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雅德根》中，讀者會讀到“雅德根”、“大轱轆車”、“放排人”、“苦艾艾的柳蒿芽香味”……這些都是達斡爾族的民族符號。通過這本書，我試圖告訴更多的讀者：這就是達斡爾人，達斡爾姿態。

作為達斡爾族人，我的創作一直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自幼生長的殊異環境，決定了我有很強的達斡爾族身份意識，我的寫作必定不會游離我的文化血脈。

我成長于達斡爾族聚集地，童年起便耳濡目染這一切文化。我不用刻意尋找搜集，那些原始元素便會呼之即來，在我的筆下復活。我只需做好合理剪裁、合理利用，把它們提升到藝術層面即可。

這種連接文化母體的寫作，從最初的率性而發，到后來有意識地守望民族語言和文化傳統，經歷了一個寫作者必然要經歷的積淀過程。我熱愛達斡爾語，它有獨特的音節、獨特的韻致，所有這些，總會自然而然地體現在我的創作中。我熱衷于書寫達斡爾族的民情民俗、信仰觀念、生活倫理、民間故事、神話傳說，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觀照。我渴望自由天性，崇尚不隨波逐流的精神操守。正是這種堅守，使作家安靜地立于喧嘩之外，留下了歲月淘洗不掉的聲音。

然而，相比于漢族作家面對各種思潮、各種流派、各種技巧所產生的困惑，少數民族作家的困惑恐怕更多，文化、民族、觀念、生活的種種差異，以及主流文化的撞擊，讓我們在堅守中發揚和彰顯本民族文化存在價值的同時，也必須要學會與主流文化接軌、與世界文化接軌。這是少數民族作家的時代責任。而在接軌中，如何不趨附于流弊，不糟蹋自家珍寶，實為關鍵。

由是，我想到達斡爾族民間舞罕伯舞，這是達斡爾人于早期勞動中，模仿動物鳥獸而成的舞蹈，舞姿歡暢活潑可愛，但若如實照搬于舞臺，卻不免單調見拙。于是，達斡爾族舞蹈家們突破束縛，在原有舞蹈基礎上融入現代的肢體語言，讓古老的罕伯舞既保留了原始痕跡，又體現了時代風格。

我想，我的寫作也應該如此。我從未乖離過我的民族軌道，我的作品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醒目的辨識符號。無論時代怎樣發展，每個民族的人們沿著血脈溯源，總能找到自己的祖先，認出他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面孔和殊異的歷史文化貢獻。在《雅德根》中，我試圖通過家族記憶和達斡爾文化、達斡爾民族精神血脈與世界對話，書寫了對歷史的追溯、對本民族的摯愛、對祖先的虔敬、對薩滿文化的敬畏。我不是在刻意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從出生時刻便已注定。我很慶幸自己生長于所屬民族的鄉村，正是它，賦予了我豐富獨特的文學創作資源，成為我不斷汲取營養的寶藏。

二

我的寫作便是我的生活。在精神生活沒有支撐的時候，尋求精神奔突的路徑，便成為一個作家的求索歷程。我正是在精神無望和病苦的磨難中，求助于可傾訴的紙和筆，它們無私地承載了我的喜怒哀樂，釋放了我的壓抑。然而寫作并沒有徹底解決我內心深處的煩惱，我仍然在無邊的疲憊中掙扎。記得剛開始寫作時，為了安靜，也為不妨礙家人休息，我在僅一米寬的走廊里，挪去條桌上的廚具，在上面寫作。到了冬天，走廊很涼，我挪到屋里，罩住臺燈的亮光，在燈下傾訴。夜里一片漆黑、一片寂靜，我感到兩腿已經發麻，便停下筆，爬到炕上，發現雙腿腫得很粗，那正是我妊娠期間身體沉重的階段。但我感覺很好，覺得自己正在走向精神解放之路。

當我有了一點點成績的時候，內蒙古作協推薦我去魯迅文學院學習。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能夠上魯院學習，開拓眼界，聆聽文學精英們的經驗講授，是多少像我這樣的邊地少數民族作者的心愿。然而我的工作不允許我離開崗位5個月時間。沒有辦法，我只好終止工作，提前離開了曾工作了20多年的單位。在魯院，我終于有了充足的寫作時間。

《雅德根——我的母系我的族》是一直藏在生命里的續流。最初，它是我在激情推動下為我母親寫出的中篇小說《母親家族》，經過漫長的時間積淀，經過身心的攪擾、煎熬、疼痛、哀傷，最后以不吐不快的蓄勢，成為眼下的長篇小說。在這部長篇里，我把族人的苦難人生訴諸于世。我遵從我的內心，將大量的夢中畫面和腦中幻景，以及時空交錯的幻覺記錄下來。我的確真實地經歷過一段顛倒的人生，即便寫作本書時，我還沒有徹底擺脫那些顛倒時光。

有意思的是，我居然在那些顛倒的日子里，記下了厚厚的一本時空顛倒的日記，這為我的寫作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由于疾病、心氣不穩，日記中的很多字跡歪斜不整，連自己都幾乎認不出了。好在我每看一篇日記，都能夠清晰記起當時的場景、畫面，猶如放幻燈片，過往的時光一一閃過。

如今，活到一把年齡，對于過去的一切都已看淡，很多夢魘般的經歷過去后也變成烏有，沒有什么放不下的了。我只覺得時間寶貴，稍不留神就失去了一段生命，只希望自己在剎那的流逝中，緊跟住時間的腳步，讓生命有所承載、有所價值。

三

生活在邊地小城，能夠寫作已屬不易，能夠在時代繁雜的誘惑中堅守本民族的文化，并逐漸為世人理解，就更不容易。我們十多位達斡爾族寫作者，基本都生活在家鄉，都有清醒自覺的民族意識，堅守著本民族的文化根基，在作品中以不同的性情風格展現著達斡爾族的風土人情。他們默默地忍受著工作與生活的磨礪，盡量把最華彩的一面展示于人前。他們幾十年默默耕耘，總能拿出作品來證明自己：在底層，我們存在著，我們默守著，并在默默的持守中升華著。

而我，則是她們中普通的一個。我起步晚，但我和大家一樣，都明白自身的文化定位。所以，不管我們文筆如何、性情怎樣，只要一接觸我們，就能讀出達斡爾人的文化符號，認出這是嫩江邊和莫力達瓦山下的人。這就是我們的姿態、我們的身份。

因為達斡爾族沒有文字，我們都使用漢語寫作，每個人生長的地方，所受的教育，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在對漢語的運用上。相比他們，我生長在相對原始的鄉村，從小聽到達斡爾老人們說出來的漢語是這樣的：“飯吃了嗎？”“土豆，絲炒、片炒？”“過年豬有嗎？”“哪里去你？”還有我的一位小學同學，總在惹她生氣的男生面前說：“用你管著了？”諸如此類按達斡爾語序說出來的句子，在漢語中就成了顛倒句、病句。

受這種語境的潛移默化，我的語言便在漢語和達語的轉換過程中，總不免存在著從漢語角度看不太順暢的句子。我想，這可能也是少小民族文學作品的一個特點吧。當然，我們應該盡量遵循漢語規則——畢竟，這是用漢語寫作而不是達斡爾語寫作——否則，即便我們有再好的文化資源、再特殊的故事，也難以走出自家院子，讓世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殊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