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葉煒的“裂變中國三部曲”是傳統純文學作家與網絡文學親密聯系的探路之作。小說在人物設定、語言的運用以及敘事結構與類型的創新上，實現了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的無縫對接，將網絡文學的輕快簡潔、傳統文學的深刻內涵融于一體，其嘗試是比較成功的。“裂變中國三部曲”為讀者帶來了一片清新亮麗的色彩，讓我們看到了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融合的可能性。

[關鍵詞]“裂變中國三部曲”；人物；傳統與轉型

邁克爾?伍德在論及昆德拉的小說人物時曾指出：“人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們的需要對我們而言是否真實，我們是否能夠想象他們的人生。所有令人難忘的小說人物，既是真實的，也是想象的歷史片段，是搜集起來用語言重新創造的歷史的片段，所以他們像我們見過的人，而且比這更好的是，也像我們還沒見過的人。”[①]葉煒“裂變中國三部曲”中的人物設置恰恰正是“像我們見過的人”，“也像我們還沒見過的人”。

在小說《山西煤老板》中，作者在前三章寫了“煤老板的‘帝王’生活”、“一千萬撂倒美女主播”、“五千萬玩轉首長秘書”，大量描寫了王大力與美女主播、首長秘書交往的細節，細致展開了煤老板與女主播的性愛心理和對話。在后面的章節中，作者也對王大力的老家“小故宮”進行了較為詳盡的刻畫。毫無疑問這些場景和細節是作家YY出來的，通過煤老板的揮金如土、對美女的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滿足讀者的閱讀體驗，讓讀者在角色體驗中獲得爽感，同時揭露煤老板的土豪本色。王大力作為主角，從一開始就帶著主角光環。他雖然惡事做盡，但他絕頂聰明的頭腦卻讓讀者對他恨不起來。

《糖果美不美》是“裂變中國三部曲”中最具有網文特點的一部。小說以大學畢業生趙蘭亭和夏晴的愛情起筆，講述了鐵礦主及其下一代兩代人的愛恨糾葛，全文圍繞著養女江楚楚陰謀的鋪墊、實施以及收尾，將富二代與貧二代們的生活一覽無余地鋪設在讀者眼前。小說中，江上風的私生子趙蘭亭從一開始就好運不斷。先是在米貝的大酒店中打工，無意中被米貝發現，意外升職加薪；繼而又被江上風看中，極力表示愿意在自己的公司為他安排職位；其后米貝又將其書畫作品懸于酒店大廳，名聲喧噪一時；接著又發現了自己的真實身份——江上風的親生兒子，億萬家產隨之而來；即使是被江楚楚陷害至鋃鐺入獄，作者也依然給了這個原本出身草根的毛頭小子以好運：江楚楚幡然悔過，并主動放棄了對江上風的依附。在整部小說中，趙蘭亭幾乎并沒有做出多大的努力，就實現了由普通青年到“貴族”的逆襲，在他身上所發生的一切好事都是不請自來的，這一角色經歷的是“開掛了”的人生。在這部男性向的小說中，趙蘭亭從草根到富二代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其草根出身拉近了趙蘭亭與讀者的距離，從而使讀者產生代入感，并在閱讀的過程中獲得“逆襲”的爽感。

小說《貴人》講述了剛畢業的女研究生唐果果從報社職員到擔任編輯部主任的升職歷程。很明顯，《貴人》所面向的讀者群是初入社會的職場新鮮白領，唐果果的背后是千千萬萬個像她一樣渴望成功的職場新人。他們渴望能夠遇到一位人情練達的長輩，對待自己如師如友，在自己迷茫困惑的時候施以援手。小說里的“煙雨江南”正像是神話中的仙人一樣，洞曉唐果果身邊發生的事情，并且總能及時地給出正確的建議。最為關鍵的是，這位神秘人物不僅僅是一位“貴人”，更是唐果果的保駕護航者——即便是在他與唐果果對話之初，唐果果的態度不勝厭煩和憤怒，他也沒有放棄對她的幫助。在小說中，葉煒給他的讀者們營造了一個美麗的夢，在這個夢里，他們可以在職場上肆意縱橫，而背后的“貴人”可以給他們提供無限的安全感。

當下中國的網絡小說有穿越、仙俠、玄幻、都市、職場等30多種類型。“小說創作中的模式套路是類型小說在創作實踐中逐漸形成并被市場證明行之有效的創作方式”。[②]在網絡小說創作領域，對類型化小說創作的借鑒是不可避免的。小說《貴人》繼承了職場小說的一貫模式，主人公唐果果從一個較為低級的職位開始打拼，經歷種種競爭和事件以后，迅速成長為較高職位的編輯部主任。《糖果美不美》圍繞著富二代話題講述了兩代人在大都市中的迷茫、掙扎、愛恨情仇，是典型的都市愛情小說。難能可貴的是，作家不僅繼承了類型化小說的創作，在這一過程中，還創造了新的網絡小說類型，即《山西煤老板》。韋勒克、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說到：“文學的種類是一個‘公共機構’，正像教會、大學或國家都是公共機構一樣……一個人可以在現存的公共機構中工作和表現自己，可以創立一些新的機構或盡可能與機構融洽相處但不參加其政治組織或各種儀式；也可以加入某些機構，然后又去改造它們。”[③]顯然，《山西煤老板》是作者獨立創造的一個“公共機構”。小說立足于山西煤改的大背景，將目光聚焦于煤改前夕一位小型礦主王大力的上躥下跳，詳細而刻薄地表現了煤商與官府勾結的種種罪狀，涵蓋的內容可謂寬廣。小說在行文之中揭開了官商交易的黑紗，客觀表現了貪官和奸商的草菅人命、無法無天，遇難礦工家屬的投告無門、老百姓對煤礦的不堪其擾卻又毫無辦法，將地方小官和小老百姓為幾萬元而出賣同胞、禍害人民的丑態表現得淋漓盡致，令人觸目驚心。作家在作品中所展現的情懷和格局以及對于人性的反思使得作品讀起來頗有厚重之感。從類型上來看，它既不是商業小說，更不是官場小說，而是將兩者融合重塑之后所創造的新型小說。

