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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8月8日 《申報》刊登《上海珈琲》一文，文章作者稱自己在這家咖啡店里遇到了龔冰廬、魯迅、郁達夫、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 “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見此，郁達夫和魯迅馬上撰文予以澄清。郁達夫在《語絲》“隨感錄”欄目發表《革命廣告》一文，聲明 “這一個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郁達夫……對于奢華費錢的咖啡館，絕跡不敢進去”。緊跟著郁達夫的短文后面是一則 《魯迅附記》，附記中寫道：

這樣的樂園，我是不敢上去的，革命文學家，要年青貌美、齒白唇紅，如潘漢年葉靈鳳輩，這才是天生的文豪，樂園的材料……即使我要上去，也怕走不到，至多，只能在店后門遠處彷徨彷徨，嗅嗅咖啡渣的氣息罷了。你看這里面不很有些在前線的文豪么，我卻是“落伍者”，決不會坐在一屋子里的。

這則附記收入《三閑集》時改題為《革命咖啡店》，成為魯迅與創造社及上海灘文人論戰的又一名篇。

那么，魯迅筆下的這家“革命咖啡店”到底是哪一家？

《魯迅全集》的注釋卻有些“朦朧”，僅注明此文針對《申報》上的《上海珈琲》一文，對這家咖啡店的情況卻沒有進一步說明。查《魯迅全集》書信卷，1928年 8月15日魯迅致章廷謙的信中亦提到此事：

創造社開了咖啡店，宣傳“在那里面，可以遇見魯迅郁達夫”，不遠在《語絲》上，我們就要訂正。田漢也開咖啡店，廣告云，有“了解文學趣味之女侍”，一伙女侍，在店里和飲客大談文學、思想，好不肉麻煞人也。

在這封信中，魯迅明確提到是創造社開的咖啡店。因此，《魯迅全集》中又做了這樣的注釋：“當時創造社某些成員曾開設咖啡店，如張資平的‘文藝咖啡座’、周全平的‘西門咖啡店’等。”這個表述也很含糊。根據1930年3月 10日出版的《出版月刊》第 3號刊登的 《西門咖啡座消息》可知，這家店是周全平開的，1930年2月才開業，顯然不是魯迅所指的那家咖啡店。

其實，根據全集注釋提供的線索，查閱《申報》及《語絲》刊登的相關文章，這個問題不難解決。在《革命咖啡店》中，魯迅抄了一段“革命咖啡店的革命底廣告式文字”，這段文字源于《申報》上的《上海珈琲》一文，這篇文章對這家咖啡店的名稱和地點都有交代：

上海的珈琲店永遠是太凈俗了。上海的茶館永遠是提鳥籠、抽水煙朋友們的俱樂部。雖則若谷先生曾經介紹過巴爾干珈琲店，昨天直先生又介紹了新雅，但總不是我們理想的文藝家及愛好文藝的青年們聚談的地方。但是讀者們，我卻發現了這樣一家我們所理想的樂園，我一共去了兩次，我在那里遇見了我們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龔冰廬、魯迅、郁達夫等，并且認識了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這一家珈琲店名為“上海珈琲”，在所謂神秘之街的北四川路上，并且就在 “新雅茶室”的隔壁。我們渴望著文藝珈琲店的實現的諸同志，一定會歡迎我這一則小小的報告的罷。

所以，《上海珈琲》的標題，并非泛指上海灘的咖啡館，而是特指創造社新開的咖啡店，店名即為“上海珈琲”（日語“咖啡”寫作“珈琲”）。新雅茶室位于四川北路虬江支路口，“上海珈琲”和“新雅茶室”緊鄰。當時的虹口，有不少日本人、俄國人開設的酒吧間、咖啡館、舞廳等，是繼四馬路之后新崛起的娛樂消遣場所，也被視為法租界霞飛路波西米亞情調的延伸。《上海珈琲》的作者顯然也是出于這樣一種趣味，向讀者介紹滬上出現的這第一家“文藝咖啡店”。

此文作者署名“慎之”，不知是哪一位的筆名。自1925年9月22日起，《申報》辟有“藝術界”欄目，朱應鵬任主編，張若谷、汪倜然、查士元、查士驥等都是該欄目撰稿人。自1928年8月6日起，在《申報》“藝術界”欄目下專門辟了一個“珈琲座”，該欄目下先后發表了《張若谷與珈琲》（直）、《臘丁區“波西米亞人的生活”》（復）、《上 海 珈 琲 》（慎 之 ）、《忒 珈 欽谷——霞飛路俄國珈琲店小坐速記》（若谷）、《從郁達夫說到珈琲店一女侍》（若谷）、《珈琲店的女侍》（梧）……這些小品文在 “咖啡”這一舶來品上做足了文章，顯示了當時洋場文人的趣味所在。魯迅和郁達夫認為《上海珈琲》一文是創造社做的廣告，但從行文看，作者未必一定是創造社人士，因為這位“慎之”似乎全然不了解創造社與魯迅、郁達夫之間緊張對立的關系。

對這個咖啡店，鄭伯奇后來的回憶文章里曾提到過一筆：“我在創造社中是分管總務的，創造社的那個咖啡館就是我經辦的，開辦時間約在與魯迅論戰期間，名稱叫上海咖啡店，記得開張后去喝咖啡的人很多。當時上海還有一個公啡咖啡館，好像是外國人開的，左聯成立后開會可能就是在這個咖啡館，因為這個地方一般中國人是不去的，外國人對喝咖啡的人又不注意，比較安全。在我的記憶里好像沒有在創造社的上海咖啡館里開過什么會。”

馬國亮的 《咖啡》一文里說“上海珈琲”是張資平所開，這一說法被很多人引用。1928年5月成仿吾離開后，張資平是創造社的實際負責人，因此這么說也未嘗不可，但不盡準確。1928年7月創造社出版部遷至上海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北首51號，開設出版部并在樓上兼營咖啡店。這間“上海珈琲”屬于創造社出版部名下，是以創造社的名義開的，不能說是張資平個人的。

創造社后期，一方面因出版左翼進步書籍而一再遭到當局查封，另一方面內部人事糾葛不斷，出于種種考慮，出版部在遷移到四川北路虬江路后，順應潮流開設咖啡店。此舉既能緩解經濟壓力，又能吸引滬上文人駐足，一舉兩得。然而《申報》上“慎之”的介紹文章，把論爭對手魯迅和郁達夫拉扯進來，結果引來一頓無情的嘲諷。由于無法查明“慎之”的身份，因此很難說這究竟是創造社有意為之的廣告，還是這位作者不明情況，無端多事而捅了馬蜂窩。

我們知道創造社最終被查封是在1929年2月，但被查封的原因卻不明。1929年2月5日 《申報》第十五版刊登一則 《大學教員與女招待沖突》的報道，發生沖突的地點正是四川北路口的 “上海珈琲店”。當時滬上一些報紙對“上海珈琲店”女侍風波進行了添油加醋、無中生有的報道，而創造社也恰在此時被查封，不能不讓人感到二者之間有著一定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