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柳青

一、此情可待成追憶：我的《創業史》閱讀記略

《創業史》的確是我在文學上的初愛，自少年時代讀過，從此念念不忘，后來多次重讀，仍然愛好如初，真可謂“一卷難忘唯此書”也。這里，就先說說我的《創業史》閱讀史吧。

我是1972年初讀《創業史》的。那時的我還是一個十一歲的鄉村少年，剛讀小學四年級。記得那年的正月里，我的大堂姐夫陪堂姐回娘家（他是六十年代初的回鄉知青，家住縣城附近，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聽說我這個小弟弟喜歡看小說，就順便給我帶來了他當年購讀的《創業史》第一部。那是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的初版本，比我出生還早一年，書是青綠的封面，特別清新可愛，至今記憶猶新。我得到書急不可待地讀起來，讀后喜歡得很，覺得作者真是神了，把鄉村社會的三教九流人物寫得那樣活靈活現，就像我們村里的人一樣真切和親切，而未完的故事更讓我翹首以待，心心念念地惦記著第二部。1974年3月到縣城上初中，第一次到中學的圖書館借書，就向老師要“《創業史》第二部”，老師說沒有，讓我非常失望。1978年3月到蘭州上大學，第一次去圖書館借書，仍是問“有沒有《創業史》第二部？”同樣失望了。稍后才知道，《創業史》的第二部尚未出版，難怪我一直借不到啊。

1979年初得知山東師大中文系正在編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柳青專集》的消息，我也立即訂購了一本，年末拿到書一看，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嚴家炎先生的《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等三篇批評文章。嚴先生對柳青成功塑造梁三老漢形象的好評，我自然很是佩服，可是他批評柳青在梁生寶形象塑造上的“失誤”，卻讓年輕的我很不以為然，甚至感到“很受傷”，因而很同情柳青的反批評文章《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直到1986年我做了嚴先生的學生，有一次聊天，聽他說起柳青的激烈反應原是出于誤會——柳青誤以為嚴先生后面有“大人物”如周揚等人的“背景”、其文章可能是按周揚派的“授意”來向他發難的，后來知道嚴先生只是一個直抒己見的青年學者，并無什么背景，柳青也就釋然了。

九十年代以后，不時看到一些學者用時髦的政治正確和藝術正確觀點“重評”這部小說，宣判它在政治上的“失誤”和藝術上的“落后”，我很是驚訝和納悶，沒想到文學批評已先進到如此應時當令的地步。新世紀之初，有一次撰文討論現當代小說中的新舊文化情結問題，不免想到《創業史》里的相關內容。于是重讀一遍，仍深為感動，毫不懷疑它的真善美，所以在那篇并非專論《創業史》的文章里，情不自禁地發了這樣一段不合時宜的議論——

以柳青的《創業史》為例，這部曾讓少年時代的我極為傾心的巨著，如今我仍對它所表達的創業激情仍深感敬重，不過那不是我在這里所要探討的問題，在此想到它是因為該書有兩類小細節讓我銘感至今。一是蛤蟆灘互助合作的領頭人梁生寶對其“落后”的繼父梁三老漢始終不渝的孝道——聽到鄉長批評繼父落后，梁生寶激動地聲明：“誰說俺爹的壞話，我心里疼嘛。……我經常對俺爹態度好。”秋收后，第一次有了余糧和余錢的梁生寶堅持旁的什么都不忙，首要的是給一輩子都沒有穿過全套新棉衣的繼父圓了這個新夢。一是幼年的梁生寶好強憐弱的德性和臨財不茍的骨氣——他給一個富農看果園，有一次主家不在，梁生寶出于同情，自作主張賣給一個過路的病人幾個桃子，待主家回來后，他說明情由，一毫不茍地把錢如數交給主家。作者柳青用激賞的筆調寫道，前一行為讓梁三老漢“感動得落淚了。人活在世上最貴重的是什么呢？還不是人的尊嚴嘛！”后一行為則使富農主家驚嘆道：“啊呀！這小子！你長大做啥呀？”盡管柳青以為這些言行只表明梁生寶自小“學好”——“學做舊式的好人”，而他則立意要把梁生寶塑造成一個“新式的好人”。但理念上的分辨顯然未能壓抑情感上的共鳴，所以柳青還是不由自主地把他筆下的梁生寶寫成了“新式的好人”和“舊式的好人”的綜合。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式的好人”梁生寶不也是“舊式的好人”梁生寶的繼續和擴大么？因此人們盡管可以事后諸葛亮般地斷言他必然失敗，但那又何損于好人梁生寶呢？如果我們今天重評《創業史》這類小說，而只滿足于從政治行情上貶斥它，那除了表明我們在政治上和學術上已勢利到根本不配評論這樣的小說之外，恐怕再說明不了什么。

這段話里的感慨議論，乃是針對時人過于功利地追隨時代變革作翻案文章、一刀切地否定五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和熱情反映當年這一重大制度創新的文學作品《創業史》而發。只是當日文章另有論題，這點感慨議論也就未及詳說。略覺欣慰的是，我的這點感慨議論所暗含的再反思，似乎還是被此后的學界注意到了——新世紀以來再論《創業史》的文章有不少都引用了上述這段話，近來學界對《創業史》的評價漸多同情與肯定，這是很可喜的進展。

最近再讀《創業史》，我的感動絲毫不減當年，并且不無新的體會。雖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風水談很流行，可是也別忘了“此一時彼一時也”的古訓，所以“今是而昨非”的趨時批評亦未必中肯。而回顧八九十年代對《創業史》的重評，都依據新時期的農村政策來否定五十年代互助合作的合理性，從而斷言《創業史》的“生活故事”缺乏真實性，但這些否定論者幾乎無人能全然否定《創業史》的藝術成就。看得出來，新時期批評家今是而昨非的判斷仍沿襲了過去的政治批評習慣，意在表現自己的先進入時，并無誠意深究作品的實際也無心追究自己的藝術感受。其實，很難設想一部作品所描寫的“生活故事”純屬虛假，而其藝術表現卻可以給人真善美之感——如此與內容完全無關的藝術成功是可能的嗎？

這樣看來，《創業史》的故事和敘事的真善美，似乎仍有可以申訴和肯認的余地。

二、且真且善的制度創新：從互助組到合作社的創業故事

“創業”當然是光榮的事業，所以也難怪有些人的創業想象會浪漫到“想當然”的地步。比如，最近看鳳凰衛視網的新聞，總先看到一段加載的“英雄創業”動畫視頻，其動畫人物孔武雄壯，解說詞也極為慷慨激昂：“開局是個農民，只有一條狗”、“靠雙手打造工具”、“辛勤勞作，開荒辟土”、“建設屬于自己的村落”、“成為大地主”；這動畫的另一版本更夸張地宣示：“一開始你就只有五個農民”、“加上一把斧頭，”、“耕種建房、采礦生產”、“筑起城墻，開創王朝”、“南征北伐，不斷的開拓疆土”。兩個版本里的創業者形象都是中國臉孔而西人裝扮，看來更像是身強力壯、創業有方的魯濱遜，場景建筑和地理風光也都是西洋式的。顯然，只有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虐壞了腦子的人，才會有如此如“豪情滿懷”的創業想象。

其實，創業是很艱難的事，尤其在近現代中國的農村，農民的創業更難，能“成為大地主”的人是少之又少的。追溯起來，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內陸農業大國。當春秋戰國之際，鐵器的發明和牛耕的推廣，使土地的開發利用成為最具效益的生產活動，中國由此進入農業文明，與此相適應的是中央直接統轄地方的郡縣制，因為有效地打破地理阻隔、有利于互通有無、大大節約社會成本，所以也一直通行于中國。如此這般延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與其說是所謂“封建社會”，還不如說是地道的“土地社會”。正惟如此，中國社會的大問題、大矛盾也就往往因土地而起——人口日增而土地有限，土地兼并加劇，無地之民多起來，社會矛盾就難免了。如明清兩大帝國的敗亡，其內在原因都是人口滋盛而土地日蹙，產生了大量貧民、饑民和流民，他們沒有土地、沒有飯吃，到了饑荒之年，更難以糊口，不造反才怪呢！到了近現代，中國人口滋甚，土地問題成為最大的“內憂”，導致階級矛盾尖銳化，貧弱的中國又沒能力和武力去通過海外“殖民擴張”、“開疆拓土”來解決土地問題，反而迭遭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外患”之來襲，老中國因此陷入風雨飄搖之中。中國共產黨正是抓住了至關重要的“土地”問題，真正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才重建了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但它能夠領導人民在傳統的農業生產-生活方式的基礎上順利走向現代化嗎？還是不得不重蹈土地兼并、貧富分化的歷史覆轍？這是擺在新中國面前的嚴峻問題。

這也正是《創業史》所要考問的“創業”難題。柳青在“題敘”里就提醒讀者，這是一部描寫“社會主義革命的頭幾年里”農村社會種種“矛盾”逐漸走向“統一”的“生活故事”。這是一個非常簡括而又意味深長的提示。顯然，這個“生活故事”的核心乃是“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的變革。其緣起是，新中國之初，廣大的貧苦農民雖然有幸分得了土地，可是人多地少，不但大多數人無法致富，而且許多人很快就面臨著無力生產、生活困難的困局。情況甚至嚴峻到一些人不得不賣掉剛分得的土地。正是為了解救這種危局，共產黨新政府動員一些仁義先進的農民帶頭組織窮幫窮的生產互助組、進而向合作社方向發展，在這過程中他們遇到種種問題、面對重重矛盾，而終于在新政府的支持下走出困境，使新中國農村社會的“矛盾”實現了“統一”，那便是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蓬勃發展并且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從當時中國農村的實際和農民的需求來說，“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的這種變革是合理正當的創舉和善舉，它不僅受到貧苦農民的歡迎和支持，并且也符合現代化之規模經營的創舉。即使從當今西方的新制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來看，五十年代中國農村的互助合作，也是那時的中國農村可以找到的有效解決大多數貧苦農民生產-生活問題的“制度創新”或 “制度安排”，而并非當今一些論者所謂執政黨不顧民意強行推行的政治經濟“烏托邦”。

