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告別了我尊敬和愛戴的趙昌平先生，步出滿是花籃和挽幛的靈堂，面對陰沉的天空，腦際就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這一串易安的詞句……思緒又回到周一的早晨，正是那個早晨，趙先生因心臟病猝發而去的噩耗，將我震得六神盡失。那個夜晚，我坐在電腦前，想寫點能夠表達心情的文字，獻給趙先生，但對著慘白的屏幕，竟長時間寫不出一個字！

今天，我努力平復了心情，再次坐到電腦前。我想了想，我的職業生涯選擇了出版，是種幸運，而在我事業成長的道路上，能夠遇見趙昌平先生，則是我更大的幸運！

我與趙先生見面于何種場景，實在是記不清了。但我清晰地記得，1985年，在紹興路出版局大樓邊的五樓——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校對科，我們同進出版社的五位新人的耳邊，時時被念叨著一個叫“趙昌平”的名字，這個名字與審了多少難稿、抓出多少錯誤劃等號，心中不自覺地對他升起敬畏之情。趙先生于1982年從華師大畢業來到上古社，校對科的傳言，就是他剛進社在校對科實習留下的“傳奇”。一年后，我們也來到了瑞金二路本部，這時趙先生已擔任一編室主任。我被分在資料室樓上的六編室，中午休息時分，經常能看到一略胖一略清瘦的兩高個，同進同出272號大門，后來才知道那位清瘦帥氣的，就是趙昌平先生，另一位是二編室主任王鎮遠先生。

用“敬畏”二字來形容我與趙先生相識前后的感覺，應該是十分準確的。從邁進出版社工作的時間上算起，我們與趙先生等人相差無幾，但趙先生1968年畢業于北大，中間歷經“文革”，而后考入華師大研究生，師從施蟄存、馬茂元先生，這種經歷和學力，遠非我等初出茅廬的應屆本科生可比。因此，成百上千地抓出原稿中的差錯，大幅提升書稿的質量，趙先生的審校案例，無疑讓我們這些初涉編輯崗位、尚在補充知識階段的后生翹首仰視。此后，我又多次聽聞，趙先生工作之余發表多篇長文于《文學遺產》和《中國社會科學》等重要學術期刊，于唐詩領域的研究深被學界推崇。學者型編輯這是九十年代興起的一個概念，其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八十年代的編輯部里，放眼望去，前輩們個個都堪稱名副其實。趙先生以其出類拔萃的特質，更是早早地嶄露了頭角。現在回看，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是上古社發展最重要的階段之一。在魏同賢社長的率領下，出版社大幅向現代文化企業轉型，出版社主動面對學界和讀者，許多基礎性選題得以布局，多個重量級項目成功實施，而一批此后影響上古社乃至上海出版界格局的人才，也基本都已聚集一起。以趙先生為首的一批三四十歲壯年人才，與他相先后進社，并且逐漸擔任中層以上要職，大大增強了編輯力量。而我們幾位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也在其間學習成長。

我對編輯工作有幾次重要的認識提升，幾乎都與趙先生的幫助有關。最初一次，我至今記憶猶新，那是社里出版《古詩海》一書，趙先生知道我原是中文系出身，鼓勵我為書撰稿。稿成呈給趙先生，不料趙先生為我專門上了一趟治學與編輯加工的雙料輔導課。他拿著我的稿件，上面批滿他特有的藍色鋼筆字跡，逐字逐句講解撰稿要旨和改稿的方法，處處皆中要害。此后我開始自警，依此舉一反三，不論寫作還是審稿，我都仿佛尋到了門徑。

趙先生對我們這批當時尚屬年輕人的喜愛和提攜，是人人盡知的事。我以受惠人之一的體會，趙先生的這種愛護又與對工作、事業的要求相表里。首先他認為我們要筑好根基。審稿就是編輯的根基，這在上古社是傳統，趙先生更是嚴字當頭，書稿質量從不輕易讓步。這種例子發生在他經手的每一部書稿上。他經常將自己關在房間里，可以一整天不見身影地埋頭審稿，我們推門而入，則是一屋子煙味，辦公桌上堆滿書稿，稿子上夾滿簽條。他親手組建的編審室，是名副其實的編審室，清一色經驗豐富的編審，其中有史良昭、李學穎、曹中甫諸先生，都是編輯大家。這一強大的把關隊伍，在當時全國的出版同行中堪稱一絕。如被趙先生或某位編審叫去，然后抱一堆夾滿簽條的稿子回來，那絕對是一樁無地自容的事。但要真正做到書稿加工過關，不僅要求自身學養深厚，更要保持一種恒久不破的意志。趙先生不僅身先士卒，啃硬骨頭在先，更是一直在給我們灌輸“質量是出版社生命”的理念，這在八十年代，是大大超越了一般編輯“甘為人做嫁衣”的被動認知。

