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很多時候，我們在批判世界，其實世界就是我們的一部分。所以，我寧可視批評為一種自我世界的建構，是為己的，而不是為他的。

一

孔子曾言，吾道一以貫之。很多人便以為，孔子的思想一直未變。這怎么可能呢？孔子又言，十五向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很簡單，每個人生階段對道的理解都不同，都在發生變化。研究孔子的思想，你會發現他五十歲之前對《易經》幾乎沒發表過任何看法。莊子認為，孔子是五十一歲時學的 《易經》。《春秋》是他五十六歲之后的作品，對《易經》的研究大概也到了五十六歲之后了，所以他才會說，如果多借他幾年，五十而學易，就沒有大過了。《春秋》是一部批判之書，直而不曲。《易經》則不然，使他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所以才有中庸之道，這才是真正的恕道。

我在寫《鳩摩羅什》時，閱讀了一部佛經，講的是佛陀的生母摩耶夫人在佛陀滅度時與佛陀的對話。摩耶夫人悲傷地說，告訴我，佛法會滅嗎？佛陀告訴她說，佛法會在傳播的過程中經歷一千五百年后逐漸失去，然后再經過千萬億劫后會重新來到人世間。我當時非常詫異，連真理都如此，還有什么不變的東西呢？

這大概就是東方人的思維。西方人的思維則不然，一切都要證得永恒不變的真理。四十歲之前，我覺得那個永恒不變的東西可能是存在的，四十歲之后發現，這也許是東西方思想的不同之處，要證得那個永恒不變的真理簡直是妄想。你的智慧越多，你對真理的認識越不一樣。

我說的不止世界觀、人生觀，包括文學觀和批評觀。

二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學觀，這是其本心、性情與人生的經歷所決定的，各有千秋，不可統一。有些人是向著未來的，我則慢慢地走向傳統。

二十歲左右時，文學就是一切，是宗教，將生活硬生生地要變成藝術，崇尚的是藝術家的生活。那時，課堂上盡管學的是中國語言文學，可手里捧的卻是西方經典。考試的時候背誦的是中國文學，但心中滿滿的是西方文學。寫文章幾乎不舉中國古典的例子，自然也不會用中國古代文論中的思想與語句，一定要列舉西方哲學家、詩人、小說家和批評家的“名言警句”，用他們的話來評判一切。海德格爾的書肯定是看不懂的，但硬生生地能將其翻完，最終還是生硬地記住了那句“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似乎這一句就足矣。尼采的書是太好讀了，很多語句能背誦下來。

人性在這個時候成為判斷文學是非的標準。凡是寫出了過去未曾寫出的人性存在的一面，哪怕是黑暗的那部分，也成了偉大的文學。過去禁忌的，現在成了偉大的人性。過去偉大的神性，現在成了要被解構、批判和否定的。文學向著幽暗、欲望、渺小的方向行進著，不時伴隨著“發現”的尖叫聲。“文學是人學”這樣的觀念我也曾深信過，只是當我目睹人性向著反面滑翔時，便覺得有些珍貴的東西在崩潰、失去，但似乎無可奈何。這樣的寫作和文學觀念持續了很久，至少有十年。

否定了人身上的神性——即偉大精神的一面，在現代派那里成了偉大的勝利。所幸的是我所在的地區和城市處于中國的邊緣，經濟不發達和城市化進程的緩慢使我們總有一些閑時間，同時，古老的傳統也或明或暗地存在著，使我們總是回到傳統文化的身邊。

尤其是從2005年開始我在學校里教授一門名叫 《中國傳統文化》的課時，它使我開始重新思考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有意味的是，因為不得已，我在2008年又開設了一門《西方文化概論》的課程。是因為沒有人上這門課，我是系主任，只好自己硬著頭皮去上。結果，倒是把我曾經喜歡的西方文化粗線條地梳理了一番。2012年之后，我的文化觀基本上從原來的西方文化為主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為主，也開始能夠把中西兩種文化對比著來看了。2015年是我徹底轉向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時期。在我看來，這是回答“我是誰”的問題，終于第一次清楚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是一個中國古老文化養育大的漢語作家，但同時我們也是天下人，所以不能拒絕西方與世界，不過，這與過去單純地崇拜西方有著本質的區別。我終于也理解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是一種骨氣與立場，決非方法那么簡單。