柳青（左一）與皇甫村民在田間交談

與當今的合作化否定論者之觀點恰恰相反，建國之初執政黨在農村全面實行土地改革之后，一開始也沒有急于在農村推行經濟的集體化，毋寧說他們也希望耕者有其田的廣大農民們能夠自給自足、休生養息。可是，一個困擾了中國上千年的老問題很快就有重新復發的勢頭——貧富分化、土地兼并的現象再次威脅著中國農村的發展。并且，任由分散的小農經濟按自給自足、“自由競爭”的自然法則運行，也不可能“自然而然”發展出現代化的規模經濟。正因為如此，新中國農村很快就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大問題——要么重蹈舊中國的覆轍，要么另尋出路、進行現代化的制度創新。柳青在《創業史》里聚焦于兩種不同的“創業”路徑之比較，滿懷著關注農村前途和農民命運的“問題意識”。但柳青也并不像當今否定論者所批評的那樣簡單褒貶兩種創業路徑，而是對二者都給予有同情的理解，至于他的傾向性固然與他的政治信仰有關，但歸根結底乃是他深入反思中國農村問題的歷史教訓和現實困境后所做出的比較選擇，而并非簡單地“服從政治”，其真實性、真誠性和合理性都無可置疑。

作為長期扎根農村的作家，柳青自然明白，即使在舊社會的農村，一些貧苦農民勤苦勞作、勤儉持家，再加上一點好運氣，是可以發家致富的，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改變自己的生活處境。并且，作為中共黨員的柳青雖然也秉持著階級觀點，但他同樣也很清楚，在傳統的中國鄉土社會里，階級不是固定不變的，而具有可上可下的流動性，“題敘”以及隨后的章節就很生動地也寫出了這種流動性，讓讀者看到“也有一些幸運兒，后來發達起來，創立起家業，蓋起了莊稼院。”比如老梁家和老郭家原本都是流落到蛤蟆灘的窮人，后來也都幸運地漸漸向上升了。其中，憑著勤勞和誠信而使家庭生活漸漸有了起色的是梁三的父親。更幸運的是老郭家的三兄弟，他們跟著父親老郭移住到蛤蟆灘，起初租不到足夠的稻田，只能給人家打臨工，真是窮得叮當響。可是后來有一家地主衰落了，它的敗家子弟把渠岸邊的大片好田地賣給了家住縣城的國民黨騎兵師師長韓占奎，這給了郭家以機會。因為“土匪出身的軍閥家庭對于經營田產既是外行，又沒興趣，不樂意和許多佃戶來往。韓公館派人到下堡村尋找一個可以獨家承租的務實佃戶，郭世富弟兄三人被選中了。于是乎，不幾年，郭世富就買下馬，栓起車，成了大莊稼院了。”可是，傳統的小農經濟也相當脆弱，碰到災病和禍亂往往難以抵御而不得不鎩羽而落。梁家的創業半途而廢就是為此。本來，梁三子承父業，已是有房子有租田收入穩定的好佃戶，倘若命運繼續順水順風，他是可能上升為中農的，他的堂哥梁大不就成了中農么？“但是梁三的命運不濟，接連著死了兩回牛，后來連媳婦也死于產后風。他不僅再租不到地了，就連他爹和他千辛萬苦蓋起的那三間房，也拆得賣了木料和磚瓦了，自己仍然孤獨地住在他爺留下的草棚里。”民國二十八年撿到一對逃荒的母子而重建家庭，讓人到中年的梁三重振創業的豪氣，但命運仍是不濟。梁三老漢把希望寄托在繼子梁生寶身上。梁生寶身強力壯也很有主意，創業翻身的勁頭更足，可是他碰到的地主呂二細鬼更會算計，根本不給他機會，加上被拉壯丁、出逃荒山野嶺，梁生寶的發家夢也破滅了。

研究者不應忽視，在土改運動之后，新中國進入了和平發展的年月，新政權承認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一度允許土地自由買賣，于是傳統的升降變遷再次開始了。正如柳青在《創業史》中所描寫的那樣，此時“天下農民一家人”的口號用不著了，貧富的差距和階級的分化似乎成了不可抗拒的規律而再次出現：一些在土改中曾經惶惶不可終日的富農和富裕中農，拿到土地證后終于吃了定心丸、重新抖起來了，比如富農姚士杰就開始積極倒賣糧食、放高利貸，并且帶著報復的快意打壓貧下中農的互助組，因為互助組阻遏了他的剝削，所以他甚至借“互助”之名，把梁生寶互助組的栓栓收納到自己門下，一邊玩弄著栓栓的媳婦，一邊暗暗向互助組示威；富裕中農郭世富則大興土木，建起了二層樓屋，卻堅決拒絕給貧苦農民借貸糧食度春荒，他甚至向還不起的貧苦農民討要積欠，逼迫他們出賣剛剛獲得的土地。

正是在這種放任自流的情況下，剛剛獲得了土地的貧下中民，很快就走上了分化之途。一些人家有勞力、畜力，所以積極發家致富，如下堡鄉五村的代表主任郭振山。郭振山在舊社會就是一個能干有魄力的佃戶，只是運氣不好、沒有發家的機會，解放后他積極參加土改，成了下堡鄉五村的第一個共產黨員、村農會代表主任，這身份使他分得了蛤蟆灘上最好的土地，從此再也沒有什么能阻止他發家致富了，他和弟弟卯足了勁，并且投資了鎮里的私營磚廠。不難想象，以郭振山的精明強干，過不了幾年他就會置地蓋房、成為蛤蟆灘的富裕莊稼主了；梁大老漢及其兒子梁生祿也往上升了，他家已買下瘸子李三的地，日子過得蒸蒸日上。但是，與這些蒸蒸日上的人家相比，更多貧苦農民的日子則很快陷于困境：他們在土改中雖然分得了救命的土地，可是生產能力很弱，不是缺人力就是缺畜力，只是憑借政府提倡組織的互助組，生產才得以勉強進行，解放初的日子仍然過得緊緊巴巴，一到青黃不接或是碰上災病的時候，就難以抵御。解放的頭二年他們靠政府提倡的“活躍借貸”勉強糊口，可是到了1953年土地權確立之后，富裕戶再也不愿意提供“活躍借貸”，加上人人都忙著自家的活計，缺乏組織約束力的互助組就漸漸趨于解體。于是，不少生活困難、經營無法的貧困戶，就面臨著再次失去土地、重新返貧的危機。就像《創業史》里的老農民王瞎子對人民政府的抱怨那樣，“既不能分給每戶足夠自耕自吃的地，又清算了從前給他租地的財東，他王瞎子一家人該怎么過活呢？”任老四家、歡歡家、高增福家等等，都面臨著這樣的困境和危險。柳青滿懷同情地描寫了他們的遭遇，如高增福“倒霉透了”的生活和生產困境——

高增福的倒霉勁兒，看來沒個盡頭。六歲時候，他爹給地主鍘草，切掉了四個指頭，喪失了生產的技能，盡靠討飯把福娃子拉扯大。福娃子會在渠岸上割草，就給人家干活，長工生活一直熬到土地改革。一九五○年冬天，長工高二分到六畝稻地。一九五一年春天，人民政府發給他耕畜貸款，他買了頭小牛，開始了創立家業的奮斗。誰料想剛剛一年，女人因為難產猛地一死，又把他摜倒了。三年期限的耕畜貸款還分文未還，貧農高增福已經把耕牛賣掉，埋葬了女人。他只好和另外三戶貧農伙使一頭牛，一戶一條牛腿地對付著種地。他帶著女人丟下的四歲娃子才才，過著一半男人一半女人的生活。現在，他正當著女人，在富農鄰居姚士杰的碾子上軋玉米糝糝哩。

……

孫水嘴走后，高增福在碾房里一邊推碾子，一邊無限感慨地思量：

“郭主任專心發家羅，對工作，心淡羅。我這互助組畜力困難，想吸收兩戶中農，投他的大面子給人家說說，他嘴里空答應，到底還是沒說。他把從鄉上應回來的啥工作，都推給孫水嘴辦，他和振海悶頭干活！水嘴積極，不是為人民，保險又謀著啥好事哩。你看他在黃堡興盛德字號當過伙計的那身街溜子氣吧!唉，誰能給郭主任提醒提醒就好哩。可惜!可惜!郭主任是有能耐的好莊稼人啊!……”

這樣的貧富分化、階級升降，在傳統的中國社會體制（包括國民黨統治時期）下，就像周而復始的自然規律一樣“正常”；而當今的一些熱衷傳統地主-士紳統治秩序的新儒家信徒們和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信徒們，也都覺得農村社會的這種分化升降乃是鄉土中國的千年“正道”，并且符合自由主義學說之“自由”，所以他們不僅認為貧富分化、階級升降不足為病，甚至進而肯認單靠這種低水平的自然經濟，就可以“開出”一片現代經濟的新天地來。

可是，共產黨新政府不會接受鄉土中國的命運輪回，因為這是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農民支持下建立的“人民共和國”，執政黨不能眼看著剛剛翻身解放的農民再次陷入貧富分化、階級升降的命運輪回，也明白新的“人民共和國”倘若只沿著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老黃歷”原地踏步，那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走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他們充分認識到農村和農業必須進行生產方式的現代性變革，才會有現代的出路并推動整個國家實現現代化。同樣的，廣大的貧苦農民業已在革命戰爭年代和新中國之初的土改-互助運動中經受了考驗、鍛煉和教育，由此在新中國之初的各地都涌現出不少雖然身為窮棒子卻具有新思想的先進農民，他們再也不愿像閏土那樣默默接受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輪回，而企圖在共產黨新政府的支持下改革傳統的生產方式、進行集體創業的嘗試——嘗試一種可以發揮群體合作優勢和規模經營效益并且有利于運用現代耕作技術的生產方式，這既是集體自救也是集體創業。五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就是這樣被逼出來的一種生產方式的創舉，一種經濟制度的創新。互助組和合作社是這項制度創新的兩個階段，《創業史》對此做出了循序漸進、真誠懇切的敘寫。

