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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堪稱戲曲之邦，而杭州則是浙江最重要的戲曲藝術城市，在浙江戲曲史乃至中國戲曲史上都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僅擁有洪昇、李漁這樣的戲曲大家和名家，就連曲家中的女性也以杭州為著，比如，清嘉慶年間以獨幕劇《飲酒讀騷圖》名噪曲壇的女曲家吳藻，出生于清末、一直創作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我國戲曲史上最后一位閨秀曲家陳小翠，還有古代戲曲批評史上最負盛名的女性曲評家吳吳山三婦陳同、談則和錢宜，也都出自杭州。

更不必說，中國戲曲最早的成熟形式——南曲戲文，誕生于南北宋之交古稱永嘉的浙江溫州，南宋定都臨安，南戲的重心遂由溫州移到杭州，并向全國擴張。元代，流寓杭州的關漢卿、馬致遠等北方曲家和杭籍曲家楊梓、金仁杰等創作繁盛，使杭州成為繼大都之后的元雜劇中心。明清兩代，杭州一直是昆曲演出的重要城市，出現了高濂、洪昇等諸多本土曲家，以及《西園記》 《紅梅記》 《占花魁》和《雷峰塔》等杭州的“本土劇目” 。“花雅之爭”后，地方戲全面繁盛，以劇本為中心的戲曲史轉變為以名角為中心的演劇史，杭州戲曲亦呈現出近現代化的面貌，京昆逐漸衰微，而以越劇為代表的地方戲則蓬勃發展起來。新中國成立后，在杭組建的浙江昆劇團創造了“一出戲救活一個劇種”的奇跡，浙江越劇院、杭州越劇院等院團上演了大量劇目，尤其在新時期，以顧錫東等為代表的劇作家和以茅威濤等為代表的新一代藝術家們推出了新的一批符合時代特色的劇目，在全國影響巨大。與此同時，京劇、杭劇等劇種也隨著時代的起伏而有了新的變化。

換言之，綜觀浙江的戲曲發展史，可以發現杭州的地位舉足輕重，可以說“一部浙江戲曲史半部在杭州” 。郭梅撰寫的《杭州戲曲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共六十萬字，分為八章，其研究范圍跨度很大，從宋元、明清、民國、新中國直至當下，其中既有翔實的史料發掘與陳述，又有專門的曲家研究，既有戲曲政策、戲曲運動等宏觀層面的審視，又有劇團、劇目等的個案解析，并旁涉戲曲筆記、演劇習俗等，內容十分豐富、全面。也就是說，郭梅的這部《杭州戲曲史》是真正意義上的“戲曲史” ，而不僅僅是戲曲文學史，這一點頗值得注意和贊賞。同時，毋庸諱言，搜集史料既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也是史書價值之體現。由于主要基于杭州一個城市的范圍，需要深度挖掘當地曲家的生平和成就，所以一些以往不被學界十分重視的曲家、劇目和與戲曲有關的現象，都是《杭州戲曲史》必須關注的內容。而這部分的研究顯然較少現成的材料，作者為此閱讀了大量的史書、地方志、家譜、日記、書信和筆記小說，通過對大量只言片語的匯集整理、比對勘辨，方能在書中呈現一種相對客觀、公允的判斷和評價。而對于那些業內關注度很高的知名曲家，郭梅也未曾人云亦云，而是盡可能全面地搜集現有史料，綜合比對不同時期各家的視角和結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觀點。正史、文論、傳略、筆記、序跋等常用史料自不必說，而詩歌、小說、劇本等文學作品也成為郭梅捕捉歷史人物信息及其創作初衷、美學追求的渠道。也正因為如此，整部著作的行文嚴謹、審慎，很少有作者自己的臆想和杜撰。

總之， 《杭州戲曲史》體例合理、結構完整、內容豐富，并時現獨到見解。還有，該書第七章《杭州題材的劇目》也可圈可點——這一章共十個小節，把劇情發生或部分發生在杭州的戲曲作品集中在一起予以評述，其中既有大家耳熟能詳的《梁山伯與祝英臺》 《楊乃武與小白菜》 《占花魁》及《雷峰塔》與《白蛇傳》等白娘子戲、 《瘋僧掃秦》等岳飛戲，也有稍顯生僻的《蘇小小》 《紅梅記》 ，還有《療妒羹》等小青戲、 《六月霜》等秋瑾戲。每一節的寫作方式，則因戲制宜，并不強求完全一致。該書的最后一章《杭人戲曲筆記及其他》是對杭州戲曲評論、風俗的介紹，其實也是作者大量史料搜集工作的一個佐證。對于專門從事戲曲研究的學者而言，汪康年、徐珂、吳長元、梁紹壬、吳振棫、張燾、葛元煦等人名也未必十分熟悉，因為他們并非曲家，其有關戲曲的文字散見于記錄個人見聞的筆記之中。不借助大量的文獻閱讀和細致篩選，此類星星點點的資料根本無從顯現。但就史料價值來說，這部分業余的評論同樣彌足珍貴：盡管他們對于戲曲的記錄和觀點零散而未必專業，卻是當時當地最直觀、真實的觀賞體驗，因此，針對這些材料所進行的研究也是該書一個突出的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