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把友情看得比生命還重，對待朋友“充滿了真誠”。他曾說：“友情是生命中的一盞明燈，離開它生命就沒了光彩，離開它生命就不會開花結(jié)果。”巴金有很多朋友，也有說不完的友情故事。本文介紹的是巴金為友情“送”文的故事。

“送”文毛一波，《櫻花時節(jié)》成友情紀(jì)念物

巴金故居的 《點滴》雜志，2017年第四期刊有周立民《難以忘懷的印象——巴金的臺灣之行和他的朋友們（上）》，說巴金友人毛一波在其回憶錄中提到巴金“借”給他一篇文章的事。

毛一波是在 《前塵瑣憶》（未刊稿）的《記李芾甘》中說到這件事的：“他 （巴金）編譯過一篇小文：《列寧進(jìn)天堂的故事》，似用PK的筆名發(fā)表在《開明》上，以后卻又收入我的 《櫻花時節(jié)》一書（上海新時代書局出版）里，這是他送給我的。”這里，依毛一波的說法是“送”。

《櫻花時節(jié)》是詩歌、小說和隨筆合集。毛一波在“后記”中僅說“只有《舊痕》一首，出之于我底愛弟農(nóng)海的手筆”，并未說到巴金“送”文。事實上，《列寧進(jìn)天堂的故事》確是巴金編譯，只是未“用PK的筆名發(fā)表在《開明》上”，而是署名 “巴金”與毛一波的短篇《失業(yè)》、隨筆《日本之秋》同時發(fā)表于1931年3月星洲日報社出版的《星洲日報二周年紀(jì)念刊》。

毛一波比巴金大三歲，是四川同鄉(xiāng)。他倆年輕時就志趣相投。1925年9月，他與巴金、索非等16人在上海發(fā)起成立無政府主義組織民眾社，又與巴金等同住貝勒路天祥里編輯 《民眾》半月刊。1927年1月，巴金去法國留學(xué)，毛一波“和（盧）劍波等親送上船”。1929年，毛一波留學(xué)日本，與巴金的書信往來不斷。巴金的成名作《滅亡》在 4月出版的《小說月報》連載結(jié)束，毛一波很快于7月11日撰文給予高度評價。這也是文學(xué)評論界對《滅亡》最早的公開評價。

1931年3月，毛一波留學(xué)回到上海后，與巴金的交往甚為密切。那時他住在貝勒路馬來亞書店，巴金 “常來坐談，或外出喝茶”。5月9日，他與巴金、索非夫婦同游蘇州。就在這期間，毛一波編選好 《櫻花時節(jié)》書稿，4月6日寫好“后記”，即把書稿交付新時代書局，7月正式出版。

不久，毛一波結(jié)婚，巴金曾約人去他家“飲酒祝賀”。他也到寶光里14號巴金和索非住處，一起“吃鴨子餛飩”。巴金把《列寧進(jìn)天堂的故事》“送”給他編入《櫻花時節(jié)》，顯然是出于他倆的友情，《櫻花時節(jié)》就是他倆的友情紀(jì)念物。

并非“孤例”，從尋找“周姚”說起

筆者發(fā)現(xiàn)，巴金為友情而“送”文絕非孤例。比如，由萬葉書店出版的《幸福的夢》。

抗戰(zhàn)勝利后，錢君匋的萬葉書店迎來發(fā)展契機(jī)。他與老友索非策劃了一套 “萬葉新輯叢書”，其中萬葉譯文新輯預(yù)告出版五種，所見有兩種，一是高爾恰克等著、周姚譯《幸福的夢》；另一是高爾基著、適夷譯 《老板》，均于1946年2月出版，署“主編者索非、發(fā)行者錢君匋”。

《老板》譯者“適夷”，即作家樓適夷。《幸福的夢》譯者“周姚”，現(xiàn)代文學(xué)或現(xiàn)代翻譯文學(xué)的詞典均無著錄。那么，“周姚”是誰？筆者為此進(jìn)行了一番“尋找”。

《幸福的夢》書前刊有“編者獻(xiàn)辭”，由主編索非親撰；另有“前記”，全錄于下：

這些小東西是我在學(xué)習(xí)世界語時的試譯，有些是世界語的原作，有些卻是世界語的譯作，我根據(jù)譯本轉(zhuǎn)譯的。

我集起這個集子來，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學(xué)習(xí)成績，卻是想告訴大家：世界語是一種值得炫耀的美文，藉以引起大家學(xué)習(xí)世界語的興趣。——另一方面呢，也算替自己留下一個學(xué)習(xí)紀(jì)念。