互助組運動在抗戰時期的解放區就開展了。作為年輕的解放區作家，柳青曾創作了表現解放區互助組運動的長篇小說《種谷記》。在全國解放后的新區，互助組運動繼續推廣，與“活躍借貸”等新政策一起發揮到了穩定農村局面的作用。然而進入1953年，農村互助組的發展卻遇到了很大困難，甚至面臨著解體的危險。這一是因為互助組本來就是一種臨時的救急-救濟措施，所謂能和則合、不和則離，缺乏制度的約束和穩固的向心力。二是因為1953年重新確立了土地產權，農村的富農、富裕中農吃了定心丸，他們擁有充足的生產資料和能力來發展自己，貧苦農民則有可能成為他們再次施加剝削的對象，所以富農、富裕中農不僅不愿與貧下中農“互助”，甚至連“活躍借貸”也不愿再負擔了。至于一些在土改中獲益而發展起來的新中農如郭振山等等，也都忙著個人的發家致富，對互助合作運動漠不關心。在這種情況下，一度有聲有色的互助組就突然失去了發展的后勁。郭振山領導的互助組其實是他精心選擇的，其中并無多少人需要他的幫助，他樂得與兄弟一起忙著自己發家致富，真正窮幫窮的互助組是梁生寶和高增福領導的兩個組。可是，高增福由于自己的拖累大并且他的組織能力也有限，不能有效解決貧困戶的生產-生活問題，甚至于連自家的問題也束手無策，加上富農姚士杰的誘騙和郭振山的不施援手，高增福的互助組被迫解體了。只有梁生寶的互助組堅持下來，雖然其間也有富農姚士杰的破壞、父親梁三的拖后腿、堂兄梁生祿的陽奉陰違，以至王瞎子的退組等等，但梁生寶不為所動，他帶領互助組進山搞副業，切實地解決了勞苦群眾的困難，新稻種的合理密植也獲得顯著的成功，后來又接受了高增福等新成員，進一步發展壯大，靠集體的力量和規模效益，打了一個漂亮的生產翻身仗，水到渠成地成立了燈塔合作社，這個合乎農村實際、效益顯著的制度創舉，從此穩穩地在蛤蟆灘站住了腳跟。

看得出來，互助-合作制度對農民的吸引力，其實并非因為它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先進性”，而歸根結底是因為它在生產經營上有效地幫助貧苦農民走出了困境。農民都是很實際的人，他們不會拿著救命的土地去為政治的光榮冒險，他們之所以加入梁生寶領導的互助組、合作社，當然基于他們對新政府的信任，但更出于他們對自己身邊的互助合作領導人之日積月累的信任。梁生寶也確實值得他們信賴，他的憐貧惜弱、公道善良、犧牲精神和組織能力，是他們眼見為實的事情，所以貧雇農群眾發自衷心地擁護他。就連并不貧困的好中農馮有義也深深被梁生寶所吸引，始終支持他。當梁生寶救助受傷的栓栓，并安慰他不能上工的時候自己割的毛竹就算他割的，馮有義看在眼里、感動在心——

生寶的精神，感動得好心人馮有義瞪起眼睛看他。這個四十多歲的厚敦敦的莊稼人，是個完全可以自己耕作的普通中農。他入這個互助組，只是喜愛生寶這個人。他把入生寶互助組，當做一種對新事物的有意義的試驗。要是失敗了，他也不后悔。生寶的每一次自我犧牲精神，都使有義在互助組更加堅定，對互助組更加熱心。

像梁生寶這樣憐貧惜弱的好人，在舊中國農村就不乏其人，新中國的政治更進一步激發了此類人物的成長，而正因為在他身上集中了傳統的“好人”和新式的“好人”的優秀品質，他的互助組才格外吸引了下堡村最多也最窮的一批群眾，誠所謂人多力量大，并且由于統一安排耕作，也有利于新的農業技術的推廣，加上人民政府派來了技術員韓培生，幫助互助組推行良種化肥和新的耕作技術。結果是，這些最貧窮的農戶終于靠團結互助在生產上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農副業的經濟效益都很顯著，他們從此在蛤蟆灘可以挺直腰桿做人了——

生寶互助組密植的水稻，每畝平均產量六百二十五斤，接近單干戶產量的一倍。組長梁生寶有一畝九分九厘試驗田，畝產九百九十七斤半，差二斤半，就是整整一千斤了。這八戶組員里頭，有五戶是年年要吃活躍借貸糧的窮鬼，現在他們全組自報向國家出售余糧五十石，合一萬二千斤哩。這是活生生的事實——它不長嘴巴，自己會說話的。梁生寶、高增福、馮有萬、任老四、歡喜、馮有義、郭鎖，以及為了熬好名聲爭取將來能當干部而好好“表現”了半年的白占魁，現在都站在大伙面前，大伙可以看見！

由此，貧苦農民在精神上也獲得了翻身。合作社的成功使先前的貧困戶成了蛤蟆灘以至全區最受人矚目的光榮人物，平生第一次獲得了做人的尊嚴。就連最窮的窮棒子任老四，過去一直被人瞧不起，如今也挺直腰桿、揚眉吐氣。當他看到富農姚士杰不愿交余糧的時候，忍無可忍地跳起來要打姚士杰。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事。當然，任老四被人攔住了，他也不是真要打姚士杰，而是借機出口惡氣罷了。如此今非昔比的精神狀態，讓人刮目相看——

任老四卷起袖口，往前擠。大伙把他擋住。顯然，老四太過火了。不過人們知道：他想借這個機會，為姚士杰從娘家那邊引誘素芳熬月子的事，出口氣。大伙驚奇：啊呀！剛剛開始不缺糧了，任老四就變得這樣厲害羅！

任老四的底氣來自于已有效運作的農業合作制度——有組織起來的窮哥們的支持和人民政府做靠山，任老四再也不怕富人的氣焰。這個細節有力地證明，貧苦農民一旦有了地有了糧有了組織，就增添了為人的底氣，完全可以挺直腰桿做人、顯示出不可輕侮的人性尊嚴。

這也正是我至今閱讀《創業史》仍然深受感動的原因——它以真實生動的敘事和深入人心的描寫，表明互助合作作為新中國農村最重要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制度，確是那時農村實際情況逼出來的窮幫窮的制度創新，既是一項順應貧苦農民的迫切要求、能夠解決其生產經營困難的制度善舉，更是一項有利于發揮人多力量大的比較優勢并且更便于發揮現代的規模經營效益和更適應新技術推廣的制度創舉，所以它在五十年代的發展比較順利而且富有成效。

自然，這樣一項制度創新也不可能一帆風順，后來的“大躍進”和“一大二公”的公社化以至于大食堂等等，都顯然冒進了，由此招致了部分地區的嚴重饑荒，這些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幸好到了六十年代初調整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這是比較切合農村實際因而也便于施行的制度安排，所以一直延續到“文革”的結束。在這十多年中，農村借助集體經濟的優勢，大力開展農田水利等基本建設和新的農業技術的推廣，糧食產量穩步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速度并不低，不僅使成倍增長的農村人口基本得以溫飽，而且養活了大量的城市人口，從而保持了國家的穩定——在“文革”最激蕩的年月，正是有賴于農村的穩定供給，整個國家才免于混亂的災難；同時，農村教育和衛生也獲得了空前的改善，干群關系也比較順暢——在嚴厲的政治規訓中受壓抑的乃是干部而非群眾，幾乎沒有干部敢以“官”凌人。而最重要的是，合作化的農業為新中國的工業建設做出了重大的奉獻和貢獻——國家通過糧食統購政策和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不斷將農業的積累轉移到工業部門，這其實是用國家資本主義的統一計劃經濟體制從農業調配資源和資金來支持工業的發展。

就這樣，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新中國終于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成了比較完整的現代經濟體系，但這套經濟體制以及與之配套的政治體制的一切積極勢能也到此發揮殆盡，不可避免地走向物極必反的極端和絕境，尤其是集體主義的經濟效能已近于失效、極端的政治意識形態控制則讓人再難忍受，于是逼出了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之轉型，中國由此邁入了所謂的新時期，這是一個走向務實的改良主義和趨于市場經濟的新時期。所謂改革，當然是對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的問題之改革，但也必須認識到，改革同時也是以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的成就為基礎的，沒有那些成績為基礎，改革與開放從何做起？可是，新時期的歷史反思卻帶動了今是而昨非的思想逆轉。于是五六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被斥為純屬執政黨意識形態的烏托邦實踐，而非因應當時農村實際情況和中國現代化要求而發動的生產方式-經濟制度的革命。在這些論者眼中，八十年代家庭承包的有效性似乎無可懷疑地證明農戶單干承包在五十年代也會同樣有效；他們覺得只要一任小農經濟的自然發展就能夠拯救中國農村并使其自然地走向現代化，合作化完全是多此一舉的擾民之妄舉。連帶而及的，是以《創業史》為代表的反映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小說也面臨著被否定的命運。雖然沒人能完全否認《創業史》的藝術成就，但新時期學界先進都事后諸葛亮地斷言：由于《創業史》為一種錯誤的政治經濟路線唱贊歌，所以它當然是一部令人遺憾的失敗之作。新批評家們毫無耐心和誠意去做實事求是的歷史分析，他們的今是而昨非的批評其實不過沿襲了與時俱進的政治批評習慣，甚至只是一種政治姿態的表演而已。如此新批評，除了見風使舵的政治勢利還有什么？

