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學近些年獲得了更加廣泛的關注并呈現出迅猛的發展勢頭。作品數量驚人，每年出版長篇小說5000多部，這還不包括網絡上的長篇巨制，自媒體上發表的詩歌更是不可計數，以至于有批評家鼓吹重新回到了“盛唐的詩歌時代”。作家身份不再像20世紀90年代那樣羞于言人了，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寫作不再貧苦，另一方面也在于國人在物質生活“富裕”起來后對精神生活有了更多的追求，而成為一個作家或者詩人，依然被認為是精神性優越的一種標志，更多人似乎熱衷于通過寫作這一行為自己的身份加持。寫作不再是清貧的代名詞，一個“大神”級別的網絡寫手的收入可能已經超過了一家小型的企業，而一直以“收入微薄”著稱的傳統文學作家，也通過出賣影視版權等資本運作的行為獲得了不菲的收入，除此之外，各種官方和民間的評獎不僅在數量上越來越多，而且在資金的注入上也節節攀升。

這種與資本甚至是現金流直接掛鉤的刺激改變了文學生產的生態，象征性資本固然重要，但經濟上的直接刺激似乎更有快感，寫作可以直接變現，這在以往的歷史中并不多見，總之，一種看起來無比“繁榮”的當代寫作景觀出現了。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幾乎每天都有相關的文學活動，評論家成了最忙碌的一群人，在各種新作舊作的發布會、研討會上闡述著不同的觀念。詩歌朗誦也不像以前那么冷清了，它重新獲得了讀者，即使讀者們對詩歌的理解依然停留在唐詩宋詞的美學中。當代藝術更是匯集著資本的光暈，和房地產、金融等壟斷性行業相互征用。此外，文學的國際化程度越來越深，隨著一些中國作家在西方被認可，20世紀80年代走向世界文學的欲求似乎變為現實——至少是部分的現實。

在這一派喧囂熱鬧的場景中，我們也許可以稍微冷靜一下，文學重新煥發了生機嗎？或者說，文學又重新構成了我們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嗎？表面上看也許如此，至少在那些景觀化的文學活動中，有一種短暫的耀眼光芒。但嚴肅的讀者和批評家也許要區分這樣一個事實：文學生活并不等于文學本身，每個人都有權利要求過一種更有精神意義的生活，這種訴求導致了文學生活的豐富。但這種豐富并不必然帶來文學本身質量的提高，相反，有時候它甚至可能會拉低文學本身的高度，文學可能變成一種被過度消費和征用的“商品”，而忽視了其作為獨創性的、代表了一個時代美學和精神高度的綜合性產物的屬性。

在這樣一個更嚴格的意義上，如果我們驅除那些附著在當下文學軀體上的修辭和面具，我們或許就會發現，原來它的內部并沒有表面那樣光鮮。它像巨獸一樣吞噬著各種材料——作品、作家、評論者、國家意志和資本流，但它卻并沒有真正生長出創造性的血肉。我們因此可能陷入了道德上的兩難：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當下文學在繁榮和發展，并在很多方面開拓新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我們卻常常感覺到一種饑餓感——精神和胃部的雙重饑餓，這種饑餓感被一再延宕，以至于我們不得不自我懷疑和自我反思起來。當批評家和作家們都陶醉在作品的帶有自動性質的生產和闡釋之中時，一些問題也許就被擱置了。而這些問題，可能關涉著我國文學在未來——也許是10年，也許是50年——真正的而不是景觀化的發展，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創造性生長。

面對當下文學泥沙俱下的現實，文學批評的立場和姿態，尤其值得反思。文學批評不應該是對現場的簡單回應或者影子式的追蹤，更不應該是對資本和消費的附和和捧場。文學批評在目前的“文學生活”中承擔著特別的責任，它不僅僅是要以參與者的熱情加入到目前文學生活中去，更需要有旁觀者和審視者的冷靜和謹慎，文學批評并不能直接創造利潤，但是，文學批評維護著象征的權益，它的獨立性恰好在于它能擺脫并擊碎“生活化”的束縛，以其智性和天然的總體能力對“事實”予以重置。

具體到最近幾年文學批評的現狀而言，批評的智性和惰性出現了雙重的困境。智性是指批評本應該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掌握更多的理論武器，對當下的文學現場進行甄別和總體化處理，但事實卻并非如此。惰性是指批評缺乏建構的能力，而流于蜻蜓點水般的現象式讀解。更具體一點來說，這些年批評界出現了一種“命名”的缺席。這并不是說批評界沒有關注或者分析新的作品和現象，恰好相反，很多新作品的出現都引起了相應的批評熱潮，比如余華的《第七天》出版不久，幾乎所有的批評家都在談論這部作品。但問題在于，批評家們過于熱衷于所謂的文本分析和現象呈現，而缺乏一種整體視野和命名能力。因此，對當下文學寫作中的歷史轉向和想象機制的變更缺乏宏觀分析和理性洞察，這些批評從這個意義上講類似于竹內好所謂的“缺乏主體”的研究。文學批評決不僅僅是一部一部作品的閱讀、一個一個作家的跟蹤研究，它同時強調歷史的邏輯和當下性的關聯，它要求的是一個更有整體性的觀察方法，并在這種整體觀察中發現問題之所在。因此，如何從當下文學寫作的現場出發，提煉出具有邏輯性的內部關聯，對之進行命名，并通過命名來發現當下文學寫作存在的問題和癥候，是目前擺脫批評的惰性、建設批評的智性的重要途徑。

根據我的閱讀和觀察，“新傷痕文學寫作”、蛻化了的現代主義寫作、“非虛構寫作”以及科幻寫作構成了本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寫作潮流。潮流的興起從來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有著扎實的思想根源，攜帶并表征著癥候性的深層焦慮。具體而言，這幾種寫作潮流分別對應著文學與現實（政治）的關系問題、主體與世界的關系問題、虛構（摹仿）的真實性與文學的社會意義問題。它們不是在虛空中形成的問題意識，而同時也是一種反復和延續，承接著中國文學自現代以來的緊張關切。本專欄試圖從歷史的層面梳理這些潮流背后的話語構成，進而分析當前文學的美學得失，以及“新的文學”的寫作遠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