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繡傳承人在向青年學生講解羌繡知識 光明圖片

我國非遺保護的歷史只有很短十多年時間，但我國的非遺保護工作，很好地與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保護，尤其是以鄉村為背景的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結合了起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經驗，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探索設立了文化生態保護區。設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非遺保護模式，在全世界范圍都比較少見，既是對非遺保護路徑的創新，也是對非遺保護理念的創新。

1.還非遺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間

非遺產生于民間，繁榮于民間，與當地的社會、人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失去了特定的環境，非遺便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間。隨著現代化的到來，非遺賴以存在文化生態環境正發生變化。所以，客觀現實要求非遺保護必須要關注非遺與周圍環境的依存關系，要求對非遺進行整體性保護，即不僅要保護單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及與之相關聯的諸種條件，也要對非遺及與之構成傳承鏈條的文化、社會、經濟、自然環境等系統整體進行保護。

由于全世界范圍內非遺保護的歷史都比較短，所以有關非遺保護可供借鑒的經驗非常有限。設立文化生態保護區，對非遺實行區域性整體保護，是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創新。設立文化生態保護區，可使非遺和相關文化都能得到完整保護。從2007年開始，我國已建立21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涉及17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保護區內的主要聚居民族有漢族、藏族、土族、回族、撒拉族、羌族、土家族、苗族、白族、壯族等23個。同時，參照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做法，各省（區、市）也設立了140多個省級文化生態保護區。

不過，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不等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區”，它至少還包括自然生態環境保護、物質文化遺產（文物）保護和其他人文精神財富保護等。對于非遺而言，設立保護區的意義在于，還非遺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間。

近年來，文化部門不斷提出指導意見，要求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要“見人見物見生活”，把非遺項目和其得以孕育、滋養的人文生態環境一起保護；在古村落和老街改造中保留原住居民，保護原住居民的生活方式，避免實驗區內的傳統村落、老街變成只有建筑和商鋪、沒有原住居民的空心遺址，避免非遺失去傳承的基因、環境和土壤，這些都體現了整體性保護的要求。

2.讓民眾在非遺保護中受益

目前，我國21個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涉及198個縣（市、區），數萬個傳統文化村落。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中的不少地方，面臨著文化遺產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雙重壓力。如何協調二者的關系，進而實現文化遺產保護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雙重目的，一直是一大難題。十多年的保護實踐證明，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以非遺為主要抓手，對包括非遺在內的文化遺產進行整體性保護，既能實現文化傳承的目的，又能實現鄉村振興的效果。

比如，武陵山區（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堅持“四個結合”的工作方法，即把非遺保護與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有機結合，與傳統村落保護有機結合，與文化旅游產業發展有機結合，與群眾受益有機結合，逐步探索出具有湘西特色的文化生態整體性保護之路。通過在保護區內的相關村寨設立傳習所、生產性保護基地，開展民族傳統節慶活動，提倡講民族語言、著民族服飾、習民族習俗等，較好地恢復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存續空間。與此同時，生產性保護工作也在保護區全面展開。保護區內現有1個國家級非遺生產性保護基地和12個州級非遺生產性保護基地，以落實傳統工藝振興計劃為契機，重點扶持土家族織錦技藝、苗族銀飾鍛制技藝和湘西苗繡非遺產品的提質升級，打造了一批非遺生產性保護龍頭企業，為當地群眾解決了就業，增加了收入，讓群眾在文化遺產的保護中切實受益，為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開辟出新的路子。

我們常說“非遺即生活”。正是因為過去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改變，所以非遺才會失去存在的載體，面臨傳承危機。包括武陵山區（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在內的各文化生態保護區的保護實踐，重建了以非遺為中心的生產生活方式，修復了當地的文化生態。這其中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以人為本，讓民眾從非遺傳承與保護中受益。那樣才能讓非遺保護深入人心的同時，重建人們對于特色文化、區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認知和自信，從而達到自覺踐行和保護“自己文化”的目的，從而讓非遺傳承進入自我發展的良性軌道。

3.整合多方資源形成保護合力

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獨特性在于，把文化遺產、環境、人等因素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考量，努力實現“遺產豐富、氛圍濃厚、特色鮮明、民眾受益”，體現了中國人的聰明和智慧，是中國人在非遺保護中的創新。在毫無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我國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已走過了十年，形成了非遺保護的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

通過設立文化生態保護區，大量包括非遺在內的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了有效保護。比如，熱貢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以唐卡藝術為代表的熱貢藝術，不僅得到較好保護，而且獲得了全面發展，讓區域內藏族和土族群眾一起受益；通過整體性保護，海洋漁文化（象山）生態保護區的開漁開洋活動及與之相關的傳統街區、活動場所、活態的祭祀和感恩性活動、與生活相關的飲食、技藝、藝術和節日文化等，都得到了更好的傳承和發展，區域內的傳統漁文化得到了傳承發揚；而三個客家文化生態保護區，則讓當地民眾的客家文化保護意識普遍覺醒，民眾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獲得空前提高。

盡管我國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和經驗，但由于這是一項全新的事業，所以也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有的地方還未將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財政預算和工作考核目標，生態保護區建設只依賴中央財政，地方支持不足。有的地方的文化行政部門在生態保護區規劃制定中過分倚重規劃編制單位，自主參與度不夠，導致規劃過于理論化，操作性不強。此外，總體規劃批復后，由于地方人力、財力限制，部分規劃事項未能如期實施也無問責機制，規劃的約束力不夠。

未來，應加強資源整合，統籌推進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工作，加強當地社會組織的動員工作和實質聯系，通過與社會組織、企業和學術研究機構等開展合作，鼓勵社會組織自覺、積極開展非遺傳承，最終形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良性動力傳遞機制。

（作者：陳華文，系浙江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