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我們生活或訪問的城市是否有獨到的感知和藝術發現，這是判斷一個詩人的標準。這對我們的感受力、洞察力和語言創造能力都是一個檢驗。

“文化記憶”這個概念來自德國的揚·阿斯曼教授。從個體記憶、集體記憶到國家記憶，這個概念的廣泛內涵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人們開始從各個方面進一步拓展“文化記憶”的潛力。文化記憶可能是一種精神形式，也可能是儀式、圖像、建筑物、博物館的展品等實踐活動方式或者實物保存方式。當然，文化記憶包括了歷史著作。我的疑問是，如何區分歷史敘事與文化記憶？如果二者的涵義相差無幾，又有什么必要放棄熟悉的范疇而另辟蹊徑？

對于文學批評說來，“歷史”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概念。社會歷史批評學派始終是文學批評的一個重鎮。盡管如此，不同的批評家心目中，“歷史”的涵義存在種種差異。一些批評家關注作品顯現的歷史內容，包括這種歷史環境之中的人物性格，他們力圖證明作品是某一個時期歷史的“鏡子”；一些批評家擅長分析作家置身的歷史環境，考察這種歷史環境賦予文學何種想象力，一部如此奇異的作品為什么會在這種歷史環境之中誕生；還有一些批評家的興趣轉向了讀者——那么多素不相識的讀者為什么共同肯定一部作品，同時對于另一些作品嗤之以鼻？事實上，讀者置身的文化圈以及教育程度、道德觀念、文藝修養、意識形態無不隱蔽地參與作品的評判。顯然，歷史環境同時塑造了讀者。總之，批評家可能在各種語境之中使用“歷史”一詞。如果炙手可熱的“文化記憶”取代“歷史”一詞，文學批評不得不大面積地調整這些觀念。

我曾經在《交匯與互動：文學、歷史、記憶》這篇論文之中涉及文化記憶與歷史敘事，但是我并未清晰地將二者拆解開來。我相信人們更多地意識到二者之間諸多共同之處，例如回顧往昔，或者追求真實。事實上，文化記憶與歷史敘事均是主體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記憶不僅是知識的貯存，記憶的一個特殊任務是構建個體的統一性，猶如歷史文化構建民族國家的統一性。有趣的是，盡管這種表述無形地認可了歷史敘事與文化記憶的互換結構，然而，我的散文寫作卻再三地察覺二者的差異——再現記憶的散文遠比歷史往事的陳述順暢：“來自各種歷史著作的史料棱角堅硬，邏輯固定，文學話語的接收、改造和重新裁剪常常艱澀凝重。相反，來自記憶的各種情景柔軟可塑，活靈活現，仿佛與文學話語一拍即合。事實上，記憶與文學話語時常珠聯璧合，交相輝映。”當然，散文寫作撬動的記憶具有明顯的個人性質：“這些片斷之所以久久貯存于內心的某一個角落，多半由于曾經在個人的生命之中烙下印記。”我不止一次地考慮，理論可否澄清與描述這種差異？

我得到的啟示源于詞匯的語義分析。我突然意識到，“記憶”是一個詞組，“記”與“憶”可以拆開考察，二者存在微妙的差別。前者通常為remember，后者通常為memory或者recall。漢語使用之中，“記”與“憶”的差距可以顯示得更為清楚——許多“憶”的使用不能替換為“記”。“憶秦娥”或者“憶江南”不可改為“記秦娥”與“記江南”。如果將“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的末句改為“能不記江南”，詩人絕對必須抗議。相似的是，“解道澄江凈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之中，“長憶”乃至“長相憶”置換為“長記”或者“長相記”，顯然韻味盡失。一旦將“憶往昔，崢嶸歲月稠”之中“憶”改為“記”，那必將辜負上闕“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一語的沉郁氣勢。人們可以列舉更多的例子證明，“記”更為強調信息或者數據的機械性保留、貯存、不可遺忘；“憶”更為強調個人思念之情即興開啟的回想和追思。

這種區分隱含了衡量 “真實”程度的不同標準。“記”必須精確、翔實、客觀，不可由于各種原因而虛構或者刪減各種情節；相對地說，“憶”的狀況遠為復雜。“憶”同樣力求真實，人們不會有意地改寫回憶“自欺”。盡管如此，由于個體情感的介入——由于崇拜、愛戀、信仰、仇恨、偏見、羞恥、創傷、罪感等情感，回憶可能篡改真實。回憶可能“真誠”地擴大或者縮小某些事實，甚至按照某種意愿重構乃至虛構若干相關情節。具有自戀傾向的回憶時常夸大了童年的苦難，“粉絲”回憶與偶像的交往時常夸大了對方的高大可愛，“情人眼里出西施”這一條俗諺同樣適合于回憶，另一些人甚至會因為強烈的羞恥、罪感而完全刪除意識之中受辱、犯罪的經歷。這些篡改已經成為由衷的敘述，回憶者的意識內部不存在更為真實的版本。