這篇“前記”自然是譯者“周姚”所寫。看來，“周姚”是世界語譯者。尋找“周姚”的范圍，一下子縮小了許多。

《幸福的夢》共收13篇世界語譯作：《家》《遺產(chǎn)》《四個音樂家》《小弟妹》《小紅帽》《紅帽女郎與狼》《一朵超自然的玫瑰花》《逃亡》《不貞之花》《幸福的夢》《小國王》《茶房也是一個人》《論嫉妒》。這些譯作大多發(fā)表過，但譯者署名不一，有泰倫、鞠馨、無名、一切、微明等。要找到“周姚”，就必須查核清楚這些筆名的使用者。

容易確定的是，一切是巴金的筆名，泰倫、微明是索非的筆名。署一切譯的《茶房也是一個人》，刊于《開明》一卷八號“兒童讀物專號”；署微明譯的《論嫉妒》，刊于《新女性》1929第十二期；署泰倫譯的有四篇：《幸福的夢》刊于《中學(xué)生》1930年第七期，《小紅帽》《紅帽女郎與狼》分別刊于《學(xué)生雜志》1930年第八期、第十二期，《小國王》在《文華》月刊 1930年第十期開始連載，后由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署索非譯。

如此看來，“周姚”應(yīng)與索非和巴金有關(guān)。但據(jù)“前記”由“我”寫成，筆者推測“周姚”系索非的化名。

“周姚”即索非？條分縷析覓蹤跡

索非是我國世界語運(yùn)動的早期倡導(dǎo)者。1925年，他曾參與胡愈之領(lǐng)導(dǎo)的上海世界語學(xué)會改組，曾任世界語雜志《綠光》編輯和世界語函授學(xué)校教員，后任上海世界語學(xué)會干事，負(fù)責(zé)學(xué)會日常事務(wù)。巴金從法國回國后，索非介紹他加入上海世界語學(xué)會，也成為函授學(xué)校教員，并參與編輯《綠光》。

1926年，索非任職開明書店后，仍在上海世界語學(xué)會兼職，致力于世界語的推廣普及。他編寫的《世界語入門》，多次再版，影響較廣，是他在世界語著譯方面的代表作；他還翻譯并發(fā)表了不少世界語譯作，如 《幸福的夢》《小紅帽》《紅帽女郎與狼》和《小國王》等。

為證實“周姚”就是索非，需查核清楚其他譯文初刊時的署名與索非的關(guān)系。解讀“周姚”的含義，還要確認(rèn)“周姚”與巴金無關(guān)。

下面先對其余七篇譯文作一查考。

《小弟妹》是《世界語漢譯小叢書》第一種，署鞠馨漢譯；《一朵超自然的玫瑰花》刊于 《開明》1929年2月號，署鞠馨譯；《逃亡》刊于 《新女性》1929年第十期，署鞠馨女士轉(zhuǎn)譯，以上三篇（本）與鞠馨和鞠馨女士有關(guān)。

關(guān)于 《世界語漢譯小叢書》，1930年 7月 10日出版的 《小說月報》第二十一卷第七號的《介紹世界語漢譯小叢書》說：

綠的書店刊行 《世界語漢譯小叢書》（上海開明書店代售）：選取文學(xué)佳著，并列世界語及漢文，伴讀者對照閱讀，于學(xué)習(xí)世界語甚為便利。其第一種為格林之《小弟妹》，鞠馨漢譯；第二種為愛羅先珂之《為跌下而造的塔》，胡愈之漢譯；第三種為裴有禮之 《遺產(chǎn)》，索非漢譯，以后更將陸續(xù)出版，特為介紹，以告求書者。

據(jù)目前掌握的資料，《世界語漢譯小叢書》共出版六種，另三種為：泰倫譯《小紅帽》、胡愈之譯《鐘》和索非譯《家》。“小叢書”均未署出版時間。胡愈之于1928年1月開始流亡，直到1931年初回國，所以，這套書是由索非操作的。索非之子鞠躬先生對筆者說“家里儲藏室里堆了許多世界語和中文對照的小冊子”，應(yīng)該就是這套“小叢書”。

