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一部作品的理解總是匯成了大段無法講出的內心獨白，覺得每讀一本書，就是練習在眾生千奇百怪的中途里洞穿漂流的意義，尋覓失敗的尊嚴。

1985年，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北京萬壽寺西院落成，種子被埋進土里，我在東北的一個無名小鎮上剛剛學會走路，當然對這一切渾然不覺。2002年，我考入位于萬壽寺東側的一所大學，被志愿欄之外的某個專業錄取。就在兩年前，文學館已搬離那里，在北土城北面的芍藥居綻放出健壯的體魄。我在那所學校一待就是10年。某一天，某間舊教室，某首晴天霹靂般的詩，將我牽引和吞噬。驚駭之余，我從中認領了一筆遺產和一張工牌，用浪費的態度享受著“苦練時代的情調”（張棗語），也初嘗了詩和酒。學生生涯結束后，我在萬壽寺西側的一所市立高校里找到一份教職，工作至今還是個講師。從學生到教師，在北京，我的生活軌跡僅是一次時鐘的偏移，只需跨過一條三環路，連一個京派的波瀾都是溫柔平緩的。這兩所學校在帝都都遠非頂尖大學，但都自稱“一流”，帶著策馬揚鞭的塵土和節奏。在兩所氣喘吁吁的學校之間畫一條線段，萬壽寺寧靜依舊，端坐其中點，車馬湍急的三環路邊。在地圖上，你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戲劇般的位置。

在兩個與我有關的端點之間，昔日萬壽寺中的文學館似乎并沒有搬走（盡管此刻的新館里葉茂枝繁），猶如一個“美麗的空址”，帶著人生錯愕的霹靂，它嵌入了我的精神歷程。或許是地圖上的一個暗示，促成了今天我與文學館的初逢。在一首叫做《現實》的詩中，詩人柏樺曾寫出一個引人困擾的句子——“而魯迅也可能正是林語堂”——那么此刻，我愿意在這個莊嚴的典禮上做出這樣的誤讀：而芍藥居也可能正是萬壽寺。毫不夸張地說，今天是我人生頭一次走進文學館的大門，在這里接受禮遇和垂愛。這感覺，更像是我在另一種時空里，走進了我同樣從未真正踏進過的萬壽寺，走進一個曾經千百次匆匆經過、但從未駐足的中間點，一座在我體內悄悄崛起的書院。王小波的小說《萬壽寺》不也欣快地羅織著充滿跳躍和變形的故事嗎？文學館，這座以文學為名的建筑，成了一座得以觸摸、翻閱、徜徉和迷路的園地：文學不只依賴大師，也需要大樓。只有大樓才能裝下皓首窮經的大師，裝下億萬噸未經裁剪的歷史，裝下不同波段、不同強度卻能彼此滲透的聲音，裝下未來某個縹緲的秩序……這是一處類似腦回和耳蝸的地帶，它抹除了入口和出口，形式與內容蜿蜒成一體，將我眼前的路布置成人生的中途。

毫無疑問，作為一種機緣，文學讓我辨識出在曲折的現實和荒蕪的歲月之間所洞開的小門。作為一種激情，文學批評成為一套在想象中破門而入、同時又奪眶而出的復雜動作。這些亦真亦幻、忽明忽暗的動作所朝向的，不只是若干在技術復制時代里生成的文學作品——它們有些環繞著層疊的唱贊，有些求知音而不得——更有在眼下這個景觀社會里不斷來臨、卻難以命名的事件：過于急躁的時間表，過于遲緩的道德律，過于堅硬的指令，過于柔軟的脊骨，過于發達的物與詞，過于朽壞的人生與人心。在文學館的所在地，今天的北京，充盈著這些銳角和鈍角。北京也漸漸不再是個空間符號，而是轉變成一個時間概念：它區別于北平和大都，更在分分秒秒中經歷著不停的遽變和強烈的差異。這些都化為無始無終的中途風景。永恒的中途，灌溉著我的世界觀。但我的世界觀仍只能安放進方寸之間的文學作品中，借“掃一屋”之功夫成全“掃天下”之夢想。如今，我正感到自己連“掃一屋”的力量都是貧乏的。在當下的北京，這夸張的城市，如同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描寫的香港，“就是栽個跟頭，只怕也比別處痛些”。連我這個在文學生活里的天真漢也不由得感傷起來，從一個端點到另一個端點，遠沒有像《邊城》里翠翠和爺爺撐一條渡船那樣悠然平易：中途就是短暫而重復的水面時光，對岸就是白塔下的小屋；中途的世界觀疾速地更改了我的掌紋，像一個被趕上“愚人船”的怪人，我不得泊岸，終日漂流，面朝著蒼茫的水面、無盡的暗夜、妖嬈的塞壬……起點和終點不過只是被中途消融的兩個逃逸的點。

這難道不是我閱讀一部作品時的真實體驗嗎？我對一部作品的理解總是匯成了大段無法講出的內心獨白，覺得每讀一本書，就是練習在眾生千奇百怪的中途里洞穿漂流的意義，尋覓失敗的尊嚴。柏拉圖的工作是學習死亡，歌德的工作是學習生活，德里達在臨終前接受的一次采訪中說：我既沒學會死亡，也沒學會生活。我想，這恐怕該是一個文學工作者所遭逢的情境，一種居于中途、永不完成的思想，它還有可能再度迎接青春的風暴和狂飆的創造力嗎？青年、青年作家、青年學者、青年批評家，如此美好的冠名，背負著文學事業和良師益友的期許和重托。我們就是在“告別革命”之后再次沉睡在物質和符號的鐵屋子里的那些人嗎？如同“北京”變異為一個時間概念，相應地，“青年”也變成了一個空間概念，他們歷史地被喚醒了，被摶制成中途精神的肉身。他們的肩頭披上了一只文學的褡褳，一頭是天真的痛，一頭是感傷的愛，他們在今天要重塑“文學青年”的形象，走進每個人自己的文學館，以一組碎步組成的S型：而萬壽寺也可能正是褡褳坡。基于“青年”的空間屬性，我無法代表所謂的“80后”的文學工作者，就像我們無法用凡塵的肉眼去打量每一個代際所涌現出的星群，每一個人的中途都足夠漫長，也足夠接近內心的絕對，它需要與每一個差異的個體相對稱的傾聽之眼。如果可以，我愿意在文字中為我命中所屬的時代捐贈出自己的心、腎或眼角膜，為若干座先驗或經驗的文學館貢獻出一小塊有血有肉有呼吸的卡片。

（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