不可否認的是，對于一位長期執筆寫作的傳統型作家而言，要想改變寫作的風格實際上是很難的，而葉煒的“裂變中國三部曲”打破了這一常識。這三部小說無論是對網絡小說輕松化閱讀的把握，還是對類型化創作的拿捏，都很到位，作家也在很大程度通曉讀者的心理并滿足了其對于爽文的追求和閱讀期待，實現了由傳統小說向網文的飛躍。

在《兩駕馬車與雙線合一——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融合論》一文中，葉煒提出了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無鴻溝的觀點，并且在“裂變中國三部曲”中作出了實踐努力。正如作者所說“無論是傳統文學（純文學）還是網絡文學，在本質上都是作家的精神創造，兩者之間是可以互相借鑒互相融合的。”[④]筆者以為，在“裂變中國三部曲”中，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的相互借鑒相互融合主要體現在語言的融合以及敘事方式的轉變上。

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園”。無論是在傳統小說還是網絡小說中，語言都是其中不能忽視的一個因素。“傳統寫作的時間是毋需太多控制的，作者完全可以從容選用一種新穎、奇特的語言來表達思想和描繪形象，達到字字珠璣。表達中講究含蓄性、多義性、復雜性，它需要讀者保持距離來進行思考和重讀。……網絡寫作只是一種自我的需要，甚至是純粹的自我感覺的表達。語言在表達中少了許多分量，少了許多清規戒律，進入了人一種自我表現的直率狀態。”[⑤]通觀“裂變中國三部曲”，可以看出，作家實際上在敘事語言的風格上與以往的創作相比變動較大，語言表達的簡潔性、輕快性、直率性明顯增強。小說《山西煤老板》所采用的語言是典型的網絡化語言。小說通篇緊緊圍繞主角王大力展開，語言干凈利落，傳統文學中常見的抒情、議論在這部小說中幾乎沒有。正如作家所說：“我試圖擠掉這部小說語言的所有蕪雜，只留下有分量的‘干貨’”。[⑥]但是，作家在行文之中也并沒有完全放棄傳統文學的語言表達，而是將傳統語言與網絡語言相融合，形成了輕快直率性的新型網絡語言模式。《山西煤老板》中人物的取名藝術是這種新型網絡語言模式的典型代表，如：王大力、孫縣長、老財（火葬場員工）、董（“懂”）記者（礦難事件央視記者）、孫二愣（郎當村村長）等等，作者借用傳統文學常見的諷刺手法，通過人物姓名的標簽化，以最直白淺顯的語言方式不動聲色地表達了作者對于這些人的嘲諷。

“敘述既是故事，而故事講述的是人、動物、宇宙空間的異類生命、昆蟲等身上曾經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情。也就是說，故事中包含一系列按時間順序發生的事件，即敘述在一定時間之內，或者更確切的說，在一段時間內發生的事件。”[⑦]根據這段論述，不難發現，“裂變中國三部曲”所采用的仍然是傳統文學的線性敘事。“裂變中國三部曲”的三部小說，仍然是以一條線索貫穿始終，仍然遵循傳統文學的起承轉合、層次分明等基本法則。但不同的是，作家的關注視角由厚重的歷史視角轉移到了個人身上，敘事模式也從大敘事轉為網絡文學個性化的小敘事。在“鄉土中國三部曲”中，作家所關注的是整個中國鄉村的變遷史，其作品所承擔的是對于人與地關系的反思，對于鄉土中國堅守者匱乏的恐慌，而到了“裂變中國三部曲”，作家則不再考慮這些，他所關注的僅僅是存在于真實的現實生活中的小人物。《糖果美不美》講述的是一個都市家庭的事情，《貴人》講述的則是一個小職員的升職故事，而《山西煤老板》關注的是萬千煤老板中一個小型礦主的經歷。當然，作家在將敘事轉向網絡小說敘事視角的同時，并沒有完全遺忘傳統文學的大敘事，這表現為小說大背景的設置。《山西煤老板》的背景是全國煤改，煤老板王大力的一切活動都是在這個前提下進行的；而《糖果美不美》的背景則是我國鐵礦和樓市的動蕩，以及高校學生的畢業就業難現狀。因此，盡管在寫作中作家的主旨是以讀者“悅讀”為目的，“裂變中國三部曲”還是表現出對人際關系變革和各種社會問題的關注，表達了傳統文學中常見的現實關懷與歷史反思。

葉煒的網絡小說創作嘗試將網絡文學的輕快簡潔、傳統文學的深刻內涵融于一體，其轉型是比較成功的。其作品也為讀者帶來了一片清新亮麗的色彩，讓我們看到了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融合的可能性。

①[英]邁克爾·伍德：《沉默之子》，顧鈞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第98頁。

②湯哲聲：《網絡小說入史與中國當代文學價值取向的思考》，《小說評論》2016年第2期。

③[美]勒內·韋勒克、奧斯汀·沃倫：《文學理論》，劉向愚、刑培明、陳圣生、李哲明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2頁。

④周志雄編：《中國網絡文藝作品評論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289頁。

⑤歐陽友權編：《網絡文學論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頁。

⑥周志雄編：《中國網絡文藝作品評論選》，第289頁。

⑦[美]阿瑟·阿薩·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生活中的敘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頁。