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感慨：當代人的生活真是自在瀟灑，憑著一張身份證就能走遍天下，到哪里工作，可以不必轉戶口辦手續；到哪里生活，不需要這本本哪票證。你喜歡在哪座城市生活，你就可以以到哪座城市去打工租房或購房；有一些年輕人為了使自己的生活豐富多彩，甚至輪流到每座城自己喜歡的城市去工作生活一兩年；而我們的農民兄弟們再也不被農村戶口緊緊禁錮在那幾畝土地上，想到哪里打工都可以，由此他們走到了祖國的四面八方，賺了錢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們開闊了眼界，長了見識，提高了文化素質，思想和思維都跟上了城市，跟上了時代的步伐。

也許這一切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說是視為極平常的，而像我們這樣中年以上年齡，曾在改革開放前生活過一段時間的人來說，就對今天這種自己能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自己能掌握自己命運的生活方式格外的傾慕。

改革開放前，每個平民百姓都幾乎被畫地為牢。不任你生活在窮山惡水，還是生活在臟亂的城市；不任你怎么不喜歡自己生活的環境，你都很難改變現狀，只能默默地忍受。既使你想逃到另外一個地方生活，你也生活不下去，沒有房屋可租，住旅館要單位介紹信，吃飯要本地糧票或是全國糧票；即使病了上醫院都不能選擇醫院，因為醫院也是根據你工作生活的范圍而指定的。

記得七十年代中期，廠里派我到北京出差。我首先到廠總務室去用糧本領取全國糧票三十斤，也就被扣去了一個月的半斤油票；然后還不能直接去買上北京的火車票；還得將出差介紹信送到省主管局轉簽蓋章后，拿到省政府辦公廳再轉一張允許到北京出差的介紹信，而且最多一次只能簽一個月的時間。拿著省政府開出的介紹信，你才能在火車站買得到火車票。到北京后不能自己去找旅館，要到火車站附近的北京旅館接待站去，由他們簽到什么旅館，你就只有去哪家旅館。我在北京呆了二十天后，知道一個月的時間辦不完事，就打電話到廠里，廠里又派專人到省里重新為我辦好到北京的介紹信。如果不續辦介紹信，按介紹信規定的時間到了，旅館就會毫不客氣地讓你走。

那個年代，沒有個人的興趣而言，只有服從組織安排。你可能喜歡干木工，可安排你去當車工，你也只有去；你想當護士、教師，可能會安排你去當售貨員。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你只能像馴服的動物一樣順從領導的意旨，如果不小心得罪了頂頭上司，他給你小鞋穿，你也只能默默地承受，因為你很難調出這個環境。

既使連純潔神圣的愛情也因為環境的限制而扭曲了。當時很多年輕人在原來生活的城市有戀人，可下農村或招工去了外地，和戀人天各一方后，大都只有分手。因為結婚后就會像牛郎與織女一樣一年只能享受十二天的探親假。感情再好，在這樣殘酷的現實面前也要忘而卻步。

當時我和一大幫知識青年從農村抽調到一個遠離城市的水泥廠工作。而水泥廠的男女比例是七比一，再丑的女孩子也會有一群男孩子追，因為只有和本廠的女職工結婚，才能分得到房子，否則，你既使結婚，也只有一輩子住在五人一間的單身宿舍里。誠然我們廠的男青年大都是在三十歲以后，幸逢遇到了改革開放后方才成家的。

在那個嚴酷時代的生活，我們甚至想都不敢想像今天這樣自由自在地生活，因為既使想也是危險的，會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思想而遭到批判。

改革開放走到了今天，我們終于能夠自由自在地呼吸和生活，終于能想愛就愛，想恨就恨，成為一個真正大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