“記”與“憶”的另一個差異是不同的啟動形式。“記”的啟動通常取決于理性的指令。現實的情勢向理性提出申請，解決某種問題形成的分析、綜合、思索調動既有的知識貯備構成了“記”的啟動。沒有人刻意地記住與眼前情景沒有任何關聯的情節或者知識。然而，“憶”往往無跡可求。由于情感的長期醞釀、積累，甚至由于無意識的某種泄漏，種種隨機的觸動可能導致“憶”出其不意地發生。因為一個破舊的水壺突然回憶起昔日的戀人，幾聲鳥鳴意外地召來了童年的時光，一座殘損的廟宇成為回憶母親的緣起，如此等等。如果說，理性的指令與“記”的啟動通常遵循相近的規律，那么，“憶”的來臨往往是個人情感邏輯的產物。某種景象可能召回一個人滔滔不絕的回憶，另一個人可能完全無動于衷。眾所周知，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之中的“小瑪德蘭點心”是一個經典段落：一個寒冷的冬季，主人公舀起一勺泡著小瑪德蘭點心的熱茶送到嘴邊，來自上顎的一種美妙的快感如同一個解禁咒語瞬間激活了無數積壓于內心的往事：“憶”令人驚異地開始了。可以找到一個極端的例子清晰地劃分“記”與“憶”之間的界限：人工智能擁有超強的“記”而缺乏“憶”。人工智能可以在任何時候完整地調出貯存于硬盤的數據，它不會遭受機能衰退、身體疲憊或者外部信息刺激等因素的干擾。但是，沒有任何因素可以觸動人工智能的“憶”。它不會在某一個愁緒縈繞的傍晚回憶起設計芯片的工程師，也不會在夜深人靜之時重溫第一代計算機輝煌的功勛。

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的區別可以視為不那么極端的例子。歷史話語顯然注重 “記”，文學話語顯然注重“憶”。歷史話語的記載盡量客觀、公允，避免各種主觀因素的干擾，描述歷史內部各種舉足輕重的社會層面；文學話語更多地縱容個人的好惡，許可獨特的敘述角度，不憚于按照一己的情感邏輯擴張什么，簡化什么。讓我們回到歷史敘事與文化記憶的同與異：許多時候，二者異曲同工；對于許多人說來，歷史敘事與文化記憶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然而，如果聚焦于考察二者之異，那么，“記”與“憶”的分辨可以成為一個入口。

對于文學批評說來，區分歷史敘事與文化記憶的意義是，可以更為精確地使用“歷史”這個概念。分析作家或讀者如何與置身的環境互動，“歷史”這個概念可以組織各種恰當的表述。然而，考察作品顯現的歷史內容，“歷史”一詞可能遇到某種障礙。如果一部文學作品被形容為某一個時期歷史的“鏡子”，那么，如何評判題材相似的歷史著作？相對地說，一部合格的歷史著作更為全面地再現了那個時期歷史的基本面貌，擁有更為可信的社會制度、經濟運行或者科技、交通、法律乃至風俗民情的各種史料和數據。換言之，這時的文學僅僅是提供若干局部的形象詮釋或者補充嗎？對于再現歷史的“宏大敘事”說來，某個人物臉頰的一顆痣、桌子上的一道裂紋或者路面隨風盤旋的落葉會不會是一種累贅——文學奉獻的那些瑣碎細節會不會成為一種干擾性的遮蔽？

然而，這些細節恰恰是“憶”所制造的文學成分。文學的眾多人物、場面、故事情節無不圍繞某種情感邏輯組織起來。《紅樓夢》借“石頭”之口自述，小說寫的是“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這即是“憶”的結構形式。我曾經提出，分析文學作品的內容時，文學批評可以更多地考慮相對于“歷史”的另一個范疇：“人生”。歷史敘事的注視焦點往往是各種重大的社會領域，只有真正撼動社會發展的大事件才能納入“歷史”的范疇。相對于“歷史”，“人生”的視野急劇收縮——“人生”包含了許多日常生活細節。一個浪漫的邂逅，一個疑惑的眼神，一種尖刻的語調，一種信賴的神情……這些細節無法在“歷史”的范疇產生回響，但是，它們可能影響乃至撼動“人生”的范疇。文學批評必須承認，文學的意義顯現為“人生”的完整而不是“歷史”的完整。正如“記”與“歷史”互為表里，“憶”顯然與“人生”的范疇遙相呼應。“憶”所包含的感嘆、追思、想念、回味無一不是“人生”框架之內的情感回旋。

通常想象之中，“人生”僅僅是“歷史”內部的一個微小的單元。猶如細胞對于機體的無條件服從，所有的“人生”無非按照“歷史”事先設計的劇本表演。然而，這種觀念忽略了主體的能動意義。“人生”與“歷史”相互聯系又相互獨立。“歷史”并非一個凌空而降的范疇，無數具體的“人生”匯成了“歷史”，不存在一個刪除了具體“人生”的“歷史”空殼；另一方面，每一個具體的“人生”猶如“歷史”列車之中一個渺小的旅客，他不可能改變列車呼嘯前行的方向。盡管如此，“人生”與“歷史”之間的價值體系并非彼此重疊，而是相互交錯與互動：

“歷史”并非僅僅是一個抽象、模糊，同時又令人敬畏的詞匯。歷史話語的描述之中，一系列與之相應的范疇成為內在的支撐，例如民族、國家、制度、階級、經濟、軍事，如此等等。文學話語的“人生”描述擁有另外一套范疇，例如性格、命運、欲望、恩怨情仇、心理創傷或者無意識，如此等等。后者可能完整地證明歷史話語形成的概括，也可能顯示出差異、游離甚至反抗和矛盾。換言之，文學話語可能證實歷史話語，也可能某種程度地證偽歷史話語。對于“歷史”而言，二者的對話關系構成了歷史連續性的豐富理解。

批評家對于“歷史”概念的敬意無形地延續了一個文化等級觀念：文學話語是歷史話語的附庸。然而，這種觀念并未獲得經典思想家的認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認為，詩比歷史更富于哲學意味。恩格斯贊揚巴爾扎克的作品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他從中學到的東西要比在當時所有職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兒獲得的還要多。將“憶”從“記”的語義背后解放出來，一個重要的意圖就是，為批評家提供另一種異于歷史敘事的文學分析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