那么，鞠馨和鞠馨女士是誰？是索非妻子姚鞠馨？筆者曾向鞠躬先生請教。他明確回答：“可以肯定的是母親不懂世界語，或任何外語，因為她出身于寧波的老傳統(tǒng)家庭，精于刺繡。”那就非索非莫屬了。但證據(jù)呢？

《新女性》1929年第 7期刊有譯自世界語的《家庭》一文，署保加利亞鮑萊諾夫著，鞠馨女士轉(zhuǎn)譯；《唐弢藏書·圖書總錄》收有四冊《世界語漢譯小叢書》，其中一冊是《家》，署保爾耶諾夫著、索非譯。經(jīng)核查，《家》與《家庭》譯文相同，應(yīng)是收入時易名。由此可斷定，鞠馨女士也是索非的筆名。很明顯，這個筆名就是索非用了妻子的名。索非于1929年1月結(jié)婚，就在這一年，他在開明書店出版的雜志上至少發(fā)表了三篇署名鞠馨或鞠馨女士的世界語譯文，這不能不讓人聯(lián)想到此筆名是為了紀(jì)念他倆的新婚而取。

《不貞之花》《遺產(chǎn)》分別刊于《新女性》1929第十期、第十二期，均署“無名”。巴金1931年寫的《秋天里的春天》譯者序中說到索非翻譯了匈牙利尤利·巴基的短篇小說《遺產(chǎn)》，而《世界語漢譯小叢書》第三種就是署索非漢譯的《遺產(chǎn)》。因此，用在《新女性》雜志上的“無名”，可以確認(rèn)是索非。

這樣，可確認(rèn)收入 《幸福的夢》中的13篇世界語譯文，一篇為巴金所譯，11篇為索非所譯。至于《四個音樂家》，未查到有關(guān)資料，可能未發(fā)表。實際上，《四個音樂家》與《小弟妹》《小紅帽》等都是格林童話，筆者認(rèn)為應(yīng)是索非所譯。

篤厚友情，難忘“非兄”與“馨嫂”

至此，似已找到“周姚”。但要確認(rèn)“周姚”與巴金無關(guān)，尚需對《茶房也是一個人》收在集中作出解釋。為此，筆者一度未找到滿意的說法，直到讀到“周文”，才“豁然開悟”：《茶房也是一個人》就是巴金“送”給索非的。他給毛一波“送”文的故事是最好的佐證。

1945年11月初，巴金獨(dú)自從重慶回到上海看望病重的三哥李堯林。從《幸福的夢》付印時間1946年2月20日來看，那時該書開始醞釀、甚至已開始編選。《茶房也是一個人》是巴金剛從法國回滬時翻譯的，那時他住在索非介紹的上海世界語學(xué)會會所；譯文很快發(fā)表在索非主編的 《開明》一卷八號，那時他倆同住在寶光里14號。這次在上海的一個多月，他又與索非一家同住霞飛坊59號，并知道索非將去臺灣；而《幸福的夢》出版時，索非已在臺灣。因此，就像15年前“送”文給毛一波，巴金把 《茶房也是一個人》“送”給索非收入集中，是為了紀(jì)念他倆20年篤厚的友誼。

就這樣，找到的“周姚”就是巴金的摯友索非。“周姚”也有其特殊“含義”：索非原姓“周”，他妻子姓“姚”，“周姚”就是兩人姓氏合成的名字。實際上，這也是筆者最初猜測“周姚”是索非的理由。遺憾的是，索非夫婦最終分開了，巴金為此感到非常難過，但他忘不了與 “非兄”、“馨嫂”在一起的日子，一直珍藏著兩冊《幸福的夢》，到晚年捐贈給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

而在臺灣的索非，一直念念不忘留在大陸的發(fā)妻和一雙兒女，70歲所作《家乘前言》中還留下一句 “鞠馨何辜”？！故紙中的“周姚”以及鞠馨、鞠馨女士等名字，從而成了他倆曾經(jīng)的美好時光最好的紀(jì)念。

《幸福的夢》收錄了索非在世界語文學(xué)作品翻譯方面的大部分譯作，也記載了他為中國世界語運(yùn)動所作的貢獻(xiàn)。后列入萬葉書店的“萬葉兒童文庫”，于1950年10月30日再版。在臺灣的索非，自然無法知道老友錢君匋再版了該書，而他親撰的“編者獻(xiàn)辭”及主編名都是必須刪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