其實，這世界上并不存在永遠正確的經濟政策和制度安排，一切都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并且任何經濟政策都是有利有弊的，只能權衡利弊、擇要而行，因而時過境遷、與時更新也是必然的事。此誠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所以既不可一成不變，也不必今是而昨非。從更大的歷史視野來看，新中國前三十年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為國家的現代化奠定一個堅實的現代經濟基礎，而當時的困境是“一窮二白”、“人多地少”、“缺乏資金”，為此就必須發揮人多力量大的比較優勢和可以在國家強力體制下統一規劃經濟、集中調配資源的優勢，所以前三十年的工農業政策都趨于集中統一，并且重在發展生產和提高積累以便擴大再生產，而對國民生活消費和用于消費的副業和輕工業的發展則相當節制和約束，這勢必招致人們的不滿，因此執政黨便啟動一系列意識形態措施，諸如斗私批修、反對資本主義和小農自發傾向，提倡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和勤儉節約等等，極力以嚴格的政治意識形態控制，壓制住自由-自發思想的干擾。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制度配合下，新的共和國才得以集中力量、集中資源，在較短時期內比較順利地完成了創建新中國經濟基礎的大業。就此而言，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和六七十年代“隊為基礎”的公社化體制，以及與之相配合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配置，都是有助于推動國家經濟現代化的制度安排，它們也確實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沒有這些，新中國的資本積累和經濟起步，是不可設想的。但如此過于集中統一的制度安排，其積極效能也不可能維持很久，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過于集中統一的積弊已非常明顯，所以才促動了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新時期以來的四十年，中國經濟的總體趨勢就是逐漸松綁開放、積極轉型為市場經濟。到目前為止，這個轉型做得也相當成功，而其成功的前提就是它有前三十年的基礎，同時沒有完全放任“看不見的市場之手”來支配一切，黨國體制仍然堅持對市場經濟的推動、引導和平衡。正惟如此，新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才沒有完全陷入“原始競爭的市場叢林”，也沒有被西方的強勢資本所吞沒。即就農村而言，前三十年合作化-公社化的積累，其實為后來家庭承包制責任制的推行提供了條件——前三十年的艱苦奮斗和集體積累，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科技的推廣，顯著改善了農村的生產條件，所以廣大農民在新時期獲得生產經營自主權后，才有能力有條件從事個體生產并且普遍增長增收，卻沒有導致嚴重的貧富分化。回頭看五十年代初，單干的農民并不都具備這些條件，任由小農經濟“自然”發展、“自由”競爭，只會導致再次的貧富分化和社會關系的惡化，那樣一來，新中國經濟的發展充其量也就是印度那樣的水平，只能是少數富人的現代化和大多數人的貧困。還應注意的是，新時期的中國仍保留了此前合作社-公社的土地公有制，農民只有生產經營權而無土地所有權，這為新時期進一步的工業化、城市化大大節約了社會交易成本，使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更為順暢。

而并非偶然的是，新時期農村經濟的繁榮也只有短短數年，隨著大家庭的分家，各戶可支配的土地減少，大多數農家只夠勉強維持溫飽，卻沒有能力進一步發家致富。于是出現了大量進城的農民工，廣大的中國農民成為工業發展的后備軍，而他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那些失去土地、進城求生的農民之不同，就在于中國還為他們保留著一塊最后的可供耕作救命的土地。而新時期的中國的工業，已成長到可以不再靠剝奪農業而突飛猛進，并可以反哺農業了。

所以，五十年代的合作化及后來的公社化，實乃中國農村以至于整個中國經濟走向現代化的一段必由之路，這條路當然有得有失，而得大于失。我們對其得失利弊自然可以總結反思，但也不必妄自菲薄、今是而昨非。柳青傾情抒寫的《創業史》是值得敬重的經典而非可以任意貶斥的偽典。何況縱使梁生寶們的集體創業半途而廢，那又何損于仁義為公的好人梁生寶呢！當今的一些流行論調，如新儒家鼓吹的地主-鄉紳神話和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個人-市場神話，不過是書呆子的癡人說夢而已，既解決不了也解釋不了當年中國農村的實際問題。

三、體貼入微的心性深度：《創業史》與“人的文學”之轉進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新啟蒙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文學史視野里，“人的文學”被確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唯一正確的方向，解放區文學和十七年的文學則因為是“階級-政治話語”，而統統被斥逐于“人的文學”之外。為什么努力表現工農兵群眾的解放區-十七年文學，算不上“人的文學”？而只有那些把勞動人民寫得非常愚昧落后、缺乏人性自覺的文學如魯迅的小說，和致力于表現“財主底兒女們”如何追求個性解放的文學如巴金的小說、路翎的小說、曹禺的戲劇，以及把鄉下人寫成無不善良美麗風流的快活男女的沈從文小說，才是凸現了知識分子的自我肯定和美學趣味。比如，把農民等下層群眾寫得愚昧落后不覺悟，不正恰好彰顯了知識分子作為“啟蒙者”的先進性和重要性嗎！追求個性解放的“財主底兒女們”之苦悶，不也是同樣出身財主家的作家們及作為小資的學院批評家自身之“苦悶”嗎！所以這“苦悶”也就被肯認為很有“人的價值”和“人的文學”之價值了。至于沈從文筆下善良美麗風流的鄉村快活林男女，其實也是按照知識分子的性趣塑造的，就連所謂革命啟蒙主義作家路翎筆下的一些有“個性”的勞動婦女，如“饑餓的郭素娥”的個性解放之沖動，其實也是按照知識分子的性趣塑造的——郭素娥不就是“卡門”的中國鄉村版嗎？所以她才深受一些革命啟蒙主義批評家的青睞。可是在解放區-十七年的文學里，工農兵群眾不僅不再那么落后不覺悟，倒是在革命政黨的教育鼓動下成了革命和建設的主力軍，其間并沒有給知識分子及其喜好的“啟蒙主義”主張留下權威的位置和發揮的余地；沈從文筆下那些善良美麗風流而無需革命的鄉村快活林男女，當然也不再可能出現于解放區-十七年文學中了，路翎所推崇的郭素娥則顯然被解放區的白毛女所替代。不待說，新啟蒙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偏好的“人的文學”在解放區-十七年文學中是如此地失落，這自然讓他們倍感乏味和失望了，所以解放區-十七年文學被新時期的學界主流打入“非人的文學”之冷宮，也就勢所難免了。看來，知識分子一旦掌握了話語權，也很容易抬舉自己的趣味和偏向啊！

撇開知識階級的趣味、傲慢與偏見，就不難發現，解放區-十七年文學仍走在“人的文學”之路上，并大大拓展了“人的文學”的外延、深化了“人的文學”的內涵。這拓展和深化是伴隨著時代的進步而來的——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人民群眾的解放，“人的解放”不再是抽象的口號而具體落實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了。《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小二黑結婚》等就是解放區“人的文學”的新典范，而作為“十七年文學”杰作的《創業史》，則無疑是“人的文學”在當代中國文學史善的豐碑。當然，柳青乃是接著而非照著“人的文學”傳統而作的，所以《創業史》對“人的文學”的傳統是既有所繼承也有所拓展的。

比如說吧，在《創業史》中也寫到落后農民如王瞎子，他看起來與魯迅筆下的落后不覺悟的農民閏土、阿Q等是同一類人。但柳青是接著而非照著魯迅寫的。魯迅特別強調的是農民精神上的貧困與愚昧，將批判的鋒芒指向封建思想觀念之毒害，以此突出“人的啟蒙”的重要性和優先性——作為新文化先驅的魯迅自上而下地審視農民，顯然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優越感，無形中暴露出啟蒙知識分子在觀察國民性問題上的“唯心論”趨向。柳青當然意識到封建思想影響的嚴重性，但沒有把它強調到仿佛生物遺傳那樣不可抗之地步。長期在農村深入生活的柳青明白，王瞎子的落后保守其實是統治階級強力壓迫和規訓的結果。柳青是帶著同情之心來描寫他的落后性的，而先進農民梁生寶對王瞎子也是諒解的，他一直把王瞎子當長輩來尊重，并無輕侮之念。這與現代啟蒙作家一味貶斥農民落后之態度，可謂迥然有別。

其實，在舊中國農村，大多數受壓迫受剝削的貧苦農民，都仍然保持著“人窮志不短”的人格自尊、不甘被剝削壓迫的反抗心，即使個人無力反抗強權也至少是心有腹誹，并不像魯迅等啟蒙作家所描寫的那樣，一例落后不覺悟到沒有任何人性的自覺，如閏土那樣純屬令人絕望的“沉默的國民的魂靈”，或者像阿Q那樣完全滿足于自欺欺人的精神勝利法。倘若中國的國民性或者說中國農民的人性只是這樣的狀況，那所謂啟蒙就根本無從做起也不會有多大效果，則中國的改造和革命也就毫無希望了——魯迅等啟蒙者就是帶著這樣的“絕望”顯示了自己的深刻。說來，啟蒙知識分子的這種深刻到絕望的國民性批判，與他們所反對的新儒家如梁漱溟所謂“農民好靜不好動”的觀感，倒頗為近似，都是深刻而唯心的皮相之見。按，梁漱溟從事鄉村建設多年而成效不大，1938年初他到延安曾就農民問題與毛澤東展開過一場討論而未定是非。新中國之初，經歷了土改運動的梁漱溟曾有這樣的回憶和反省——

記得1938年1月訪問延安時，毛主席問我作鄉村運動曾感到有什么問題和困難。我開口一句便說：最困難的就是農民好靜不好動。毛主席沒容我講下去，就說：你錯了!農民是要動的；他哪里要靜？我的話自有所為而發，例如：農民對新事物之不感興趣，不大接受，許多事情辦成之后，農民念道它的好處不置，而當其開始時總是怕麻煩，態度消極。對他的話，當時不甚了解，卻亦引起注意。其后讀到《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乃知其所謂。此次參加西南土地改革就更懂得了。在湖南和四川這種地方，農民茹苦郁塞于封建勢力種種壓迫之下，確乎是要動的。北方情形不盡相同，似不能以彼例此。但我頗有省覺于當初我們未能抓住農民真痛真癢所在；抓住他的痛癢而啟發之，他還是要動的。說農民好靜不好動，還是隔膜；彼此還不是一個心。群眾運動的入門訣竅，似要在變自己為群眾。在任何問題上，先不要有自己的意思，除非群眾已經看你是他們的人之一。

事實上，中國的貧苦農民大都不甘屈從不公的命運，始終懷抱著公正的念想、反抗的精神（當然程度和方式是有差別的，并不是每個人的反抗性都很鮮明）和打拼的意志，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而絕非都像逆來順受的閏土自或欺欺人的阿Q那樣缺乏正常的人性反應。