在寫《荒原問道》時，我還曾經一度想寫一部類似于 《尤利西斯》或《洛麗塔》的小說，想在文體上進行多種實驗，但托爾斯泰、羅曼·羅蘭、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思想的探討是重中之重，我的文學觀念非常復雜、混亂。歸根結底，還是在與西方文學家較勁。寫《鳩摩羅什》時，大概寫的是一位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佛教中的大人物，所以自然就順著古代文學傳統與佛教的一些精神去寫作，結果，它改變了我的文學觀。它使我第一次意識到，中國文化教會我們要在天地自然的整體性中確立自我，甚至盡可能地把自己融入天地之中，并且消除自己與他人和世界的對立。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放下主體意識和強烈的個性觀念，盡可能地去理解世界與他人，道法自然，與這個世界和諧相處。

文學是要承擔這個世界的意義，才會有價值。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文學只有擁有教育功能，它才會真正偉大。它使我兩次改變寫作的方法，同時也幫助我理解了鳩摩羅什這位大乘佛教的偉大人物。

故而，對我來講，文學的觀念一直是倒著走的，從現當代文學的小傳統到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傳統和整個西方文學的大傳統，再從西方文學回到中國傳統文學，最后回到文化的大傳統中。現在，我已經很難說清文學是什么了，它是語言的藝術，同時也是道的承載者；它是靈魂的河流，同時也是生命的風向；它是歷史，也是哲學，更是宗教，它是統一體。

三

批評是我的業余活動，但在大學里待久了，它就會慢慢地成為你的職業，至少表面上應當是這樣。在我看來，作家應當同時是一位學者。這一點，古代東西方文學史都可以證明。反過來講，我覺得批評家也應當是一位作家，哪怕是二流或三流的也行，因為它一方面可以讓批評家深刻體會創作的理路，另一方面也使作家與批評家在他身上成為命運共同體。

但在今天這又成了難題，因為你如果成為共同體時，也就既是運動員，又成了裁判員。似乎有些不妥。現在的風氣是評獎成了批評家的榮耀，寫作不是作家們評判的事情了。這種現象被定義為職業，而問題可能也恰恰在這里。當它成為職業的時候，天才的作家就很難被天才的大作家所提攜。成名的作家很少去看別的青年作家的東西。

常常會有人問我：你同時也做批評，你有沒有批評觀。我想了想，說，我的批評觀便是文學觀，而文學觀又是我一切觀念的總和。

至于我為什么一直批評電影，原因很簡單，一是因為電影是被資本與娛樂裹挾，它已經不是純粹的藝術，或者說有時候它在教壞我們，同時在以娛樂的方式改變著我們的靈魂，使我們變得庸俗、麻木，我必須說出真實的感受，否則我也就被裹挾而去；二是因為傳播媒介的變化，原來的印刷媒體已然式微，而電子或視聽媒體已經崛起，電影正在取代文學過去的影響力，那么，電影也就成為“文以載道”的繼承者，也就自然擔負著教育民眾的責任。當我第一次看過《芳華》時，首先對這部電影的成功表示祝賀，但同時對電影的結尾表示極大的不滿，在微信上發出批評的聲音時，好幾位學者和影視界的朋友發出微信批評我。為了印證我的觀點，我又第二次、第三次走進了影院，重新看了電影，但我對自己的批判更為堅定了。我們不能把電影簡單地看成娛樂，它是傳道的方式之一。我從來就不相信不帶任何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文字、影像，只要你在表達，它就是你的價值觀的反映。

但我真正的批評不是文學，也不是電影，這些都太具體、太小眾了，它也不能真正表達我的觀點。我的批評更多地在文化生活中，一是批評現代生活，我寧可視這些批評是對我的自我批判，是一種自我反省，以此完成我個人的精神世界，使傳統與現代和解，而不是對立；二是批評西方中心主義，使我能回到中國的傳統，完成中西文化的和解與融合。很多時候，我們在批判世界，其實世界就是我們的一部分。所以，我寧可視批評為一種自我世界的建構，是為己的，而不是為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