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的中國文壇，散文創作十分繁榮，然而好作品不多，精品尤其稀少。究其原因在于理論的缺失，沒有理論的燭照與支持，散文創作必然失去方向與支點。翻檢歷史，中國古代的散文創作是有理論支持的，唐宋八大家，是有理論的；明清小品，是有理論的；“五四”以后，把西洋散文理論引至中國，而與中國固有的理論相融合，也是有理論深度的。

然而，在討論理論之前，首先要厘清散文究竟屬于何種文體？是虛構文體，還是非虛構文體？這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需要分析與研究，也就是古人所說的“辨體”。不厘清文體，散文便難以健康發展。

散文是語言藝術，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自我敘事”，生活中有多少種類文體，散文也就有多少種類。

相對小說、詩歌、戲劇界定清晰，具有固定的文體模式，散文則界定模糊，沒有固定的文體模式。 一篇回憶錄既可以是小學生作文《我的難忘的老師》，也可是魯迅的名篇《藤野先生》 。兩文均是第一人稱，均是回憶錄，就文體樣式而言，并無區別，然而前者屬于實用語體，也就是應用文，后者則不僅是實用文體，而且升華為文學作品，并且是文學經典。

這說明，散文既可以是實用語體，也可以是文學文體，而正是由于散文的實用性，決定了散文的真實性，散文作為人們日常生活交往的媒介，是不能容忍虛假的，這是社會中人與人互信的契約，不屬于理論問題。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由于實用性的原因，決定了散文的真實性。所謂真實性，包括這樣幾個因素：

1、真實作者；

2、真實事件；

3、真實情感。

如果喪失了這些真實因素，散文作為一種沒有固定樣式的文體，應該如何界定？就是說，與小說、詩歌、戲劇相比較，散文的本質在于真實，這是散文與其他文學樣式的根本區別。

從敘事學的角度，在小說中，作者通過敘述者講故事，魯迅的《孔乙己》，作者通過一個小伙計講故事，敘述者是作者虛構的產物，作者與敘述者是可以切割的；而散文則否，作者就是敘述者，沒有作者與敘述者的區別。魯迅的散文《阿長與山海經》，便是魯迅直接進入文本，魯迅就是敘述者，魯迅自己講故事，沒有作者與敘述者切割的可能性。散文與小說的區別就在于此，散文的界定也在于此。這既是敘事學對散文文體的理論規范，也是散文源于實用文體的倫理要求。

至于散文的虛構，或者說非虛構自我的散文與虛構自我的散文，則要從散文的特征說起。

散文的特征是：

1、個人自述。作者就是敘述者，作者直接進入文本，敘事圍繞真實的個人展開，因此敘事是真實的，情感是真誠的；

2、情節淡化，敘事風格輕松、自然；

3、似乎不那么注重敘事技巧。這三個基本特征，決定了散文的文體特征。

但是，當文體產生以后，文體便獨立開來而呈現異化現象。這就是說，由于這些特征，有些第一人稱、情節淡化的虛構作品有時被歸至散文范疇，然而這是散文傳播過程中的文體異化，不應該逆向推理。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新問題，有些作者有意識地利用虛構，作為吸引讀者的手段。這就是說，作者創作了一個敘述者，作者與敘述者分離了，這里敘述者是虛構的，即：虛構的敘述者。繼而，在這個基礎上又產生了一個新問題，既然如此，這些作者為什么不把自己的作品劃歸小說的范疇呢？原因很簡單，如果歸至小說，這些作品由于藝術水準，大多并不被讀者認可，而如果歸至散文，則會借助讀者認為“散文是真實的”的閱讀心理 ，而產生虛構文學所難以企及的藝術效果。

這樣，在散文創作上便出現了不同立場: 有的作者堅持非虛構，而有的作者則肆意虛構，在文體上，相應地出現了虛構作者散文與非虛構作者散文，這樣兩種不同類型的散文。后一種，雖然違背了散文本質，但卻具有散文特征，這樣的散文不妨稱為“類散文”，即：“類似于散文的散文”。

為文之事，微妙精潔，變化多奇，何者為真，何者為假，只有作者自己知道，讀者當然難以知曉。虛構的散文作品問世以后，受到讀者喜愛，這樣的例子確實存在，而且不乏其例，甚至可以獲得文學大獎，這也是事實，所謂“存在即合理”。那么，應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道理很簡單，當著作品確實擁有較高的藝術價值，讀者喜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讀者知道本應真實的作品是虛構的，或者會產生另一種心態，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虛構的散文作品獲獎，則說明散文界的混亂，因此需要進行必要的澄清。

中國有一句古話：“修辭立其誠”，誠，與真誠同意，真誠就是從心底感動自己，也感動他人，而真誠的基礎是真實，所謂真實就是與事實相符。散文不僅是文學作品，而且是作者的心靈播映與時代風云的投影。仍以范仲淹的《岳陽樓記》為例，讀其文不僅使我們感到作者的心曲的悸動，而且投射出其時士大夫憂國憂民的精神品格，這樣的藝術魅力，是非虛構作品難以企及的。時代呼喚這樣的散文，溫暖、美好、高尚而又真誠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