正是有鑒于此，柳青對農民人性的描寫逆轉了啟蒙作家的定式，更富同情的體貼也更多中肯的肯定。比如解放前的郭振山還是個年輕農民，不僅身強力壯而且意志堅強，只是命運不濟，未能發家，但他不甘人后、勇敢反抗的精神，讓他成了蛤蟆灘上貧苦農民的領袖——

解放前，姚士杰在蛤蟆灘為王的年頭，郭振山也不怕他。人們把姚士杰使用的那條渠叫做霸王渠。無論什么時候，只要姓姚的稻地要水，他就理直氣壯把窮佃戶正灌的水口堵了，也沒人敢啃氣。那年夏天，高大的郭振山和強壯的姚士杰，在渠岸草地上扭打起來了。郭振山扭著姚士杰的領口，姚士杰抓著郭振山的布衫，兩個人過了湯河，進了下堡村大廟里頭當時的國民黨鄉公所說理。郭振山的這份大膽，把他變成窮佃戶們崇拜的英雄，因為他滿足了他們藏在內心不敢表達的愿望。

同樣堅強不屈的是梁三和高增福。性格倔強的梁三不幸中年喪妻，家道中落，對生活一度灰心喪氣，可是當他與逃難來的寡母子遇合而重組家庭，再次燃起對生活的希望和豪氣。在婚禮儀式上看到寡婦的眼淚、聽到她體諒的話語，讓中年漢子梁三不禁憐愛交集，情不自禁地生出“一股男性的豪壯氣概”，決心挑戰命運、重建家業。梁三的性格無疑是舊中國大多數農民的人性之真實，他們大都自尊而且堅韌、正直而且仁義，渴望并且也努力地改變生活的現狀和不公的命運，其人性與精神并不比任何先進國的國民卑弱。反觀“五四”新文學先驅及后來啟蒙左翼作家日益刻深的國民性批判與改造之論，固然用心良好，但無不居高臨下、精神至上而不免成為陳義過高、脫離實際的知識“話語”，與農民的真正痛癢關系不大。

中國農民的真正痛癢何在？缺“地”是也，所以抓住了土地問題，就抓了中國最廣大的貧雇農的切膚之痛和最大關切，他們也便會動起來，積極改變自己的命運也積極改造社會的現狀。中共正是敢于抓住這個問題，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開展了土地革命，有力調動了廣大農民參加革命、從根本上改造了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國。分得了土地、翻身解放的貧雇農，其個人的地位今非昔比，人性的尊嚴和做人的氣概也隨之顯著提升。事實上，在解放前縱使勇敢如郭振山的個人反抗，也未能改變他的命運，可是解放后的土改運動卻使他成為全下堡村最杰出的人物——“郭振山在稻地中間的路上走過去，踩得土地都在顫抖。他是蛤蟆灘第一個要緊人。他的熱烈的言詞和大膽的行動，反映著窮佃戶們的渴望土地和生產條件的意志。”曾經兩度創業失敗的梁三老漢，在分得土地之后，也終于有條件再度創業了，他熱切地渴望著重振家業、風風光光地做人。年輕的農村姑娘如改霞等等，也可以大膽追求個人的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了。這一切都表明，中國的土地革命不僅是一場階級革命，也是促進人的解放和人性振興的革命。這后一點，卻被新時期的學術界批評界忽視了。

當然，貧雇農分得土地，也只是他們翻身解放、改變命運的初步。由于地少人多，加上生產能力和條件的不足，單個的貧雇農要在生產上打翻身仗，其實是很難的，返貧賣地的事情也就難免了，并且分散的小農經濟也不可能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基礎。正是這種情況才迫使新中國工農業生產在相當長一個階段，不得不以集體的集中經營為主，農業合作社就是因此而建立起來的。如此徹底地改變千百年來的個體生產經營傳統，這自然不是個小事情，許多農民——包括貧雇農都想不通，尤其是一些比較有生產能力的農戶，就更不情愿了。在蛤蟆灘，最有生產能力的貧雇農就是郭振山家和梁生寶家了。郭振山是下堡村土改運動的積極分子，他分得了村里的最好的土地、家里也有勞力獨自經營，所以對互助組和合作社并不熱心而敷衍應付，雖然他是村里的第一個黨員和代表主任。高增福的互助組快垮了，找郭振山幫助，郭振山卻讓他失望了。柳青這樣描寫高增福對郭振山的感受和對自身困境的憂愁——

他感覺到自己前途茫茫，往后的光景難混了。……郭振山的言詞，他說話的神氣和他的笑，卻表現出他現在已經變富了，不再能體會困難戶的心情了。他再不能象解放初期，特別是土改初期發動貧雇農的時候那樣，對窮苦人說些熱烈的同情話了。這個在村里威望極高的共產黨員的變化，給可憐的高增福精神上增添了負擔。他擔心，象目前的境況，他很難保住他分到的六畝稻地。說什么呢？缺口糧，上稻地的肥料還不知在什么地方。耕畜貸款還在黃堡鎮人民銀行營業所的賬上寫著哩，以后的貸款還輪到他嗎？他想著，要是他家住在下河沿，入了梁生寶的互助組，他也許不會有這一層憂愁。

所以，在農村開展互助合作，其實也意味著對農民心性的考驗和改造以及對其人際關系的改善。不難想見，讓小生產者的農民克服千百年來的小農意識，轉向集體合作生產并承擔共同經營的風險，那自然是很艱難的事，連共產黨員郭振山都不免自私自利而裹足不前，何況他人？在這過程中，梁生寶的繼父梁三老漢的遭遇及其改變，就是很有意趣的例證。

本來，在分得土地后，梁三老漢家是條件不錯的，一則沒什么債務和拖累，二則父子兩個都是種莊稼的好手，還愁不發家嗎？可是，能干的梁生寶卻放棄了個人發家致富的“正事”，整天忙著互助合作的公事，這讓梁三老漢很看不過，老漢還因此受人當眾嘲弄，成了鄉親們眼中的笑柄，梁三老漢只能默默忍受。再看看村代表主任郭振山忙著自己的家業，梁三老漢就更看不過梁生寶的作為了，經常跟生寶慪氣。應該說，梁三老漢的這些反應其實都是人之常情，反映了千百年來農民的習慣心態，也反映了他因為家貧而不被尊重的社會地位。但也正因為梁三老漢是梁生寶的繼父，他的命運也就無法分割地與生寶及其互助組息息相關，他于是就成了生寶互助組的默默關心者，他的思想和心態也不由自主地隨之而漸漸改變。

人是可變的，即使像梁三老漢這樣保守的老農民，也不像現代啟蒙作家所寫的那樣一味保守落后，亦非如新儒家梁漱溟所謂停滯在一成不變的靜止狀態。誠如嚴家炎先生所指出的，“在有些反映互助合作運動的作品中，老一代貧農形象常常只被強調了保守、頑固的一面，”但梁三老漢不是這樣，柳青帶著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寫出了他的轉變過程，深入地“探索了肉體上和精神上能有一塊‘死肉疙瘩’的梁三老漢，毫不放松地抓住他潛藏的哪怕是些微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準確地加以表現。”雖然梁三老漢和梁生寶是繼父子，但二人其實父子情深，所以盡管梁三老漢起初不贊成梁生寶辦互助組，他卻不可能對互助組的成敗漠不關心，并且梁三老漢也是一個善良仁義的老農民，他其實是擔心仁義的生寶能力不夠、幫不了別人反而耽誤了自己。正惟如此，梁三老漢情不自禁地擔憂著兒子的艱難，氣憤著郭振山對互助組的冷漠，焦慮著退組者的壞影響，也暗暗為互助組的進展而欣慰。在這過程中梁三老漢的態度漸漸變了，他暗自承認生寶不惜犧牲自己、帶領貧雇農一塊打拼努力，確是比自己的個人發家致富更有出息、更有魄力的善舉，他也看到了新政府的干部如王書記、盧支書對生寶互助組的積極支持，知道生寶不是一個人在孤軍奮戰，所以也漸漸放下心來——“他的勞動者的善良，他的受過壓迫的心靈，他的被剝削過的痛苦記憶，以及解放三年多來共產黨所做的好事，促使他本能地相信盧支書這番風趣的議論。……他知道，他自己在精神上和王書記、盧支書、生寶他們挨近著哩”。最后，互助組生產大豐收、合作社順利成立，作為生寶繼父的梁三老漢也成了受人尊重的人。他穿著妻兒為他添置的新棉衣走在黃堡鎮大街上，第一次受到鄉鄰們的尊敬、第一次感受到為人的尊嚴。這是很讓人感動的人的文學情景。嚴家炎先生當年的文章準確分析了梁三老漢的心性變化和互助合作的成功給他帶來的人格尊嚴——

從“題敘”到 “結局”，梁三老漢作為老一代貧苦農民的代表，經歷了恰好成為鮮明對照的兩個時代、兩種生活的巨大變化。這是新舊兩個世界——不僅是客觀世界也包括主觀世界——的巨大變化！只要回想一下作品開頭兩章中所寫到的老漢那種生活貧困、地位屈辱、情緒抵觸的狀況，再對比一下結尾時老漢穿起整套新棉衣，在黃堡集上受人尊敬地、以“生活主人的神氣”“莊嚴地走過莊稼人群”這種情景，誰能不為之深探激動。

