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將現當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對外輸出的一個重點對象來談論文學與文學傳播，固然是符合文化全球化時代特征的，然而，這樣的課題往往因過于明確的“走向世界”的目的而囿于對傳播實踐的考察與展望，一旦資料不充足就會顯得空泛而缺少學術研究價值。事實上，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傳統現代化過程的實錄，始終處于同“世界”和“世界文學”的聯系當中。同時，作為一部匯集不同歷史時期社會意識形態的現代“中國”書寫，它本身就具備受“世界”各國家地區關注的理由，自然不會被現代“世界”所忽視。新文學自誕生起就處于與世界文學交匯的流動狀態，而它在國外的譯介、傳播和接受既是新文學自身發展過程中的現象，也是現代世界文學交流過程中的環節。

什么才是研究新文學對外傳播現象的重點呢？除了主題性側重，每一個從事這項工作的研究者都需要思考這項研究的學科性問題，諸如：這項研究主要屬于哪個學科？在哪些學科的范疇內展開？研究成果對這些學科有什么樣的意義？總體而言，新文學海外傳播研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領域內的一項研究。它的研究對象首先是在世界不同地區流通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文本，包括它們的翻譯出版情況、國外對這些文本的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文學交流記錄、文化工業下的文學傳播機制、世界整體文學環境等等。另外，它也是一項具有單向設定（從中國到國外）的傳播研究，本質上研究的是中外文學關系，具有傳播學和比較文學邊緣交叉學科的特點，目前，這方面研究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領域中處于邊緣地帶。

20世紀80年代中期，黃子平、陳平原和錢理群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時，曾將“走向‘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作為第一個基本內容來討論。他們將新文學的“世界文學化”（或“歐化”）看作和“民族化”互相聯系也互相對立的側面，強調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正處于“走向和匯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當中。回顧這部分內容的相關研究時，他們發現，大部分研究都是針對外國文學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而“‘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研究甚少，對本世紀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更是模模糊糊的”。

將20世紀中國文學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不僅意味著打破“近代”、“現代”、“當代”的分割來展開文學史研究，還要求在研究中國文學“走向和匯入‘世界文學’”的進程時，將世界文學的“回視”也納入其中，形成“雙向的或立體交叉的總體研究”。關于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整體性思考，恰恰是被當時的學界普遍忽視的。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大幅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比較文學學科也在國內得到初步建立，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成為熱門的課題類型。然而，這其中大多數的研究是從五四以來就不乏探討的單向的“影響研究”，很少有能顧及到聚焦于中國文學的來自“世界”的文學目光。在三位學者發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同年，他們寫的討論三位不同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關系的文章都被收錄在《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為題的論文集中。“走向”一詞雖然是指一個從民族文學融入世界文學的朝向，很容易令人聯想到當今文學如何“走出去”之類的海外傳播問題，但是論文研究的主題是另一個朝向：從海外往國內傳輸的文學影響，包括題材創作、文學觀念和理論體系等各個方面。論文研究來自外國文學的影響，是研究它如何反向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融入以總體“交流”為核心的世界文學的過程。

“走向世界文學”同近年來海外傳播研究中以“走出去”為目的的文學推廣觀是截然相反的 。總體來說，《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文集中“走向世界文學”的主旨和“20世紀中國文學”的學科構想一脈相承：中國現代文學不是靜止不變的學科，而是在同世界的交流中不斷對本民族文學進行反思，不斷發展革新的動態進程。如果說這種現代文學觀基本符合世界文學交流愈加頻繁的當下，那么，要全面分析這個走向，分析這個“匯入”世界文學的動態過程，就不得不對其逆向的回流也進行審視和考察。然而，作為東方文學的中國現代文學在不足以影響以西方為主的“世界文學”之時，“走向世界文學”首先“走向”的還是世界文學的影響，而不是世界文學的競技場。這也就解釋了編者在突出魯迅超前的世界文學意識時，為什么引用的卻是許壽裳回憶魯迅在20世紀20年代出于“熾熱的民族意識”，拒絕將自己的作品送去參評諾貝爾文學獎的段落。魯迅拒絕參評諾貝爾文學獎，放在今天看來是對中國文學向世界推廣外播的否定，在當時卻是出于對中國現代文學整體發展不成熟的顧慮。

相較于“走向世界文學”，“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這個提法首先肯定了中國文學已經在世界文學之中的事實，不需要期待得到（西方）世界的認可。這個研究主題從被忽視到得到呼吁，再到以“海外傳播研究熱”的形式興起，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發展是緊密相連的。

將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的內涵與中國文學“世界文學化”的文學史觀念聯系在一起，這類研究形成一片圍繞“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主題的研究領域。“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不是一個靜止的研究截面，而是一個動態的進程，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世界范圍內交流的歷史過程。世界各國的文學創作也都存在相通性，最終將隨著歷史時間的流動，“匯入”同一個文學空間。

各國文學原本就有共同性。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首先就是對本民族文學里的“共同”元素如何推動文學交流，最終使文學匯入“共同”世界空間的考察。陳思和把這種“共同”元素稱作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可以表現為各國文學里的“共同”現象，是世界各國“共有”的因素，與各國文化的獨特性因素同存。在他看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如何在這種已有的、共同的“世界性因素”中形成與世界的對話機制，是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關鍵問題。從“共同”的概念出發思考，對任何一項傳播研究而言都是最基礎的工作。就拉丁詞源學而言，“交流”（communicare）一詞本身就有分享“共同”（co- ，mun- ）的含義 ，因此匯入“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研究從中國文學與世界共同性的向度來展開是無可厚非的。

“共同”的含義有三種。前兩種包含在陳思和所說的“世界性因素”的內容里：一種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世界”中的同質特點，這種文學特征在傳播到海外之后可能會因其與西方現代文學的相似性而影響到西方學者與讀者的接受程度；另一種是中國作為世界的組成部分，產生的文學作品與其他地區文學創作中相通的地方。而第三種“共同”是關于共同媒介的研究。回到歌德時代“世界文學”愿景的隱喻。

這三種“共同”性大致可以概括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研究向度。前兩種偏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學科的內容與方法，后一種基本上是傳播學學科內的工作，現階段大部分研究主要屬于最后一種媒介共同性的傳播學研究。海外傳播研究雖然處于學科邊緣，但它的進展和成果意味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擴張，因此標志了學科的發展。同時，從世界文學角度來看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與世界“共同”的文學元素的探究，也需要融入更多現當代文學學科的內容和方法。海外傳播研究的深化具有前沿性和當代性。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現當代文學一方面會融納新時代的內容、觀念和研究，另一方面會融入歷史嬗變之中的“世界文學”時空。學科的發展是不斷地將更具有當代特征的內容納入到學科研究當中、不斷拓展學科外延的過程，中國現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研究無疑會在未來學科“當代性”的發展和重構中找到新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