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國家圖書館（國家典籍博物館）主辦，上海南匯博物館協辦的“赤子的世界——傅雷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展”在北大紅樓開展。展現出了翻譯巨匠、作家、藝術理論家、教育家傅雷的生平經歷，并介紹了他的翻譯作品。

傅雷（1908——1966）字怒安，一生翻譯了三十四部外國文藝名著，把法國作家伏爾泰、巴爾扎克、梅里美、丹納、羅曼·羅蘭的重要作品介紹給了中國讀者。以“赤子”二字概括其人似乎特別合適：對人真誠、做事認真，代表著他的赤誠，亦貫穿傅雷一生。去世后，傅雷的墓志銘也是“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本期，記者采訪了“赤子的世界”策展人、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孫俊，了解赤子傅雷的世界。

1 受表兄影響赴法國充盈自己

何謂“赤子”？是對家國前途的深切思考，還是對工作的極度認真？抑或是為朋友而殫精竭慮，還有可能是對孩子的諄諄教誨？當這些品質融于一身，這些際遇都由一人經歷，這個人便可說是赤子了。對于翻譯家傅雷，赤子是一種品質，也是貫徹他一生的態度：童年頑劣，青壯年時對自己的工作極端認真，又為朋友之作費盡心思，未老之時又決然離去——傅雷就是一位赤子。

“赤子的世界”策展人、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孫俊為記者介紹了赤子傅雷的故事：

年少時，傅雷身上就有一股子不愿將就的“真”。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江蘇省南匯縣周浦鎮漁潭鄉西（今上海市浦東新區）。族中長者以其出生時哭聲震天，據《孟子》“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取名“怒安”。其父傅鵬飛本是周浦鎮楊潔女校的教師，在辛亥革命期間為土豪劣紳誣陷入獄，出獄后以含冤未雪而抑郁病故，年僅二十四歲。母親李欲振在父親含冤期間為洗冤出外奔走，兩弟一妹無人照看，相繼夭折。父親喪事畢，為使傅雷受到良好教育，母親攜傅雷搬至有“小上海”之稱的周浦鎮。

年少的傅雷便有熱血，參加過學生運動。五四運動爆發后，傅雷母親受新思潮影響，將其送到小學讀書。傅雷11歲時入南匯縣立第三公學（后改為周浦鎮小學）。12歲轉入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原名南洋公學）附小讀四年級，一年后因頑劣被開除。1921年，傅雷進入徐匯公學讀至中學一年級，之后因反宗教被開除。同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中，參加五卅運動。1927年因參與驅逐大同大學校長胡敦復的反學閥運動而有被捕的危險，母親敦促其回家以避險。

直到1927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學，之后不久又覺得這里學風不好。故而在留法勤工儉學歸來的表兄顧侖布影響下打算自費留學法國。行前，傅雷與戀人朱梅馥訂婚。從傅雷赴法國留學的原因上也不難看出他作為一個赤子的單純動機。傅雷在其《法行通信》中記載了他赴法留學途中以及抵法初期的所見所感。《法行通信》共16封。孫俊說，2008年國家圖書館舉辦過“潔白的豐碑——紀念傅雷百年誕辰展覽”，當時大家還認為《法行通信》只有15封，后來有學者發現了第16封書信，此次展覽也吸納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法行通信·離愁別夢》中傅雷這樣述說自己赴法的動機：“我此次的赴法，逃避煩悶固然是個大原因，但我之所謂煩悶者，其成分恐怕與福祺的有些不同。因為我的煩悶中，細細地分析起來，還是讀書的煩悶、追求人生的煩悶居多。我曾好幾次想過：我數年來頹廢生涯，應該告一結束了。空洞的頭腦應該使它充實些了。這樣我才發了赴法的宏愿的。”

實際上，傅雷的母親起初并不同意傅雷只身赴法學習，還是傅雷較為開明的姑母傅儀與表兄顧侖布一起說服了母親同意傅雷出國。表兄對自己的“啟迪”也讓傅雷銘記于心，1961年6月26日，在給傅聰的家書中，傅雷寫道：“侖布伯伯要的東西也別忘了，我當年去法國全是受了侖布伯伯的影響與感染，事實上也得到他很大幫助，否則你祖母不肯讓我走的，尤其是只身遠行。”