回頭再看《創業史》的主角梁生寶，作品雖然并未全部完成，這個人物的性格仍在發展中，但可以肯定，第一部中的梁生寶已是一個有血有肉、生動感人的形象。他的感人之處，既與他作為一個自尊、仁義、厚道的農民的優秀品質相關，也與他作為一個優秀的基層黨員的先進思想有關，而這兩個方面其實是緊密相關的——前者正是后者的基礎，后者則是前者的發展。過去的評論比較多的集中于后一方面的主導作用，而相當忽視前一方面的基礎意義。這基礎其實來源于滲透到鄉村農家的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人文主義的良好影響，這影響不分階級而普遍傳播，貧雇農的優秀子弟也會深受濡染，所以在中國的鄉村從來就不乏自幼就學做仁義的“好人”的孩子。事實上，即使在所謂文革動蕩時期，儒家人文主義的優良傳統仍然支撐和維護著鄉村社會的基本秩序——說一句不客氣的話，我的農村大家庭就是一個耕讀傳家、仁義是尚的家族，我自幼也被鄉鄰稱贊為“仁義”的孩子，再看作家王安憶的中篇小說《小鮑莊》所寫的那個在文革中仍然不失為“仁義”的村落，其中最感人的人物正是仁義的小孩撈渣，更無論建國之初的中國鄉村，當然并不乏梁生寶那樣自尊而仁義的青少年了。正因為如此，我少年的時候初讀《創業史》而最感共鳴、最銘感難忘的，即是梁生寶自幼就臨財不茍的骨氣和憐貧惜弱的仁義以及他深藏心頭的對繼父的孝心。待到上大學重讀《創業史》，當然不難理解，努力做“新式的好人”的梁生寶，其實也是曾經努力學做“舊式的好人”的梁生寶之繼續和擴大。事實上，當梁生寶還是個小青年的時候，他的仁義正直的為人，就贏得了窮鄉親的高度信任，以至于老佃戶任老三臨死的時候，苦苦等待著在外躲避兵役的寶娃子而不能瞑目，直到寶娃子趕回來，任老三鄭重地把獨子歡喜托付給他——“他捉住生寶的手以后，重新慢悠悠地說：‘寶娃，我把歡娃托付給你，你關照他。你教他，他，學你的……為人……’”正緣于仁義的心性，梁生寶在土改后雖然最有能力發家致富，卻不忍見條件不好的窮鄰居生產無方、生活困難，于是一本仁義之心、響應新政府號召，舍棄個人發家致富之念，殫心竭慮地領導窮棒子們互助合作，處處體現出對人的善意、關懷和尊重。而關懷人民群眾的共產黨新政府乃是梁生寶背后的精神支持力量，如他對任老四所說——

“整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我背后哩!”生寶非常激動地大聲嚷說，“是我傲嗎?四叔!我梁生寶有啥了不起？梁三老漢他兒。你忘了我是共產黨員嗎？實話說，要不是黨和政府的話，我梁生寶和俺爸種上十來畝稻地，暢暢過日子，過幾年狠狠地剝削你任老四！叫你給我家做活!何必為互助組跑來跑去呢！老四叔，甭老拿舊眼光看新事情吧！你還是和我們一塊實行計劃吧！……”

對貧苦人的關懷，在梁生寶與栓栓素芳夫婦的關系上得到了感人的體現。由于王瞎子的壓抑，栓栓樸厚而愚笨，空有一身好力氣，生產能力弱，日子過得緊巴，梁生寶同情栓栓，吸收他入自己的互助組，帶著他進深山割茅竹搞副業。笨拙的栓栓受傷了，梁生寶趕快施救并且把自己割的茅竹給誤工的栓栓。可是梁生寶的仁義厚道，換來的卻是王瞎子逼迫栓栓退組。更讓人同情和無奈的是栓栓的妻子素芳。素芳原是黃堡鎮上的一個漂亮女子，因受母親的熏陶而早解風情，少女時代就被人引誘懷孕，只能下嫁蛤蟆灘的窮莊稼漢栓栓為妻，卻又“被瞎眼公公唆使著，栓栓已經把她打得喪失了性氣。她沒有勇氣。……什么希望也沒有了。”讓她重新生出希望的是年輕的鄰居梁生寶，她情不自禁地愛上生寶，找生寶示愛，要和他做相好，卻遭到正直不茍的生寶只拒絕。后來素芳到富農姚士杰家里幫傭，被老奸巨猾的姚士杰奸污玩弄。其時正是栓栓在山里受傷的時候。作品于此對栓栓和生寶有這樣的描寫——

生寶心里深深地為他背著的這個人過于老實而難受。栓栓，像一頭牛一樣悶頭做活兒，他永遠也不知道疲勞，好像只是為了做活，才生下他來。他的善良使任何人對他都沒有意見。……這種善良使生寶一遇到栓栓媳婦素芳向他投送秋波，他心里就厭惡透了她。生寶絕不是那樣沒心肝的禽獸，把一個人的善良，當做和這個人的媳婦明來暗往的有利條件。正相反，他把幫助這個軟弱鄰居，當做自己理所當然的義務。他只可惜王瞎子太沒眼，竟然常常教兒子戒備堂堂男子梁生寶……

……

在栓栓的腳跳膿的那些痛苦的黑夜，在山外，正是姚士杰在蛤蟆灘四合院東廂房，和栓栓的媳婦素芳睡覺的時候。而生寶在荒野的苦菜灘的茅棚里，侍候著栓栓，給他按時吃青霉素片，燒開水喝，安慰他，給他講生寶記得的社會發展史，一方面教育他，另一方面分散他的注意力，減輕他疼痛的感覺。

當然，梁生寶對素芳也不是不同情，他自然也明白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政策，但梁生寶不是脫離實際的個性解放論者，他生活在農村，深知拆散一個既成的農民家庭是既不仁義也不人道的事情，何況幫了素芳解放卻會傷害同樣可憐的栓栓，更何況還有頑固的王瞎子，誰干預他的家事，他都會以死相抗的，那會讓整個事情向最壞的方向發展。所以厚道穩重的梁生寶只能不跟這位頑固的老人計較，而勸導素芳耐心等待，等待王瞎子的早死，好在他也活不長了——“可憐的素芳和拴拴，吃盡他的虧了。他要是早些用了他的棺材．俺下河沿的眾鄰居，有辦法叫拴拴和素芳變成恩愛夫妻咯！”——這是梁生寶和鄉親們的衷心期待。

不妨對照著看看富農姚士杰老奸巨滑地玩弄素芳之后的殘忍心態吧——

就這樣，什么人也沒感覺四合院有什么事情發生。就這樣，姚士杰把不幸的素芳，在人不知鬼不覺中，一步比一步更深地拉進又一次悲劇里了。姚士杰也看出：新的社會風氣使妻侄女心中不安，有罪心理使她對堂姑父越來越缺乏熱情，甚至有點駭怕這種非法關系，似乎有點不得已應付他的樣子了。但這有什么要緊，姚士杰斷定：依靠素芳自己被毀損了的心性、意志和力量，她逃不脫他的玩弄……姚士杰想：素芳暫時還沒有勞動者從勞動中培養起來的那種高貴自尊，他還可以把她當破壞生寶互助組的工具。他并不關心素芳這一生的前途怎樣。難道拴拴家庭好壞，能影響他姚士杰的莊稼不愛長嗎?難道能影響他姚士杰的大紅馬不愛吃草嗎？怪事!

雖然并不是所有的地主富農都“為富不仁”，但像姚士杰這樣“為富不仁”者在中國的農村和城市也確實并非個別的存在，所以人的解放也必須與反剝削反壓迫的革命相結合。如此兩相比較，更可見出梁生寶乃是舊式的“好人”和新式的“好人”的綜合體，而他待人的仁義心性和尊重人的生動事例表明，不論是滲透于鄉村農家的儒家仁義為公的精神傳統，還是社會主義的新思想，其實都包含著對人的關懷和尊重，所謂人的解放觀念并非啟蒙主義和自由主義所獨有，而真正把人的解放從觀念落實為社會實踐的，乃正是中國的革命和革命后的新中國建設事業。就此而言，《創業史》的互助合作敘事確是“人的文學”的轉進和拓展。

四、抒情的寫實主義：《創業史》的藝術成就

新時期以來對《創業史》的新論，一般都不否認其藝術成就，但也不乏挑剔其“現代性”或“當代性”不足之論。的確，柳青無疑是一個很“拘泥”的寫實主義作家。他的書寫謹守鄉土中國及其子民們的生活和人性的真實性，絕不放縱想象，也不獵奇斗艷。而縱使柳青是一個持守階級論的作家，他也沒有因此就刻意貶低筆下的地富人物，《創業史》中所寫的地主富農也都是地地道道的關中土財主，如所謂“楊大剝皮”和“呂二細鬼”也者，顧名思義，都是以剝削和克扣佃農“著稱”的土老財；作品中當然也寫了比較有文化有道德的地主富農，如雇傭寶娃子看果園的那位富農，看他那么激賞寶娃子臨財不茍、仁義善良的德性、發自衷心地驚嘆“啊呀！這小子！你長大做啥呀？”這顯然是一個古道熱腸、心性厚道的好富農，足見柳青并沒有因為他是個富農就刻意貶低他的人格，讀者甚至看不到他有什么剝削劣跡。自然，在《創業史》中也有霸道好色的地富如富農姚士杰，但他的霸道也只是在澆水時強勢占先等等、他的好色也只是仗著財勢先是與好吃懶做的白占魁的風騷婆娘翠娥有一手、后來偷偷欺侮老實的栓栓的妻子素芳，并且，精明的姚士杰也很顧家、對自己的老娘和老婆都很尊重和愛護，所以他還是一個具有人性之常的富農。至于柳青傾心描寫的貧雇農們——從干部到群眾，也都無不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本色莊稼人；并且，《創業史》雖然敘寫兩種創業的斗爭，卻沒有后來的《艷陽天》《金光大道》里面激烈的階級沖突，而是嚴守著尋常的“生活故事”之分際來敘述兩種創業的暗暗競爭。至其對關中地理、風俗、習慣和生活細節等，也都是如實而且樸實的敘寫，既沒有匪夷所思的神跡展演，也沒有離奇的魔幻想象。

可是，柳青也絕非一味拘守“鄉土氣”的作家。事實上，在解放區和五十年代的作家中，柳青無疑是文學修養最好的一位，他不僅非常熟悉魯迅、高爾基和蕭洛霍夫等革命作家，而且對俄法經典現實主義文學也知根知底，并且對文學理論的重要問題也有獨立思考，顯現出很高的美學理論素養。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柳青在藝術上也是個特別有心的人，他雖然不屑于獵奇逐異，但也絕不會固步自封，從《種谷記》到《創業史》的藝術進展是很顯著的。

