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文藝理論的現代化自王國維引進叔本華哲學開始，經由周作人的“文學是人學”倡導，經歷當代文學形式說、解構主義及本質和反本質主義的思潮交替，其建構路徑一直是以西方哲學和文論為問題意識和原理基礎展開的。這種研究不僅造成王國維那樣的用西方生命痛苦的哲學描述《紅樓夢》的牽強實踐，也暴露出包括邏輯思維在內的西方理論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很難被運用之問題?；凇拔鞣轿恼摗焙汀肮糯恼摗本赡艽嬖谂c中國文學創造經驗“隔”的現象，“否定主義文藝學”旨在發現中國經典作家“以個體化理解穿越表層文化性內容抵達一個弱觀念化的獨特體驗性世界”之經驗，提煉成“文學穿越現實”的命題，力圖建立起“整體性和創造性有機融合”的中國式現代文學觀，以解決“文學何以內在區別于文化”這一中國文論的現代性問題。

中國文學獨立品格的基礎

眾所周知，中國文藝的超現實問題是以王國維意識到中國“美術之無獨立價值也久矣”開始的，但問題的提出由于是以西方二元對立的“超功利”為坐標的，中國自己的“個體化理解突破文化觀念”的獨立經驗便被擱置了。

諸如，蘇軾以生命的日日新之運動變化理解“一陰一陽謂之道”，突破了《易傳》《道德經》倫理之道和儉樸之道規范生命的思維方式，曹雪芹塑造了憐愛最卑微丫鬟的賈寶玉，突破了儒家等級、愛情婚姻等觀念；而魯迅對尼采的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和易卜生的個性解放也持懷疑審視態度。蘇軾、曹雪芹、魯迅無法被“傳統”和“現代”進行歸類，既不是載“儒道釋之道”，也不是“載西方文化之道”，如此他們的文學創作才具有突破文化制約的品質。文學穿越論將其概括為作家對文化的“個體化理解”。這種理解既是經典何以可能的基礎，也是中國文學獨立性的基礎。由于古代文學批評修辭性的“別趣”和非原創性“異見”與鐘嶸籠統的“識”，均沒有突出作家的“個體化理解”對既有文化觀念的原創性改造之問題，而“緣情說”也難以解釋《紅樓夢》中的“情”已經是曹雪芹個體化理解的“憐愛弱小生命的情”，區別文化中的“人情”和《牡丹亭》的性愛之情，所以中國傳統美學的“情理之辨”同樣難以解答文學經典突破文化規范之問題。

與此相關，“精英”與“大眾”、“雅”與“俗”的文化性區分也難以把握作家“個體化理解世界”所表達的內容。歷史敘事的“雅”和欲望展示的“俗”其實只是優秀作家穿越的材料，而不是文學理解本身。這還表現在傳統倫理劃定的“雅趣”和“俗趣”之間，楊萬里的“諧趣”可以脫穎而出，這是一種對“趣味”“非雅非俗”的“個體化理解”，但受“雅俗”制約的中國文學批評在“諧趣”研究上卻是缺席的。這不僅造成文學批評對中國文學經典解讀的浮泛性，也造成中國現代文藝理論在文學突破文化的問題上只能向西方尋找“個體權力”“二元對立”“超越”“文學自律”等思想資源，從而一直回答不了“中國的文學獨立依據什么”這一理論性問題。

中國文學中的弱觀念性形態

由于作家“個體化理解”所形成的獨特問題和意蘊是蘊含在作品的深層結構中的，文學穿越文化觀念所抵達的世界就成為一種弱觀念化的獨特體驗性世界?！把圆贿_意”雖然說的是語言和意味的“隔”，但也可以理解為觀念化的解讀難以把握文學中的弱觀念性的內容，所以“個體化理解”是隱藏在文化觀念性理解后面的弱概念性體驗，其意味是難以言說的。