其次是鼓勵我們有所創新、各盡其才。趙先生自己也從不掩飾對我們這批六零后的喜愛。他說古代的內容也需要新手段來演繹，古籍出版的事業更需要素質多樣的年輕人來承續。他的眼光顯然投射得更遠。他十分喜愛與我們聊天，哪怕只有幾分鐘。他說他要從我們身上獲得新鮮的感受，其實他自己就意識十分超前。雖然他治學十分注重傳統根蒂，但學術觀點和理論常常出新；在選題方面他強調古籍的基本書建設和深度整理，但他又常出新招，開發形式多樣的普及產品。他先后親自操刀了面向中學生的《文科十萬個為什么》《二千年前的哲言》等選題的策劃和組織編寫，獲得可觀的市場回報。九十年代前后，很少有文史學者主動為大眾讀者寫書，但趙先生卻很早就看到大眾的需求，認為這既是出版社的文化責任，也是出版社面對市場的必然選擇。他多次組織開發此類選題，為解讀經典原著、普及傳統文化，作出了可貴的嘗試。這種敢于試新又嚴密論證的方式，贏得了年輕編輯的共鳴，也深刻影響了我。

1995年前后，史、哲編輯室合并，組成第二編輯室，趙先生主動分管我們，常常會走出自己的房間來到我們中間，聽我們談書稿、談作者、談選題、談社內制度建設等等話題，然后會擺出他的觀點和建議。他還對我們每人的選題方向都提出構想，并專門約見，就他認為有價值的思路，與我們深入探討，幫助完善；有時他會針對我們的特質，專門設計選題，以發揮個人與社選題方向的最大契合度。就我而言，就有多次被專門“召見”。也就是在這樣深度的交流中，我對趙先生的感覺由“敬畏”轉向了“敬佩”，進而轉向了“親切”。這些交流討論，都成為我珍視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寶藏。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版完全告別書荒時代，進入了買方市場，選題和渠道的競爭進入白熱化，許多出版社都在競爭的大潮中迷失、沉浮。趙先生和李國章社長一起牢牢把握了上古社的方向，堅持走傳統文化積累和傳播的道路。社里通過重大項目建設、多層次的選題開發和精品戰略，推動出版社雙效益走在了全國古籍同行的前列。在此期間，趙先生顯示出敏銳的專業意識，他對我們說，近幾年來學術界的古典文學研究有式微之虞，而史哲漸熱，成果漸多，一般讀者的閱讀興趣也從古典詩文，轉向了歷史故事、諸子百家之說，這對二編室來說是重要機遇。他要我們盡快把握這個動向，拿出行動來。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部署和實施，二編室選題顯示出活躍且多樣的態勢，一時呈現出全新氣象。在此期間，趙昌平先生還顯示出超前的國際交流意識，他利用與香港商務老總陳萬雄先生良好的私人關系，派遣我和呂健往香港商務印書館合作，試圖利用博物館文物和考古成果，來共同打造一部立體展現中國歷史的彩印讀本。此事雖最終未果，但當時香港同行的出版理念和手段均先進于內地，我們倆得到了實戰的鍛煉。