在《種谷記》出版后的座談會上，李健吾的發言就在贊賞中含有批評：“我看這本書很覺費力。……到現在才看完，開始沒有覺得它有小說的興趣，所以不是一口氣看完的。但讀完以后，倒覺得味道很好。……作者一筆不茍，現實主義充滿在這本書中，寫得很踏實，可看出作者很會寫文章。……我覺得作者是用功寫的，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笨，很老實，很穩，像巴爾扎克的小說一樣。”馮雪峰則指出：“這部小說的價值，是在于它把當時共產黨抗日根據地陜北的一個村莊的面貌，介紹給我們，介紹得非常精確和非常詳細。……譬如寫人物，王克儉不用說了，一切都是照這個人物原來賦有的樣子，不加改易地加以十分周到的分析和描寫的；就是王加扶，這個農會主任，也是照他原來的樣子，不會有什么‘增加’。其他的人物，也都一樣。總之，這書中的人，以及事，我覺得都是不曾被典型化的人，以及事。這些人和這些事，使我們覺得不但真實，并且真實到非常精確的地步”。葉以群則認為：“作者對作品中的人物是熟悉的，只是因為調查而來的真實材料太多，著筆時難以割舍。因此，反為素材所拘，而致重點不夠突出，全體看起來，就覺得缺乏熱情，缺乏高潮，沒有蓬勃的力量了。這一點，與其說像巴爾扎克，不如說像左拉。” 這些評論都肯定了柳青在創作中對真實性的可貴追求，但同時也都指出了作者被素材的真實性所拘束，真實到精確瑣碎的地步，而在藝術上不夠典型化、缺乏感情的投入，使藝術的現實主義流于自然主義之缺點。而造成這種藝術缺點的根本原因，乃是因為其時年輕的柳青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下到農村擔任基層干部，自己深感孤獨苦悶，與農民還很隔膜，他還是一個旁觀者而沒有真正投入進去。

新中國建立后，柳青不僅是一個更為成熟的作家，而且也是一個優秀的農村干部——他自請下放到長安縣擔任負責農業互助合作的縣委副書記，他每天奔走在各個鄉村，完全與農民和農村干部打成一片，成為新中國農村創業的積極領導者和熱情參與者，他對當時中國農村的社會實際和貧雇農的要求非常了解，所以能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努力幫助他們在生產經營上翻身，長安縣的幾個互助組與合作社的成功，都傾注了他的熱情與心血。柳青由此積累起來的生活經驗乃是切身的生命體驗、由此投入的感情是發自衷心的熱情關懷。這使他在創作《創業史》時，不僅具備了他人難以比擬的豐厚生活經驗，而且情不自禁地投入了深厚的感情。正是這樣的生活基礎與感情基礎，讓柳青克服了《種谷記》的自然主義寫實之缺點，而賦予了《創業史》以厚重充沛的抒情寫實主義的藝術風貌，給人煥然一新的美感。

抒情的寫實主義，在《創業史》的第一部里有多方面的出色表現，成就非同一般。

柳青首先面對的藝術難題是如何給他所要描寫的鄉村生活安排一個恰當的敘事結構。本來，鄉村生活既紛繁復雜而又散亂瑣碎，一般情況下少有可觀可講的故事，并且因為是和平建設時期的鄉村生活，更缺乏戲劇性或傳奇性的故事。事實上，正由于鄉村生活的瑣碎散漫、缺乏戲劇性的“故事”，所以從魯迅到沙汀以至丁玲的鄉村中國敘事，讀起來都有些沉悶之感。《創業史》剛出版時，也有評論以柳青沒有寫出“激烈的階級沖突”為憾，殊不知那時的鄉村生活本身就沒有“激烈的階級沖突”，稍后出版的陳登科的《風雷》和浩然的《艷陽天》倒是頗富戲劇性性的故事以至“激烈的階級斗爭”，但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背景下的產物。深諳農村實際的柳青明白，在土改運動過后致力于生產建設的新中國農村，激烈的階級斗爭顯然過去了，并且農村人彼此都是鄉里鄉親，縱使有矛盾也只是暗暗較勁，而盡可能避免顯而易見的斗爭形態，此所以柳青在《創業史》里不無調侃地描寫村代表主任郭振山在土改運動過去后悵然若失、流氓無產者白占魁對不再“搞運動”頗感失落。當然，柳青也看得很分明：互助合作作為一種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其萌生和發展雖然是和平進行的，卻不可能躲開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之質疑與抵制——在新舊兩種不同的“創業”方式也即兩種不同生產-生活方式之間必然有暗暗的較勁。這“暗暗的較勁”幾乎勾連著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各色種人等、涉及農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誠所謂暗潮涌動、涉及深廣而又波瀾不驚、渾若無事——不脫鄉村社會生活之“平靜無大事”的常態。柳青敏銳地意識到，如此等等的“暗暗較勁”，既使樸素的鄉村生活有“故事”可講，也使“故事”富于社會的意義、人性的深度和生活的趣味。正惟如此，柳青在《創業史》的創作中便緊緊地抓住鄉村社會各階層人物圍繞互助合作運動而頻發的“暗暗的較勁”，使之成為這部“生活故事”的主導敘事脈絡，從而賦予全書以整體性的敘事結構和有張有弛的敘事節奏。全書的敘事因此綱舉目張而張弛有序——開卷的“題敘”氣勢不凡，發凡起例，埋下了兩種“創業”之比較與較勁的頭緒，也預示著后來的暗暗較勁之焦點，隨后各章的敘事則分頭敘說、有機地穿插交織成有序的序列，顯得有條不紊而又起伏有致、生動有趣而又把控有度。如此精心選擇“暗暗的較勁”作為敘事焦點來結構全書，恰當把控故事講述的情感幅度和藝術想象的情理限度，這是很難得的藝術成就。并且，長期扎根農村拉近了柳青與農民的情感距離，他對貧雇農充滿感情和關愛，即使對地主富農也帶著有同情的理解，同樣把他們當作可以理解的人來寫，而非“非人”的“敵人”來刻意貶斥，此所以《創業史》的敘事不是冷峻的客觀描寫，而是帶著體貼入微的感情溫度，具有耐人尋味的情理深度。這使它在藝術上不僅超越了作者此前的《種谷記》紀實性寫實的“客觀性”，而且比魯迅、沙汀和丁玲的鄉村敘事更生動有味、感情飽滿，也避免了后來陳登科的《風雷》、浩然的《艷陽天》刻意強化矛盾沖突的造作感。

同時，柳青充分認識到，互助合作作為一種新的生產-生活方式之開展，必然深刻地觸發和推動著農民的精神和心理發生變化，所以他的《創業史》的創作抱負就是要“著重表現這一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見該書“出版說明”）。這個抱負獲得了顯著的成功——《創業史》在刻畫鄉村人物時把社會分析與心理分析融為一體，既超越了既往的現代鄉土文學缺乏心理分析的感性書寫之印象性，也校正了現代海派小說抽去了社會性的變態心理分析之獵奇性，而發展出一種富有社會性的心理分析，對農村各種人物的描寫頗富心理-情感的深度，而又給人自然中肯、毫無勉強之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在這方面，柳青顯然創造性地借鑒了他所熟悉的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如托爾斯泰等人所擅長的“心靈辯證法”，特別注重揭示農村各階層人物在生產-生活方式變革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這是一種兼顧人的社會性和個人性的心理描寫，其豐富的蘊含，比諸醉心弗洛伊德的海派小說之純生物學-人本性的心理分析，無疑更富社會的意味也更合人情之常。

《創業史》對梁三老漢和梁生寶父子的心理刻畫是很有名的，此處就別舉兩個例子吧。

例如對“落后農民”王瞎子的“落后心理”之分析，就相當深入地揭示出統治階級利用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法”壓迫農民，同時也利用了農民“人窮志不短、偷盜最沒臉”的人格自尊，恩威并用，把青年農民王二規訓成了一個死心塌地謹守“王法”的良民——

光緒二十六年，渭河邊王家堡子的年輕長工王二，偷了財東的莊稼，被送到華陰知縣衙門去了。差人們在大堂前，當著多少長袍短褂的體面人，在大白天褪下他的莊稼人老粗布褲子，儀式隆重地數著數，用板子打他赤裸難看的屁股……淚流滿面的長工王二，用哽咽的聲音保證：只要他在世上活著，他永輩子也不會白拿財東家的一根禾柴了。他被“恩寬”了，……羞愧難當的小伙子啊，多少日子不好意思在村里露面，好像地老鼠一樣，不敢見人。肉體上的創傷很快地好了，精神上的創傷是不是要延續到生命的終結呢？……小伙子王二還是背起行李卷，含淚辭別了哥嫂，開始了流浪生活。他留言說：他將在關中道隨便什么他中意的地方，落腳做莊稼，重新做人，當皇上的忠實愚民。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九，王二路經蛤蟆灘，果真不走了，成了梁三他爹的鄰居和好朋友了。

……

在清朝已經被損毀了靈魂，可憐老漢眼睛失明以后，才有了充分時間檢查他一生的得失了。他感謝皇上的代表——知縣老爺那八十大板。他自認一生是“問心無愧”的，對得起一切皇上、統治者和財東。他沒有吝惜過體力，沒有拖欠過官糧租稅，沒有竊取過財東家的一個莊稼穗子。沒有!直杠王二的行為“經得天地，見得鬼神”!

……

不識字的前清老漢，喜歡經常對民國年出生的莊稼人，講解“天官賜福”四個字的深刻含意。這是莊稼人過年常貼的對聯的門楣，但粗心的莊稼人貼只管貼，并不仔細琢磨它的精神實質。年輕時受過刺激的王二直杠，把這四個字，當做天經地義。他認為：老天和官家是無上權威，人都應當聽任天官的安排，不可以違拗。家產和子女，都是老天和官家的賞賜，莊稼人只須老老實實做活兒就對了，不可強求。“小心招禍!啊!”

