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會創建一座城市，一座城市也不會因為文學而存在。可一座城市若沒有文學，這座城市也不會有靈性、不會有溫情。

文學不能當飯吃，可沒有文學味道的生活只能叫活著，活著和美好地活著不是一樣的日子。沒有文學滋潤的靈魂就不會高貴，沒有文學韻味的城市基調不會多彩，格調不會高雅，情調不會浪漫。

文學不是漿糊，可它確實比漿糊還黏，它能粘貼人類的一切活動。勞動、戰爭、和平、婚喪嫁娶，柴米油鹽，什么事情都可與文學有關，誰要是有了詩性的心靈，文學就是他心靈的閨蜜，誰的心靈要是板結了的荒地，文學也就離他而去。

但是，再偉大的文學，再天才的作家，也要依托城市，而不能凌駕于城市，城市是文學的基石，城市是文學的母體，城市是作家的落腳點。

當然，我們如今說的城市原本也是農耕時代的鄉村，是我們生長的那一片土地，是孕育我們靈魂的一方水土。就像一個人必須站穩了才能說話，屁股底下要有張椅子才坐著踏實，才能心平氣和地談天說地。一座城市，一個鄉村，一片土地，一張椅子，本質上都只是一個作家的家園。

作家寫作，腳下必須要有一塊富饒的土地。我們把生命的種子先埋下去，長出須，發育根莖，植入地下，然后再破土發芽，慢慢地枝繁葉茂，慢慢地碩果累累。

文學和城市的關系，說白了是城市給文學一個機會，作家回報城市一份榮譽。城市的重要性在于托起作家的靈魂，作家的重要性在于彰顯著一方水土的風情。成都的馬識途，上海的王安憶，榆林的柳青、路遙，商洛的賈平凹，天津的馮驥才、蔣子龍，銀川的張賢亮，即便是內蒙古一些后興起的城市，也都有自己城市的代表作家，諸如，包頭的許琪，呼和浩特的肖亦農，呼倫貝爾的烏熱爾圖，哪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作家。

這些作家的成長證明，城市就像一個孵化器，只要溫度合適，作家便會應運而生。當然，這只是在打比方，文學的問題永遠不會那么簡單。作家必須是個雞蛋，適當的溫度能將雞蛋孵成小雞，對于一塊石頭，溫度是毫無辦法的。

因此，答案就是，城市是重要的，雞蛋也是重要的。事實上，城市和鄉村并沒有太大區別，無論用歷史的眼光看，還是帶著一點發展的眼光看，鄉村就是城市，城市差不多還是鄉村，它們之間的差異可以非常大，但那都是物資的，財富的，不會是人性的，不會是靈魂的，可以忽略不計。

文學能記錄一個城市集體人格的靈魂，表現一個城市的世俗風貌，甚至通過“無中生有”的想象，美化和創造一個城市。眾所周知，宋代的范仲淹沒登過岳陽樓，卻寫出了著名的《岳陽樓記》。唐朝的劉禹錫沒到過南京，也寫下了不朽的《金陵五題》。

“金陵城東誰家子，竊聽琴聲碧窗里”，這是李白筆下的南京。“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是劉禹錫筆下的南京。在文學與城市的關系中，文學不一定總是被動反映，文學也有自己的塑造功能。想象的力量是無窮的，李白和劉禹錫的詩歌，讓南京這座城市變得更富有詩意，變得更美好。南京人早已習慣了用古詩來介紹自己的城市。丘吉爾說：我寧可丟掉整個印度，也不想失去一個莎士比亞！紅學專家蔣和森說：中國可以沒有萬里長城，不可以沒有《紅樓夢》。可見文學的魅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