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道德的關系，既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遷，兩者的關系呈現出不同面貌。回顧中外歷史，對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會有積極的啟示。

一

在西方美學中，有一個影響巨大的傳統，認為在藝術中美與道德是分離的。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從形式和信仰的角度論述美，但從認識論和道德論的角度反對藝術。他認為：藝術家摹仿人性的低下部分，以刺激欲望，不利于城邦公民的教育；藝術是一件太嚴肅重大的事，不能只交給藝術家；私人的喜好要讓位于共同的善。歐洲中世紀早期的神學美學，也具有藝術與道德分離的傾向：藝術代表著塵世的誘惑，對藝術的沉溺是不道德的。在其中，持特別極端立場的是一位叫德爾圖良的人，他將文學描繪為“在神的眼睛中是愚蠢的”。這種論調在中世紀早期的許多思想家那里都有回應。

當然，在歐洲還另有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堅持藝術具有積極的一面，認為藝術有利于人的教化，即使在藝術中具有某些非道德的情節，實際上仍有符合道德的效果。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對悲劇作了分析，認為像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德斯的悲劇，盡管有像《俄狄浦斯王》中的亂倫和《美狄亞》中的兇殺的故事，有殘暴和血腥的場面，但這種悲劇能產生的“哀憐”和“恐懼”情感，具有“疏泄”的效果，從而促進心靈的凈化。因此，悲劇具有對城邦的公民進行教育的功能。在中世紀后期，繼承亞里士多德哲學傳統的神學美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一方面總結了審美的形式三要素，即“完整或完善”“比例或和諧”“明亮或清晰”，對從古希臘時期，經羅馬時期直到中世紀形式主義美學作出了綜合和總結。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美與善是一回事，只是呈現的面貌不同而已”，從而堅持藝術與道德的相通性。

二

誕生于18世紀的現代美學，普遍趨向于主張藝術與功利的分離。法國美學界中，出現了一個在當時名氣并不大，但其觀點后來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文人夏爾·巴托。此人將詩歌、繪畫、雕塑、音樂、舞蹈組合在一道，創造了“美的藝術”的概念。這一區分，是當時人們將“藝術”與“工藝”區分開來的迫切要求的體現。“工藝”是實用的，而“藝術”是非實用的。當然，這一區分也對學科的分類，對作為法國啟蒙運動標志性成果的《百科全書》編纂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到了康德寫作《判斷力批判》時，他將“審美無功利”“美的藝術”，再加上在18世紀時得到發展的“趣味”“天才”“靈感”“崇高”“想象”等觀念綜合在一個整體之中，為現代美學奠基，從而在事實上推動了“藝術”與“道德”的進一步分離。到了19世紀，這種觀點被蓬勃興起的浪漫主義所接受和發展，并在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那里被發展到了極端。

當然，與這種美學相對立的，重視藝術的社會功用和道德作用的美學，也同時在發展。維克多·雨果有一句名言：“為藝術而藝術也許是好的，但為進步而藝術是更美的。”藝術與道德的關系，還是應該從藝術與社會生活的關系的角度來考慮。藝術有其獨立性，學術界有著關于藝術權利的爭論，認為藝術具有自主性，不應該用外在的標準來規訓藝術，藝術的標準要來自于藝術的內部，可以鼓勵作家藝術家寫什么、怎么寫，但具體的創作中所采用的主題、題材和創作手法，應該是按藝術家自主的選擇。然而，歸根結底，藝術還是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藝術不可避免地受著社會生活的影響，要受社會的制約。

當代關于藝術與道德的關系的諸多觀點，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是主張道德本體主義，即認為藝術要有道德的內容和美的形式。他們主張藝術是道德宣傳的工具，而藝術之美，或者說作品的藝術性只是使這種道德宣傳更富有實效而已。另一派是道德底線主義。這種觀點給予了藝術更多的自由，只是規定一些不可逾越的底線或紅線。藝術是自由的，但也是有禁忌的。在政治、歷史、倫理、種族、宗教等許多問題上，都有著紅線。這一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三

上述觀點，僅僅是在操作層面出現的種種做法，以及圍繞著文藝政策的諸種爭論。在這一層面，藝術與道德呈現出對立的態勢。藝術要有自由，有自由的空間；道德要起規訓作用，為藝術立規矩。然而，美學的研究不能止于這一點。美學研究者要解釋這樣一種現象——歷史上一切偉大的藝術經典，都對人有著極大的精神和道德上的提升作用。莎士比亞的戲劇是如此，中國的唐詩宋詞也是如此。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歌德的《浮士德》、魯迅的《吶喊》，都沒有直接的道德訓誡，但都能起到使人在道德上提升的作用。當代美學的革命，就是要走出藝術與道德二元對立的傳統思維，站在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實現藝術與道德的結合。

藝術上的道德底線主義當然是必要的，但這只是為藝術規定一些界限，利用某種外在的力量不準藝術家們逾越。我們還要從相反的方向接觸這樣的事實：在藝術美的最高處，與道德是相通的。當康德說“美是道德性的象征”時，他試圖超越他的那種具有否定性的“無功利”的觀點，而走向一種美與善的融合。藝術給人以教養，使人成為好的人，這種人格培養不是某種道德規訓所能概括的。

古代中國有一種傳統的觀點，認為“人品”與“文品”聯系在一起，只有“人品”高，才能成就藝術上的傳世之作。我們崇拜歷史上的文學藝術大師，熱愛文藝經典名作，在這里，藝術成了人格的象征。這種“人格”，包含了“道德”，但又不能化約為簡單的幾條道德規定。更進一步說，人格與道德有著一種方向上的不同。人格是由內而外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而道德是由外而內的。道德有經驗主義的解釋，指人際磨合互動的結果，也有先驗主義的解釋，是絕對命令。康德所主張的，是后一種。不管是前一種，還是后一種，都具有將抽象的規定植入藝術評價之中的特點。

藝術要寫人，為了人，符合人性，就是要將人品與文品、藝品聯系起來。文學作品要有“文品”，藝術作品要有“藝品”。文學藝術作品作為人格的象征，包含了這樣的含義：藝術不是在提供道德禁令，說不許做這件事，不許做那件事；也不是只在進行鼓動，說大家都去做某件事。藝術要讓道德成為人的內在需要，像春風化雨，滋潤草木一樣，滋養人的心靈，使人明察世事，使人有高尚的趣味、良好的修養。這是通過審美教育所要達到的境界，是美的境界。由此，才能通過人的改造而實現社會的改造，促進社會進步。

（作者：高建平，系深圳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中華美學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