正是這種規訓而來的心理定式，使王瞎子從心里佩服和尊敬富人，整天想著如何巴結富農結姚士杰，終于逼迫兒子兒媳傍上姚士杰，無形中毀壞了兒子兒媳的生活，卻對窮人的互助生產很不信任，總擔心兒子栓栓跟著梁生寶吃了虧，對梁生寶充滿了猜忌心理。柳青對青年農民王二變成王瞎子的精神蛻變過程之刻畫、對王瞎子保守心理之揭示，比魯迅對老輩保守農民的描寫更切近生活真實。尤其是對王瞎子矛盾人格的辯證分析，真是切中肯綮的準確、耐人尋味的深刻——他頑固謹守“王法”卻又懷抱著堅定不移“重新做人”的自尊，絕不像阿Q那樣自輕自賤。如此精彩的揭示來源于經濟-階級分析與人性-心理分析的深度融合。

再如當一些人因為怕失去剛得到的副業收益而想退出互助組的時候，兵痞二流子白占魁卻主動找上門來要求加入互助組。這讓梁生寶迎拒兩難，不免引起他的一番心理波動——

“人當然不是好莊稼人。有點二流子氣，不是勤儉節約的過日子人。婆娘也是一路子貨喀!可是，白占魁力氣是有，大伙逼住他于，是能做活的人。他不是不能做活。再說，現時是勞動生產的社會風氣，他大約看見‘流’下去沒前途吧!看樣子，聽口音，這回是下了決心!二次土改等不上了，下決心好好勞動過日子……”生寶在推獨輪車過黃堡大橋的時候，這樣自思自量，并且獨自笑著。過了橋，在馬路上順著一行白楊樹影，推獨輪車向西走著，生寶繼續思量：“這個家伙說話蠻占理，把我說得沒話支應。互助組是有改造二流子的任務嘛。有這話!我記得清清楚楚，有這話!說這是互助組對社會負擔的義務，說要主動地吸收二流子人組，互助組不能不要他們。說要是大伙都不要，都怕麻煩，那么，社會上的這么些人，誰又來改造他們呢?看情形，我還是應該收下這個家伙……哎呀!我走到哪里去了?”生寶思量著，在岔道口忘了拐彎，向峪口鎮走去了。折轉回來，拐過彎，他在田間小路上推獨輪車向北走著，又思量起來。“這個家伙比王瞎子怎樣呢?不比王瞎子沒辦法嘛!實在!他有好吃懶做的一方面，也有膽大敢干新事情的一方面。我互助組把白占魁有辦法治沒辦法治呢?有辦法治他!有萬、歡喜、老四，現在又有了增福!一個鬼刮不起妖風．要一群鬼才能刮起妖風!不敢收白占魁，太沒共產黨員的氣魄!難道退出去兩戶，我就膽小怕事成這樣了嗎?……”生寶想著想著，身上來了股子勁，腳步使勁了。“鬼!不敢收你白占魁，還想改造全社會嗎?收!堅決收!收下你，郭鎖也尋不下對象合伙買牛了。我互助組退了兩戶，收了兩戶。毫毛也沒動了一根。八戶還是八戶!就是這主意!”

面對一個二流子的入組要求，梁生寶有所猶豫是很自然的事，這體現出他為人持重、慎重從事的性格，而最終又決定吸收白占魁入組，則不僅顯示出一個年輕的互助合作帶頭人敢于任事的氣魄，而且展現出一個優秀共產黨員敢于在新社會里改造人的理想主義精神。

令人嘆賞的還有《創業史》的文學語言。這是一種生動剛健而又溫潤有情的文學語言。生動剛健的一面來自對西北農民性格的體會及對其生活語言的采擷，如口吻畢肖的對話，敘說風俗的語言，都很生動傳神；溫潤有情的一面則表現為夾敘夾議的敘述語言，往往攜帶著情感的溫度和抒情的情調，那情調或慷慨抒敘或溫情節制，恰當地配合著敘事的具體情境。這兩個方面各司其職、糅合交織。前一面的典型文例，如“題敘”以陜西饑餓史上有名的民國十八年大饑荒起筆，引出了中年喪妻的關中漢子梁三與逃難而來的生寶母子的遇合——

兩只瘦骨嶙峋的長手，親呢地撫摸著站在她身前寸步不離娘的寶娃的頭，王氏婦人的眼光，帶著善良、賢惠和堅定的神情，落在梁三刮過不久的有了皺痕的臉上。

“我說，寶娃他叔!這是餓死人的年頭嘛，你何必這么破費呢?只要你日后待我娃好，有這婚書，沒這婚書，都一樣嘛。千苦萬苦，只為我娃……長大……成人……”

她哽咽了，說不成聲了。她用干癟的手扯住袖口揩眼淚了。

所有的人都凄然低下了頭，不忍心看她悲慘的樣子。一股男性的豪壯氣概，這時從梁三心中涌了上來。在這兩個寡母幼子面前，他突然覺得自己是世界上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咱娃！”梁三斬釘截鐵地大聲改正，“往后再甭‘你娃’‘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這話！……”

……

……常常要等梁三帶回來糧食，女人才能做飯；但是她不嫌他窮，她喜歡他心眼好，憐愛孩子，并且倔強得脖子鐵硬，不肯在艱難中服軟。這對后婚的夫妻既不吵嘴，也不憋氣。他們操勞著，忍耐著，把希望寄托在將來。鄰居老任家有人曾經在晚飯后，溜到那草棚屋的土墻外邊，從那小小的擋著枯樹枝的后窗口偷聽過：除了梁三疲勞的嘆息，就是兩口子談論為了他們的老年和為了寶娃，說什么他們也得創家立業。……

這樣的敘述語言剛柔相濟，恰如其分表現了一對半路相逢、相依為命的農民夫婦的忠厚性情和堅韌性格。后一面的典型文例，如梁生寶要帶領互助組的成員到深山割茅竹了，“知父莫若子”，他明白繼父雖然和自己鬧別扭，但心里其實關心著自己和互助組，如今繼父聽了盧支書的話、思想轉彎了，他更要在行前和爹爹說說話，讓老人放心——

生寶要進馬棚去看看爹。媽拉住他的夾襖袖子。

“你甭去。”

“怎?”

“他難受。你要離家一個月，他替你擔一份心。他囑咐俺：等你回來告訴你，甭驚動他。他說：他獨獨在馬棚里睡到天明，你已經不在家了。他說，他看見你要走，心里說不出的滋味。你就甭惹他難受吧!你忙你的事情去，俺娘倆招呼了他哩!”

多么令人心動的父子感情啊!生寶不聽媽的話，他一定要進去看看他爹。他要對老人說些孝敬的話，說些有政治思想意義的話，使老人不要替他擔心。

生寶強走進馬棚，秀蘭在馬棚門口看著。

老人睡在小炕上，臉朝著泥墻。生寶走近小炕邊，輕輕叫了兩聲：“爹!爹!”

老人不做聲。

“爹!爹!”生寶又叫，輕輕推了推。

老人扭過皺紋臉來，睜開眼睛。靈活的眼神表明：他并沒睡覺。

“領得進山證哩?”

“領得哩。”

“啥啥都預備好哩?”

“都預備好哩。”

“那么你去，我不阻擋你。你活你的大人，我膽小莊稼人不擋路。但愿你把人手，都歡溜溜地領

出山來，謝天謝地。就是這話!”

“爹!你起來，我想和你說幾句家務話哩。”

“和你媽說去。我心里頭煩，聽不進去。就是這話!”

生寶知道他爹的執拗性子，放棄了談話的意圖，心情很愉快地退了出來。

父子倆的交心話雖然言語不多、彼此卻心領神會，這既符合梁三和梁生寶父子相知甚深、不在話多的緘默性格，同時也點染出父子間相互關情而又欲說還休的深情。應該說，上述兩方面的語言特點交相為用，貫穿了《創業史》的全書，使作品的敘事既內含著感情的溫度又別具節制內斂的含蓄之美，體現出溫柔敦厚的民族性格和含而不露的美學風貌。

不少評論家和學者早已注意到《創業史》把人物的感情以至心理活動自然而然融入敘述語言的特點。當年的日本學者也很關注《創業史》的這種語言特點，姑稱之為“直接語法”，他們為此寫信向柳青討教。柳青于1963年10月9日回信坦承自己這樣使用語言的緣由——

先生們所說的“直接語法”，我以為仍然是屬于采取人物的角度描寫行動和場景的一種表現手法。不過，有點不同的是，人物的思維、感覺和感情，我除了用文學語言反映人物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意外，常常把人物自己的口語直接寫出來了。人物見到的、想到的和體驗到的事物，在中國的現實主義的古典小說中，多用人物的對話（包括內心獨白）的生活語言間接引用的表現手法；在西方的現實主義小說中，多用文學語言的場景描寫和心理分析的表現手法。愚見以為：從頭至尾的對話和內心獨白的生活語言不免給讀者語法單一的感覺。對話、場景描寫和心理分析配合起來，顯然使讀者感覺到語言變化多一些；但文學語言的場景描寫和心理分析如果太多、太長，又不免減少了動的情態，給讀者太慢的感覺。我這回試用了這樣一種手法：敘述和描寫一方面不放棄用作者的文學語言反映人物的思想和人物的感情；另一方面接受口語傳神的中國傳統，直接引用人物的口語。這就是全書中每個章節里常見到的：人物的內心獨白不加引號，與文學語言的敘述和描寫連接在一起，構成整段文字，給讀者的感覺好像不是通過作者的文字發出來的思想和感情，而是從人物直接發出來的思想和感情。先生們把這叫做“直接語法”或“直接表達感情的語法”，我想是可以的。我以前寫的小說沒有用過這種表現手法，也是事實。

這其實不僅是一種語言特點，而是整個《創業史》的藝術特點：全書的寫人和敘事，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人物的感情和心理活動，加上作者從具體情境生發而出的抒情議論，共同構成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抒情的寫實主義”的敘事風范，它與中國古典小說和西方近代現實主義小說的主客分立敘事傳統迥然有別，鮮明地標志著寫實主義在當代中國文學中的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