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回家的路上，父親用扁擔挑著打來的年貨，我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到最大，小心地掛上扁擔的一端，搖搖晃晃地一路走來，連太陽下的身影，都手舞足蹈，浸潤著喜悅之色

那年春節，除了宰了家養的一只大公雞外，父親破例買了五斤豬肉，比往年多買了二斤。除夕的團年飯，魚是一定要有的，就圖個年年有余的吉利，只是，那兩條不足一拃長的干魚根本刺激不了胃口，倒是那一大盆蘿卜燒肉的香味在兩間土坯房彌漫開來，把一年一度的過年的味道闡述得淋漓盡致。

“媽，明年過年我們不買肉好嗎？”大約是十一、二歲的年紀，在一番大快朵頤之后，面對只有過年才能享受的肉的誘惑，此話出口也著實吊起了家人的另一種胃口。

“不買肉？那你想要啥？”在大家驚詫的目光中，母親率先問道。

“攢錢，買個收音機。”我是有備而來。

母親沉默了，弟妹們倒是各自睜大了好奇的眼睛。

“那東西又不當吃喝，來，吃肉。”還是父親對現實生活有一種客觀而尊重的審視。

每年的臘月，生產隊總要開一次總結會。那年的會議，父母讓我代表他們，只是反復交待，念到父親的名字時，一定要聽清并牢記。那是一個小雪紛飛的晚上，在生產隊的牛棚，昏黃的馬燈下，幾頭牛并沒有因眾人的到來而顯得些許的不適，照樣不緊不慢地咀嚼牛槽中用鍘刀鍘碎的干草。

會議的其他程序早已在記憶中消逝，當會計念到父親的名字是，我倒是象兔子一樣把兩只耳朵豎的起來。我清楚的記得，會計在父親名字的后面，用的是一個“欠”字，停頓片刻，“一塊三毛四。”

我不知道“欠”是什么意思，我能做的就是如實的對父母作以匯報。當我把“欠，一塊三毛四”這幾個字鄭重地讀出來的時候，我似乎看到母親的臉上掠過些許令人不安的云翳。

后來我才知道，正是因為這年我們“欠”生產隊的比往年少了些，父親才用他從每月兩塊五毛錢的民辦教師的酬勞中節下的錢，多買了兩斤豬肉。前些年，一個過年把肉用線串起來，每次來客都端上桌，卻只能看不能吃的橋段，就真實地發生在我的鄰居家里。鄰居有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兄弟，后來也考上師范，成了一名教師。在課堂上，他并不忌諱這個發生在自己身上近乎令人心酸的故事。

我對收音機的青睞也著實是在嚴重的精神饑荒下一個不切實際的夢想。

父親民辦教師的身份也還有些“特權”，學校訂了卻沒人看的報紙隔三差五地就能拿一撂回來，用糨子把報紙糊在墻上，既為了堵住墻上掉下的灰塵，也是為了房間美化的一種需要。在這些報紙完成自己的擔當之前，自然要經過我的“檢閱”。讓我記憶猶新的是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對詩人郭小川的評論，它讓我頑強地記下了詩人郭小川的名字，以及對他評論最多的詩作《團泊洼的秋天》。那時根本沒有個人訂報紙的概念，也根本沒有個人訂報紙的經濟實力，我只想有一臺收音機，來充實正在成長卻處于極度饑渴時代的心靈，也借以偷窺外面的世界。

以后的幾個春節，父母依然沒有采納我“過年不買肉，攢錢買收音機”的意見。畢竟，如此重大的節日，吃上肉是人們蓄謀已久的期盼，也是對家人對節日的尊重。限于當時的經濟狀況，收音機依然被列為奢侈品。

1981年，我師范畢業，分配在一所鄉鎮中學任教。從學校一個愛詩的老師手里，我借到了一本渴慕已久的《郭小川詩集》。于是得以完整地讀完《團泊洼的秋天》。郭先生的《青紗帳—甘蔗林》、《甘蔗林—青紗帳》、《祝酒歌》等令人蕩氣回腸的作品，讓我對文學、對詩有了切膚的敬畏。

這年的臘月，放寒假這天，父親特意來到我所在的集鎮辦年貨，我終于用自己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資節余下來的錢，花26元，買了一臺“長江”牌收音機。

回家的路上，父親用扁擔挑著打來的年貨，我把收音機的音量開到最大，小心地掛上扁擔的一端，搖搖晃晃地一路走來，連太陽下的身影，都手舞足蹈，浸潤著喜悅之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