從儒家正統文化來看，《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在大觀園中是一個被賈政、王熙鳳、薛寶釵貶抑的“草包”“另類”形象，但寶玉既憐愛尊重卑微的丫鬟，又喜歡與不事功名利祿的秦鐘等在一起，這是一個找不到恰當的文化觀念去概括的獨特的體驗性人物。所以《紅樓夢》的深層意蘊既不在寶玉和寶釵的“世俗”糾纏中，也不在寶玉和黛玉的“知音”關系中。寶、黛、釵的關系依然屬于作品的表層內容。

但《紅樓夢》的表層內容又有與儒、道、釋文化契合的一面，同時要寫寶、黛、釵的“世俗與純情”的關系糾葛，這就涉及 “文學尊重、表現文化現實”的內容了。因為文學只有尊重表現文化的觀念性內容，文學與文化才能構成一個文化性整體，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文學服務文化的功能。所以即便是魯迅審視西方“個性解放”觀念在中國的廉價性，也必須在《傷逝》中以尊重“個性解放”的態度寫子君的離家出走，這與“花木蘭”替父從軍必須女扮男裝是一樣的。表層內容是我們看得見的“話”，深層內容是我們看不見也很難概括的話，這就是文學的“話里有話”。這樣的張力，就是文學穿越論的“尊重表層文化現實又深層審視和改造文化現實”的意思。這樣的意蘊張力，也可以視為司空圖“象外之象”的結構和內涵的尊重和改造：前者之“象”是文化性的并且可以進行文化解讀，后者之“象”是弱文化觀念性的體驗性內容。由于后者之“象”深藏在前者之“象”中，所以可以概括為“象內獨象”“象后獨象”。“獨象”是弱觀念性的獨特意象，體現出對表層文化觀念內容的深層改造，并構成“文學穿越文化現實”后的潛在內容。

文學經典與文化的對等互動

“文學穿越論”強調作家“個體化理解”，還因為文學對世界的理解與表現區別于文化，從而具有“內在對等、互動于文化”的意味。

一是針對“文學與文化互動”的命題，如果文學理論不強調作家依據自己的“個體化理解”去影響文化，只是在文體表達、個性風格、修辭技巧上講文學的能動性，其結果是文學還會按照文化的要求去“動”，這樣的“動”依然是文學對文化的“從動”?！皞€體化理解”雖然沒有文化觀念對人現實行為巨大的規范力量，但由于對世界的體驗性認知區別于既定的文化，還是會在事物的性質區別的意義上與文化產生“對等互動”的關系，從而影響人的精神和心靈世界。這正是中國文化雖然在晚近衰落，但中國現代文學經典卻可以提升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從而讓國人感到自豪的原因。

二是因為文學對世界的獨特理解是內在體驗性的，這就增加了我們辨析的難度。不過，成千上萬的讀者可以在文學經典里暫時感動、沉醉、沉思，和現實的理性文化世界構成一種“對等平衡”的張力，這正是人類永遠需要文學藝術的理由，也是人類憑借文學藝術可以發現文化理性之局限，從而對其審視的重要途徑。因此，對文化的局限性的發現具有使讀者審視文化現實問題的心靈啟示之功效，所以優秀的文學在現實中既不是現實的“無用”，也不是現實的“有用”。

三是強調文學與文化的“對等互動”，將改變我們以往的“文學從屬文化”“文學優于文化”以及“文學對抗文化”等既有的觀念與思維，從而將文學與文化的關系作為彼此尊重而相互影響的“精神文化共同體”來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文化的和諧性賦予了新的解釋：文學與文化的現代性和諧，不是文學從屬于文化的單一性上的和諧，也不是唐代文學與文化那樣的同質化上的和諧，而是在“分離、尊重、互滲”的動態關系上的和諧，并且可以促發當代中國哲學對“太極八卦”作“八卦通過太極關系進行對等互動”的新的闡釋。這種闡釋既區別于西方文化不對等的征服、改造和沖突關系，也區別于儒、道傳統文化要求文學的從屬、服務關系，從而為中國當代文論提出自己的原創性命題和西方文論展開平等對話奠定了初步的理論基礎。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中國文化理論原創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