從信中不難看出，行前的傅雷希望能夠在法國充實自己“空洞的頭腦”，實際他也是這樣做的。到達法國后，傅雷先是住在小鎮貝底埃補習法語，之后于1928年9月考入巴黎大學文科，主修文藝理論，同時在巴黎盧佛美術史學校聽課。在法期間，他結識了赴法深造的畫家劉抗、來到歐洲考察美術的劉海粟等人。由于意氣相投，幾人經常同游藝術館、畫廊、歌劇院、音樂廳等地。在藝術氛圍的熏染之下，傅雷養成了獨到的藝術品位和鑒賞力，這也為他日后成為文藝批評家與涉獵廣博的翻譯家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傅雷更是燃起了求學報國的思緒，他在《法行通信·來到這靜寂的鄉間》中這樣寫道：“（留學生）你們實際的能力，也要大大影響于未來的中國的！看，這是我們的將來！……一方面還是希望我們的同學們，醒悟一些，早早回頭，想想我們的將來，想想世界上還有一塊爛肉，我們一切親愛的人們，便在這塊爛肉上，受著蠅蛆的叮！……希望我能好好地，警策一下，努力一下，將來能勿自淪落，仍以今日的面目與諸親友相見！”3年之后，傅雷學成歸國，應劉海粟之邀任教于上海美術專科學校。

2 真誠對待朋友及其作品

在上海美專任教期間，傅雷教授美術史、藝術論、名家畫傳及法文，同時兼任校長辦公室秘書主任。1932年，傅雷辭去主任職務專心教學。同一年，傅雷同劉海粟、王濟遠、張弦、倪貽德等美專老師組織成立摩社，希望能夠弘揚固有文化，表現時代精神。同時創辦社刊《藝術旬刊》，可謂當時中國最具先鋒色彩的藝術雜志。

傅雷在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中外藝術的譯作和評論文章，他一直將自己視作藝術評論家。傅雷次子傅敏在一次接受翻譯家金圣華的采訪時說過，傅雷回國時給錢鐘書的名片上印的就是“藝術評論家”。傅雷從法國求學開始就走的是評論家的路子，而不像別人那樣，學畫不成變成畫評家，學音樂不成變成樂評家。雖然不會唱也不會畫，但是傅雷很懂繪畫與音樂。

1933年，傅雷因母親病故辭職，他并沒有因為辭職而忘卻老朋友，1936年8月，傅雷的好友、畫家張弦亡故，傅雷與劉抗等人積極籌備張弦“繪畫遺作展覽會”，并發表悼念文章《我們已失去了憑藉》。

傅雷與著名畫家黃賓虹還是忘年交，黃賓虹也曾說過：“傅雷是我平生一大知己。”1943年春，傅雷在表妹、黃賓虹弟子顧飛家中見到黃賓虹山水畫冊，當下心甚喜愛，并于5月25日發出了給黃賓虹的第一封信函，自此二人成為忘年交，書信不斷。

黃賓虹創作宏富，但在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從未舉辦過個人畫展。1942年傅雷和裘柱常、顧飛等人聯合發出倡議，為黃賓虹舉辦一次紀念畫展。正困居北平的黃賓虹得到這一信息后，十分欣慰并積極響應。翌年，“黃賓虹八秩誕辰書畫展覽會”在上海開幕。畫展期間，傅雷幾乎天天來到會場，處理事務性工作，并組織刊印了《黃賓虹先生山水畫冊》，撰文《觀畫答客問》，推介黃賓虹作品。

中國新音樂先驅、音樂家譚小麟（1912-1948）同樣是傅雷的好朋友。譚小麟1939年留美，先后入歐柏林大學音樂學院、耶魯大學音樂學院學習。1948年8月1日病逝于上海。9月，傅雷、沈知白、裘復生等譚氏生前好友集議成立“遺作保管委員會”，決定整理并印行譚氏遺作，舉辦遺作演出音樂會，灌制部分作品唱片。客觀原因所限，委員會僅完成整理作品及抄譜工作。1949年冬，傅雷得到了譚小麟的原作手稿及抄譜，并且妥善保管。傅雷還曾上書陳毅、周揚等人，為譚小麟作品尋求演出機會。

