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年輕人能夠不斷去探索和創新；希望他們在從藝路上不要總想著一帆風順，遇到坎坷能夠堅持下去，充滿信念；希望他們的作品能夠跟上時代、跟上群眾的文化需求，給人以正能量，用作品去鼓舞、團結、教育人民。

回首57年的從藝生涯，我最深的感受是，作為一名歌唱演員，要堅持走探索、創新的路，為時代和群眾唱出美好的歌曲。

我是在“文革”結束后才廣為人知的歌唱界“新人”。1979年，我演唱《鄉戀》，這是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具有時代性的作品。創作時，就是要讓老百姓喜歡。實際上，這首歌曲原名叫《思鄉曲》，第一稿風格獨特、技巧要求比較高，適合專業人士演唱，但是不容易在老百姓中傳唱。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包括我、詞作者、曲作者、錄音師、音樂編輯等在內的創作組，在創作時也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我們認為這首歌在創作上也應該解放思想，不能再按照以前的音樂節奏、和聲編配和旋律走向來寫。于是，詞曲作家重新創作，大膽突破，以更符合時代要求，為老百姓喜聞樂見。修改后的第二稿也就是今天聽到的《鄉戀》，這個版本音域不高，但是很抒情，娓娓道來，如訴如泣。它還運用了探戈和打擊樂桶桶鼓的節奏，這些在當時都是比較新鮮的。在演唱方法上，我也進行了探索和創新，選擇了新的聲音表達方式。《鄉戀》問世后，受到廣大群眾的強烈認可和喜愛，它推開一扇門，吹來一股清新的風，被稱為“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第一首流行歌曲”。

1984年，我演唱《我和我的祖國》。這首歌在當時也是探索和創新的結晶。它是6/8拍節奏，引入國外的華爾茲，節奏歡快，在當時主旋律歌曲中是很少見的。這首歌的創作同樣體現時代性：“我和我的祖國”，自己的國家在變得越來越好，人民充滿喜悅，我對此也深有感受。所以，我在演唱時，很自然地將自己對祖國、時代和生活的感情填進歌中。當唱到“裊裊炊煙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轍”時，我會想到正在建設中的農村；當唱到“每當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渦”時，心中更是充滿自豪。

伴隨改革開放，出現一批有影響的電影。我為大約100部影視片配唱過200首歌曲，如《邊疆的泉水清又純》《妹妹找哥淚花流》《絨花》《知音》《心中的玫瑰》等。因為我聲音甜美，加上是戲曲演員出身，對劇情和人物性格把握得較準，所以演唱的這些歌曲都深受群眾喜愛。為了將這些電影歌曲唱得更好，更深入地挖掘人物情感，我運用了“氣聲”技巧。“氣聲”不是唱法，只是技巧，它有全氣和半氣兩種手法，強調的是此時此地“無聲勝有聲”的境界。

1986年，中國輕音樂團正式創建，我擔任團長。之所以成立這個樂團，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想創立一個新的音樂藝術品種。這個藝術品種后來決定叫“輕音樂”。我之前所在的中央樂團以西洋音樂為主，創建中國輕音樂團，就是想在唱法、樂隊演奏形式等方面有所變革。歌唱形式不拘泥一種，有流行、美聲、民族等；在混合樂隊中，除一部分弦樂、銅管、木管，電子琴、電鋼琴、電吉他等電聲樂器外，還有二胡、琵琶、古箏、京胡等民族樂器，這樣它的演奏、伴奏更加豐富多彩，雅俗共賞。這在現在看來很普通，在當年是很有開創性的。

上世紀90年代初，我又提出“戲歌”的概念。我本身是戲曲演員出身，唱了大量“戲歌”，如《故鄉是北京》《前門情思大碗茶》等，它們已成為我演唱歌曲中重要的一類。“戲歌”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指原來戲曲中的經典唱段，如《劉海砍樵》《瀏陽河》，歌唱演員采用的是與戲曲不同的演唱和表現方法；二是指用中國戲曲元素創作出新的藝術品種，它們的風格非常獨特，也是由歌唱演員來演唱。作為探索和創新，“戲歌”既豐富詞曲創作者和歌唱演員的藝術創作形式，又對戲曲進行了發揚、保護和傳承，同時因為很接地氣，所以深受群眾喜愛。

今天的年輕歌唱演員很認真、刻苦、努力。我希望年輕人能夠不斷地去探索和創新，為文藝事業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我也希望他們在從藝路上不要總想著一帆風順，遇到坎坷能夠堅持下去，充滿信念，希望他們的作品能夠跟上時代、跟上群眾的文化需求，給人以正能量，用作品去鼓舞、團結、教育人民，真正做到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倡導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創作出符合新時代、服務于人民的優秀作品，無愧于“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這一光榮使命。

57年從藝生涯，我不斷進行藝術上的探索和創新。我在藝術上所有的追求，取得的一點點成功，都來源于群眾的滋養和支持，都來源于時代的呼喚和激勵。我愿永遠為時代和群眾歌唱。

（本報記者周舒藝采訪整理）

李谷一，194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祖籍湖南長沙，民族聲樂歌唱家、戲曲表演藝術家，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現任中國音樂家協會顧問。音樂代表作有《鄉戀》《絨花》《妹妹找哥淚花流》《我和我的祖國》《難忘今宵》等。曾多次獲“最佳演唱獎”“云雀獎”“金唱片獎”“當代中國電影特別貢獻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