建社六十多年來，上古社長期堅持走專業化道路，幾代領導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趙先生是上古社歷史上擔任時間最長的總編。在他任職期間，出版社歷經事業單位向企業轉制，一路遭遇坎坷不斷，但趙先生團結同仁，敢于競爭，大大擴大了“上古”品牌的影響力。進入新世紀，出版社市場化程度愈來愈高，專業與大眾、學術與普及、眼前與未來、文化使命與經濟利益等問題不斷困擾著編輯同人。趙先生常常愿花很多的時間，像兄長一樣與大家促膝談心，不斷化解編輯心頭的各種疑惑；同時提出四種意識（市場意識、基干意識、品牌意識、規模意識）相統一的工作路徑，用以具體指導大家在工作中遭遇的種種矛盾。而在許多關鍵時刻，趙先生往往能憑藉長遠的視線和豐富的經驗，敏銳地辨析問題所在，作出有利的決斷。我記得2004年，社里曾就《中華文史論叢》復刊一事反復探討。趙先生力主復刊，在班子決策后又親率我們北上北京，邀約文史哲各界著名學者，組建陣容強大的編委會。他委托四編室元老蔣維崧先生操盤《論叢》，使得這份誕生于1962年、享譽學界的老牌學術期刊，連續發表一批名家新作和前沿論文，走出困頓，成功成為中國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論叢》的復刊，使得上古社大大加強了與全國一流學者的交往，編織起了一張輻射海內外的學術網，不僅提升了《論叢》自身的影響力，更為圖書選題帶來了豐厚的資源。2005年起，我因分管《論叢》，與北大清華中國社科院等一大批著名學者常有往來，了解了學術界的最新動態，與他們結下了友誼，出版了葛兆光、李伯重、榮新江、夏曉虹、張國剛、黃一農等人的重要著作，為學界和學術媒體關注。而這一切，在我們同赴北京舉行第一次《論叢》編委會的火車上，趙昌平先生都預想到了。

進入新世紀，尤其近十幾年來，上古社又主動邁出了一大步，就是由以傳統經史子集文獻為主要對象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出版，擴展為傳世和出土（新見）文獻并重，逐漸實現并完成了做強出土文獻、文博考古板塊的升級轉型。這一變化是在上古社八十年代末期開發海內外藏敦煌吐魯番文獻出版以后，以2001年出版《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等圖書為標志，率先進入新出土簡帛文獻領域，再次引領學界熱點出版，使得社里開始進一步重視對當代考古成果、文博館藏資源的開發利用，決心做出的新布局。在這項戰略抉擇方面，趙先生再次顯示了他的睿智和學術洞察力，他認為在這個方向的及早布局，將適應當今學科日益貫通、學術研究注重新材料的新需求，并將拓展傳統古籍整理出版的邊界，豐富上古社的出版內涵。如今，上古社不斷整合、補充力量，使得這個板塊得以愈加豐滿，顯示出有力的后勁，不僅在國家級獎項上屢有斬獲，在社里“十三五”國家項目中占有將近半壁江山，也在全國同行中占有重要一席。

我到上海書畫出版社工作后，工作內容和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趙先生見到我，總要問我工作是否順利，尤其要細問選題情況。我常常也將想做的事情從頭說起，趙先生會像以前一樣擺出種種建議，這種情形讓我特別享受，仿佛還工作在他的身邊。

趙先生在著述和編輯工作中極為嚴謹，但待人卻極為寬厚，他用情至深，一派兄長之風。我與趙先生相識相交整三十三年，在懵懂不識之時，我向他討學問教；在頭緒混雜的時候，我找他條分縷析；在遭遇挫折時，我找他傾述委屈；在難辨方向的時刻，我找他點撥迷津。先生是我的燈塔，他不僅在我的事業路途中一路引領，更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時時溫暖我的心靈；我為自己一生能獲得趙先生兄長般的厚愛感到無比的慶幸。

由于年齡和環境的變化，我對趙先生的學識和出版境界認識也大有變化。他在古典詩文的內蘊中尋求至善和真諦，又以古今結合的學術方法去建構最新的理論闡釋；他說我們的題材是古老的，但編輯的理念必須是現代的。現在回想起來，深深感念這一切都被他融通得那么和諧統一。他輔佐“三朝”，嘔心瀝血，胸懷磊落，格局宏大，主張以“自強不息”灌注上古社的精神氣質，以“為往圣繼絕學”為企業信念。他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版協理事長期間，又以對出版全局的思考，為當代出版事業付出了巨大心力。他是真正學者型的編輯，有思想的出版家。他把所有的才華和對出版的熱誠，都熔鑄在三十多年經手的書稿中，他所提煉的條條出版理念，也澆灌給周邊的后進者。趙先生是我們出版人的驕傲，他的輝煌建樹，足以鐫刻在當今出版豐碑的碑額。

從聽聞噩耗的那一刻開始，我一直不能相信趙先生已離我們而去！但我今天實實在在地與他告了別，實實在在地與他從此天人永隔……想想他為我們付出了那么多，給予了那么多，而我只能匆忙地用一些零碎的文字來回報他，豈能不悲從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