人物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因而是應該具有代表性的。這種選擇對作家來說是一種考驗。當然事實上作家并不認為某一人物具有代表性，但實際上這一人物形象在與社會見面后卻產生了廣泛影響，人們發現他其實是具有很強的代表性的。這就是作家不自覺的選擇與社會生活本質的一種暗合。這當然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們仍然期待作家能夠自覺地發現生活中能夠代表社會本質某一方面的典型人物，并把他塑造出來。

還有一個屬于能力方面的問題是，能不能夠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用典型生動的細節把這些特征表現出來。這就需要作家深入細致地觀察、體驗生活，發現人物原型身上具有的個性特征。但問題是在目前流行的創作中，人物多為“概念化”的符號，而不是鮮活生動的人物。很多人是從概念出發來寫人物的，不是從性格出發寫人物。這樣的人物確實會蒼白、干癟、乏力，缺乏溫度。

山西現實主義面臨“變法”

段崇軒：在全國文學格局中，山西的現實主義文學既有其典型性，也有其特殊性。山西的當代文學，其實是從1942年革命解放區就開始了，趙樹理和“西李馬胡孫”以及他們的作品，開創了一條大眾化的現實主義文學道路。一直到五六十年代，這條道路被視為共和國的文學“正道”。但新時期之后的40年中，這條道路并沒有“順流而下”，不斷壯大，而是在繼承其精神的基礎上，發生了兩次“變奏”。一次是七八十年代的“晉軍崛起”作家，汲取五四啟蒙思想和西方現代派文學方法，豐富和擴展了山西現實主義文學的“航道”。代表性的作家有柯云路、成一、李銳以及后來的呂新等。另一次是90年代之后，一批新銳作家努力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為一體，表現當下的社會人生狀態，把山西的現實主義文學推進到一個新階段。這后一次文學變革中，涌現了一批出色的年輕作家，如葛水平、李駿虎、王保忠、楊遙、李燕蓉等，已成為全國的活躍作家。兩次文學變革，都汲納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思想、藝術和方法。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沖突交融、互相激蕩，才有了山西文學的波瀾起伏、長足發展。但我們也要看到，山西文學現在進入了一個探尋期、平緩期。新銳作家功底不厚、創新不足，還沒有達到前輩作家的思想和藝術高度。文學各文體得到了全面發展，但作為傳統的小說優勢滑向式微，削弱了山西在全國文壇的重要位置。山西文學面臨著困難，也面臨著“變法”。

楊矗：確實，山西曾經是“文學大省”，有過流派性的輝煌，也有過群體性的不菲佳績，而且也是現實主義文學土壤比較肥厚的地方。但是，山西過去的“現實主義”并不嚴格合于經典現實主義的“規矩”，它曾經以不好不壞的、最具大多數意義的“中間人物”塑造見長，尤其是在“環境描寫方面”比較“殘缺”。后起“文學晉軍”，卻另有“文學家數”，除早期的李向南、孫旺泉等還依稀可見傳統“典型人物”的“形貌”外，后來的更多的“人物形象”更是難以再用“典型人物”統而名之，其中，偏于“象征化”者有，如李銳的小說人物；偏于“碎片化”者有，如呂新的小說人物，即使如成一筆下的晉商人物，其性格之生動、復雜都足稱見棱見角，但卻難稱是那個時代的“人格性化身”，同以往的“典型”仍難完全合轍。

山西文學比較薄弱的地方仍在它的“現代性”、“后現代性”的“補課任務的未完成”上，這應是制約它的“現實主義變法”的最大瓶頸。而我認為，一是文學的“非虛構化”，二是文學的“雜文學化”或“跨體化”，三是文學人物的“網狀關聯性塑造”，或曰“非實體化”追求，同時適當兼容經典現實主義的一些“可用遺產”，正是“后現代現實性文學”應著力追求的目標。我們早該清醒的是：“現實主義”無論如何已是一種歷史性的稱謂，它要“重生”，必得先“脫胎換骨”，而永遠不變的是其內在蘊含的文學的“現實性”、“現實精神”或曰“現實關切”、“現實擔當”。

傅書華：“變法”是必需的，關鍵是如何變法。我提出三點供參考。第一，要打破文學創作的封閉格局，從中國思想界汲取新鮮的營養。山西60歲以上的作家，如寓真、周宗奇、陳為人、張石山、畢星星、趙瑜正因此而成功地進行了“晚年變法”，并因此使自身的非虛構寫作獲得豐碩的成果，成為國內文壇的一支勁旅。但除了魯順民、聶還貴等極少數人，山西的中青年作家對此似乎并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第二，熟悉新的經濟形態所造成的社會病態生活并對之給予批判。山西眾多高層權力者的腐敗、煤老板等經濟暴發戶的惡行、底層小人物的病態人生等等，在國內頗具典型性；周樸園這樣的“好人”、陳白露這樣的女性，覺新這樣的犧牲者，在山西的今天，也時時可見，但所有這些，卻鮮見于山西小說家筆下，更談不到“這一個”。第三，立足于個體感性生命以觀照、批判社會現實。山西多位女性作家以此為黃土地的山西增添了鮮活的綠色，如葛水平、小岸、陳年等的小說，并給了山西的小說創作以新的可能。

杜學文：直至今天，我們對趙樹理及山藥蛋派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進程中的貢獻仍然研究不夠，認識不夠。甚至從某種意義講，我們只是強調或討論了他們表面的一些東西，而蘊含在這些表面現象之后的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東西卻涉及較少。因而，簡單地說繼承與改變都有些唐突。但是，對這個問題我們又不能回避。所以我認為主要是這樣幾個方面。

我們需要繼承或者強化的，一是趙樹理等人的家國情懷，使命感，他們對社會底層民眾的情感認同及其自覺性。在這一點上，今天的作家很少有能與之比肩的。二是他們觀察社會人生的價值尺度。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在趙樹理這一代作家中才開始出現了覺醒了的中國普通民眾。這些泥里水里刨食的農民開始有了自覺意識，開始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統一起來。而中國人的覺醒又是一個多么艱難的過程、宏大的事業。這是歷史的事實。三是趙樹理等人從事創作的純粹性。就是他們創作就是創作，不是為了成名，不是為了獲取個人的利益，也不是為了確立自己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更不是為了獲獎。如果說有目的的話，就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創作能夠幫助工作，改造現實。這一點在當下的文學界尤其應該大力倡導。四是趙樹理等人的創作手法。比如他們是能夠三言兩語就把一個人寫活的作家，是能夠設計出引人入勝的敘述模式的作家。他們也很少直奔主題，總是在自己的敘述中透露出對社會文化的稔熟，強調生動的敘述與描寫。他們對中國民間語言的創造性運用，使現代漢語保持了鮮活的表現力、生命力。

在經過40年的文學實踐之后，人們再次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了現實主義上。我們有理由期待，經過對不同藝術資源的整合熔鑄之后，一種生動地表現出中國文學傳統、適應現代審美要求、能夠為現實生活提供精神資源、情感引領、審美范式的文學將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