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最早學習文學理論，記住了小說有三個要素：人物、故事情節和環境，其中又以人物為最重要。盡管后來的現代小說觀對傳統的文學理論充滿了顛覆性，現代派的小說家也完全可以不按人們公認的小說樣式來寫小說，但我始終覺得人物這個要素對小說來說至關重要。我們常常會引用高爾基說過的一句話：“文學即人學”，其實就是說文學是觀察人、研究人和書寫人的。半個多世紀前，我國文學理論家錢谷融在《論文學是人學》這篇著名的文章中，強調文學必須通過人來反映現實和時代，來表達價值評判。他說：“除非作家寫不出真正的人來，假如寫出了真正的人，就必然也寫出了這個人所生活的時代、社會和當時的復雜的社會階級關系。”但作家應該不僅僅滿足于在小說中以人為中心，把人物寫活，而且還應該立下更高的文學目標，這就是要寫出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是指小說中具有代表性人物的個性特征。黑格爾說：“一個藝術家的地位愈高，他也就愈深刻地表現出心情和靈魂的深度。”我以為，黑格爾所說的“心情和靈魂的深度”往往聚焦于小說的典型人物身上，作家的表現越是具有深刻性，所塑造的人物便越是具有典型性。

優秀小說提供新典型人物形象

近20年來作家們在對待典型人物的態度上似乎出現一些反復。比如在新寫實的潮流中，作家們為了擺脫宏大主題的約束，便強調寫“一地雞毛”的瑣碎生活，寫碌碌無為的小人物，雖然他們的小說也生動地描摹出眾生相，但顯然缺乏能夠體現作者對于生活深刻見解的典型人物。不過應該承認，從主流傾向來看，作家們仍然看重對典型人物的塑造，一些得到人們廣泛認同的優秀小說，也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典型人物形象。比如陳忠實的《白鹿原》，其成功之處在很大程度上就因為作者精心塑造了白嘉軒這一典型人物形象。白嘉軒可以說是中國最后一個鄉紳的典型形象。中國鄉村現實的文化貧瘠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鄉村社會的鄉紳階層的徹底消失。陳忠實也寫出了一個鄉紳在社會衰敗期的復雜性格，他絲毫不掩飾鄉紳在原始積累上的罪孽，寫白嘉軒若沒有種植罌粟的經歷，就難以從眾多普通農民中出人頭地。但他更強調了白嘉軒在精神上的充分準備，寫他遵循著儒家的“仁義”，恪守著“學為好人”的信仰，讓我們看到白喜軒在道德上的操守和踐行，其實就是為當地開通了一條文化泉水流淌的渠道。當然，在白嘉軒這個典型人物身上，我們也看到了作者陳忠實的“心情和靈魂的深度”，這是對中國文化傳統重新認識的深度。

塑造引領時代潮流的英雄形象

英雄人物形象可以說是典型人物中的典型。自從人類開始自己的文明進程，英雄便始終成為一面旗幟，一種動力，鼓舞著人類的進取心，所以有人說，英雄的形象就意味著人類向往更完美的精神發展。但也許正是由于英雄形象在思想內涵上的標高，決定了要塑造出成功的英雄人物形象非常不容易。加之我們過去對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存在著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因此就帶來一個尷尬的后果：作家重點塑造的英雄形象或正面形象不成功，反而是本來是作為英雄形象陪襯的次要人物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作家們不能因為塑造英雄形象有難度而放棄這份責任。從一定意義上說，塑造出引領時代潮流的英雄形象，也是任何一個時代的作家應該為這個時代擔當起的一份責任。事實上，當代作家在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一個時代會有一個時代的英雄，英雄形象必然會打上時代的烙印，也會受到時代的局限。但是，英雄主義精神是人類持之以恒景仰的一種精神，寄寓著人類的理想，因而又具有一種超越性，因此在英雄形象身上能夠看出這種超越性。不同時代的英雄在本質上具有許多不變的共性，比如說，獻身精神便是英雄的一種基本精神。在這一方面我們尤其要注意的是如何追求社會核心價值與人類普遍價值的辯證統一。張新科的長篇小說《蒼茫大地》以一位革命烈士為原型，成功塑造了一個感人的英雄形象許子鶴。許子鶴這一形象不僅具有共產黨人形象必備的思想品格和階級本色，而且親切感人，充滿智慧，情感豐沛。這一形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得益于作者對英雄主義主題的深入發掘。一方面，他給主人公許子鶴確定了符合共產黨人思想原則的中規中矩的底色：忠誠、信仰、使命、志向、責任感、犧牲精神；而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將共產黨的核心價值與人類共同的價值內涵有機地結合起來，如孝順、愛情的忠誠、與人友善、古道熱腸，等等。因此作者花了不少筆墨來寫許子鶴對待父母特別是對待養母的感人故事，也妥善地寫到他與葉瑛的愛情婚姻以及他與德國姑娘克勞婭的微妙的情感關系。這部作品也說明，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系統與人類普遍認同的價值之間具有密切的辯證關系。建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核心價值體系，充分體現出對人類普遍認同價值的認同和推廣，是人類普遍認同價值在中國當代社會的具體呈現。

當代作家塑造英雄強調平民性

以往文學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往往帶有某種神性，英雄作為一種景仰的、崇拜的對象，相對于普通群眾來說，是高高在上的，是鶴立雞群的。當代英雄形象則逐漸取消了英雄頭上神性的光環，這是與現代民主意識的覺醒和普及相適應的。因此當代作家在塑造英雄形象時，更加強調英雄的平民性；這一方面表現在賦予英雄形象以體恤平民的意識和濃郁的平等精神，另一方面則表現在直接塑造出身平民的英雄形象。陳彥的《裝臺》就塑造了一名平民化的英雄形象。這部小說所寫的裝臺人是從事一項特殊職業的群體，他們為劇團和社會的各種表演活動裝臺，這是一種苦力活，干這活的都是生活在底層的小人物。小說的主人公刁順子是一個裝臺隊的隊長。陳彥長年工作在劇團，與裝臺人有著親密的接觸，并在他們身上發現了英雄的性格，對他們充滿了尊敬之情。因此他也將刁順子塑造為一個具有英雄性格的小人物形象。刁順子雖然干的活很苦，生活中的麻煩不斷，但他并不因此而對人生失去希望，不因此而悲觀消沉。在刁順子眼里，一次又一次的裝臺，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出苦力，但每一次的出苦力，無非是生命的一道坎，是生活的一盤菜。因此即使生活多艱苦，他遇到了心儀的女子，該娶回家照樣娶回家。刁順子愛看戲臺上演的苦情戲，因為他在苦情戲中能獲得情感上的共鳴，但他又不學戲中的主角那樣對不幸生活充滿著哀怨和宣泄，而是要從人物的不幸經歷中獲得一種對于生命堅毅性的探詢和感嘆。陳彥感嘆道，像刁順子這樣的生活態度“很自尊、很莊嚴，尤其是很堅定”。

放眼當下文壇，是一片繁榮景象，每年新涌現的長篇小說都是以數千部來計量，但其中為我們提供的真正具有獨創性的、能夠真正長久活在讀者心中的典型人物卻是少之又少。我希望作家們能將此作為一個問題來對待，在自己心中樹起一個塑造典型人物的文學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