1961年10月28日，傅雷上書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夏衍，請求與北京圖書館聯系譚氏作品保存事宜。經復函同意，1961年11月26日傅雷用雙掛號將文獻寄達北圖，譚氏作品從此得到妥善保存。

傅雷還在家書中專門同傅聰提過這件事：“從周氏消息我連帶想起譚伯伯的作品存在我家已久，近來年事日增，體弱多病，益感責任重大，擬于短時間內與文化部夏公函商，請其先向國立北京圖書館接洽，將譚氏作品及有關文件全部送去保存。按作家文稿樂譜由國家圖書館保管，原為各國通例，想必不致拒絕。譚伯伯‘歌曲’藍圖曬印稿，你在波蘭時曾有一份，不知下落如何？前人手澤能在國外推廣也是你做后輩的應盡義務。”傅雷在后來的另一封信上還提到過“上星期日李志曙在音分院‘經常音樂會’中唱了《彭浪磯》與《正氣歌》（此二首均為譚小麟作品），節目單上并有作者介紹。可惜我事前不知，未去聽”，足見傅雷一直記掛著好友的作品。

3 “永遠在追求完美”

翻譯巨匠傅雷的翻譯生涯從1931年就開始了：上海美專因“一·二八”事變爆發而停課半年，期間傅雷的留法同學王子貫介紹傅雷擔任哈瓦斯通訊社（法新社前身）的筆譯工作。1933年9月，傅雷自費出版法國新聞記者菲列伯·蘇卜的《夏洛外傳》，這是傅雷生平出版的第一部譯著。1934年，傅雷譯畢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名人傳》中的《彌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并與羅曼·羅蘭通信、互贈照片。

在給羅曼·羅蘭的信中傅雷這樣介紹自己：“曩者，年方弱冠，極感苦悶，賈舟赴法，迅即篤嗜夏朵勃里昂、盧梭與拉馬丁輩之作品。其時頗受浪漫派文學感染，神經亦復衰弱，不知如何遣此人生。無論漫游瑞士，抑小住比國修院，均未能平復狂躁之情緒。偶讀尊作《貝多芬傳》，讀罷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燭照，頓獲新生之力，自此奇跡般突然振作。此實余性靈生活中之大事。爾后，又得拜讀《彌蓋朗琪羅傳》與《托爾斯泰傳》，受益良多。”

在翻譯《貝多芬傳》之后，傅雷撰文《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這樣寫道：“耳聾，對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滅，對音樂家是整個世界的死滅。整個的世界死滅了而貝多芬不曾死！并且他還重造那已經死滅的世界，重造印象的王國，不但為他自己，而且為著人類，為著‘可憐的人類！’這樣一種超生和創造的力，只有自然界里那種無名的，原始的力可以相比。在死亡包裹著一切的大沙漠中間，唯有自然的力才能給你一片水草！”1935至1936年，傅雷相繼翻譯出版了法國作家莫羅阿的《人生五大問題》、《戀愛與犧牲》、《服爾德傳》（服爾德是傅雷對法國作家伏爾泰的譯名）。

傅雷一生翻譯了諸多作品，評論家對其譯作贊譽有加。傅雷在翻譯的過程中經常是改了又改：傅雷在翻譯《都爾的本堂神甫》時，經過數次修改產生了初譯稿、修改稿、定稿，這三個版本上面分別又有修改，其實可以算作六個版本。傅雷曾說過：“譯書的標準應當是這樣：假設原作者是精通中國文字的，譯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創作。”知悉如此想法便能理解傅雷為何會對自己的譯作反復修改。

傅雷也曾在家書中這樣寫道：“我的工作愈來愈吃力。初譯稿每天譯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謄清后），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幾等重譯。而改來改去還是不滿意（線條太硬，棱角凸出，色彩太單調等等）。改稿謄清后（即第三稿）還得改一次。等到書印出了，看看仍有不少毛病。”好的翻譯者就是這樣，總是在不斷地修改之中追求完美，正如傅敏曾經對金圣華說過的那樣，傅雷“永遠在追求perfect（完美）”。

在全面抗戰期間，傅雷仍然堅持翻譯，他將翻譯作為抗戰的特殊武器，希望通過譯介外國優秀作品，拓展中國人民的精神視野，啟迪民智，給困境中的人們增加勇氣和信心。這一時期，傅雷的譯作有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英國羅素《幸福之路》、法國杜哈曼《文明》、巴爾扎克的《亞爾培·薩伐龍》和《高老頭》等，并重譯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

傅雷在《翻譯經驗點滴》中這樣闡述自己的翻譯觀：“因為文學家是解剖社會的醫生，挖掘靈魂的探險家，悲天憐人的宗教家，熱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誠，像科學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頑強。”

傅雷還曾擔任過文物保管部門的職位。1935年，傅雷應美術理論家滕固之邀，赴南京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登記科科長，在四個月任期內，積極建言獻策，并參與編譯《各國古物保管法規匯編》。1936年11月，再應滕固之請，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專員的名義，前往洛陽考察龍門石窟，研究保管問題。

傅雷在寫給劉抗、邦干、瑤章的信中介紹了自己進行文物保管工作時的狀況：“此刻只剩我和一個科員……而且調查龍門的工作十分繁重，要攝影，要測量，要繪圖，要記述，要考據。石窟共有一二十個，長半里余；每窟內有造像十余至七八十不等。以后我們出發工作時，將住在龍門，一連做六七天的工作，再回城整理材料，略事休息。這樣循環不已的工作，大概要做到舊歷年底。”

4 熱情洋溢而又嚴謹縝密

《傅雷家書》幾乎是每個人提起傅雷的第一反應。1954年，傅聰應波蘭政府邀請，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并留學波蘭。1月17日，傅聰離開上海赴北京學習外語、樂理等知識，作出國前準備。送別傅聰的第二天晚上，傅雷就動手給兒子寫信了。直至1966年傅雷夫婦離開人世，家人之間鴻雁不斷，從而形成了洋洋幾十萬言的中國當代書信體名著《傅雷家書》。這部書的編者是傅雷的次子傅敏。

關于父子間通信的目的，傅雷這樣寫道：“長篇累牘的給你寫信，不是空嘮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說長道短）,而是有好幾種作用的。第一，我的確把你當作一個討論藝術、討論音樂的對手；第二，極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讓我做父親的得些新鮮養料，同時也可以間接傳布給別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訓練你的——不但是文筆，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時時刻刻，隨處給你做個警鐘，做面‘忠實的鏡子’，不論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細節方面，在藝術修養方面，在演奏姿態方面。”

有時，傅雷也會對兒子吐露自己的心聲：“爸爸的一顆赤誠的心，忙著為周圍的幾個朋友打氣，忙著管閑事，為社會主義事業盡一份極小的力，也忙著為本門的業務加工，但求自己能有寸進。”家書中亦有傅雷的生死觀：“ 可是孩子，別害怕，我年過半百，世情已淡，而且天性中也有極灑脫的一面，就是中國民族性中的‘老莊’精神：換句話說，我執著的時候非常執著，擺脫的時候生死皆置之度外。”

傅雷是個極有自己行事準則的人，孫俊告訴記者，在策展時傅敏曾講過，即便是家中的暖水壺，傅雷也會根據有水、沒水排好，有水的在前，空的在后。傅聰也曾說過，傅雷的性格一方面熱情洋溢，一方面又嚴謹縝密。鄭振鐸還曾這樣對傅雷說過：“老傅啊！你的赤子之心哪！你有一天可真要為這個而難受啊！”

也許，赤子是不容褻瀆的。1966年9月2日深夜，傅雷夫婦聯名寫下遺書交代后事，坦坦蕩蕩地走上了不歸路。2013年10月27日，傅雷夫婦骨灰安葬于家鄉上海浦東，傅聰、傅敏經過商量，決定在墓碑正面鐫刻父親家書中的一句話作為墓志銘：“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